暗访十年2-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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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整天呆在这里不去找，工作就会来找你？”
另一名男子不服气地说：“可是，我们这里就有人拉到业务了。”
我看着他那张长满粉刺的脸问道：“你是女人吗？你有……”后面的话我觉得不合适，就再也没有说。
老板大概听到了我的说话声，他左摇右摆地艰苦卓绝地走出来，指着我说：“你……”
我说：“我怎么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电话，拨打了一串号码，然后说：“这……这……”
我估计他是找人打我，凭他一个人，我一拳就能打他一个跟头，让他骨碌碌滚到门外，可是他要找人，我就害怕了。
我一步跨到了门外，他缓慢地转过身，晃晃悠悠地伸直手臂，想拦住我，没有拦住。他继续对着电话说：“这……这……”
我沿着楼梯跑下去，等到他“这”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跑到了一楼大堂。
我没有再去那家尖尖鼻子工作的职介所，我担心尖尖鼻子会给我冷脸色，她那张漫长的脸让我恐惧。
我游荡在火车站前的一条大街上，这条大街上的店铺除了色情发廊就是职介所。白天，职介所的门口人头攒动；夜晚，发廊的门口鬼鬼祟祟，所以这条大街上一天到晚都是人群，都是怀揣着不同目的和动机的人群。
这里充斥着小偷、妓女、骗子、逃犯、乞丐，还有地痞流氓，这里危机四伏，所以我特别小心。
有一天，我在一家职介所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正在看着悬挂在墙上的招聘职位，她还是穿着那条蓝色的裤子，那件粉红色的上衣，头发略显杂乱地披在脑后。她是阿香。
阿香看到了我，也感到很意外，她问：“你也在找工作？”
我含煳地回答了她，然后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
那时候已经快到黄昏了，也是火车站和周边地区人流最多的时候。阿香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过马路的时候就小心地拉着我的衣袖。我感觉她就像个孩子一样。
我们一路走着，远离了火车站，来到了一个广场边。此刻，华灯初上，广场里是悠闲散步的老人，排队轮滑的孩子，呢喃私语的恋人，广场边的马路上，是一辆辆疾驶而过的轿车，轿车里坐着衣着整洁的人们。高空中的楼房里，一家家窗户次第亮起。楼下的店铺里，一家家酒吧的彩灯闪闪烁烁……然而，这些和我们都没有关系，这是城市里的生活场景，而我们现在饥肠辘辘，我们是来到这座城市讨生活的乡下人。
我们找到一家卖云南米线的地方，这是这条大街上最便宜的一种饮食。阿香看着那些颜色古朴的桌椅，看着装饰豪华的屋顶和墙上张贴的大幅米线宣传画，犹豫了一会，才跟着我走了进来。
坐在桌子边，她显得很胆怯。可能她平时只是在街边小店吃饭，从来没有进来过这样的饭店，从来没有在饭店里坐着高桌子低板凳吃饭。
米线要先付款后吃饭，阿香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粗糙的钱包，这种钱包一看就是夜晚街边五元一个的地摊货。她要抢着和我付钱。她说她年龄比我大，应该由她来付钱。服务员掩着嘴巴笑了。我偷偷说：“别抢了，人家会笑话的。”她才犹犹豫豫地把钱包塞进口袋里。
米线端上来的时候，我随口问道：“你有多大？”
她说：“33岁。”
我大吃一惊，她皮肤粗糙，额头皱纹密布，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10岁啊。
吃完了米线，我们来到了广场上。我们坐在花丛边的连椅上，任夜晚习习的凉风吹着额头沁出的汗珠。
阿香说我从那家电话直销公司走后，她也离开了。和她一同离开的还有好几个人。大家在这里上班，没有拉到一件业务，走的时候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
阿香的家乡在东北，她以前在一家国营工厂上班。她独自来到南方已经6年了，6年来，她还没有回过一次家。
阿香向我说着她的过去，身边走过了一个少妇，少妇手中牵着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风吹着少妇的连衣裙和又黑又直的披肩长发，显得风情万种。少妇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看起来她的生活很优裕。
我看到阿香望着少妇的眼神很凄凉。
10年前，阿香在那家国营工厂的宣传科工作，她每周的工作就是编写一期不到一千字的新闻简报，登载一些“形势一片大好，工人干劲冲天，车间生龙活虎”之类的废话。
阿香是一名中专毕业生，那时候的中专学生也被认为是天之骄子，那时候的中专学生还分配工作。阿香从这座工厂的子弟学校走出去，又回来在工厂上班。
业余时间里，阿香喜欢写诗歌，她的诗歌曾经登载在那时候很有影响的一本叫做《星星诗刊》的刊物上，也是因为这首十几行的诗歌，阿香被分配在工厂宣传科。
那个年代的文学还很神圣。那时候，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找到一个好媳妇；因为发表了一篇小说，就能调到好工作。那时候的文学青年是万人瞩目的对象，是人们崇拜的偶像，不像现在，文学青年成了迂腐与顽固的代名词。
10年前的阿香应该很漂亮，她说那时候她每天早晨打开办公室的房门，就能看到从门缝塞进来的情书。那时候的情书也都会折叠成鸽子的形状，暗指“鸿雁往来”，而情书的内容也写得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而现在，情书也已经绝迹了。干瘪无味的手机短信代替了那些诗歌一样的语言。
10年前的阿香有很多梦想，她说她几乎每天下午下班后，都会独自来到工厂后边的草地上，在那里静静地坐着，望着夕阳西下，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还有远处起伏而飘渺的山峦。她在想：山那边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有时候，飞机从头上上的云层间穿过，阿香痴痴地望着，看着飞机消失在遥远的天边，阿香总会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飞机？
10年过去了，阿香还在做着坐飞机的梦想。
我说，我小时候和她一样，不过我们那里是山区，我也经常站在村口的崖畔上，望着层层叠叠的山峰，想着山那边的世界。我们那里很少有飞机从空中飞过。每次有飞机出现，大人小孩都会追着飞机跑出很远。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我觉得我很长时间再也没有说过那么多的话，可能由于共同来自外地，共同在这座城市漂泊，一下子让我们之间没有了隔膜，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外乡人”；我们又有两个相似的名字，一个叫“打工仔”，一个叫“打工妹”。
我们还说起了小时候的生活。那时候我们那里很穷很穷，我小时候好像很少吃饱过，那正是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孩子们的主食就是红薯和玉米面。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背着一布袋的红薯和玉米面馒头。冬天的时候，玉米面馒头又干又硬，结着一层冰渣，都能把狗砸死，而我们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却连这样恶劣的饭食也吃不饱。后来，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能吃饱饭了，我们也能吃上了麦面馒头，我那一年的夏天个头一下子窜高了十几厘米。那年秋天去外公家的时候，外公抱着我又悲又喜：“我娃以前恓惶的吃不饱，现在吃饱了，个头长这么高了。”
那时候的我是农村户口，阿香是城市户口，那时候的工厂比农村要好很多倍，阿香说那时候她从来没有过挨饿的感觉，她是穿着天蓝色的裙子和白色衬衫，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读完小学和中学的。
那时候我们的信仰是 “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即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
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几个来自几百里外的煤矿上的孩子，他们都穿着料子衣服，吃着白面馒头，说着我们羡慕的普通话。他们几个人是一个小圈子，他们从来不和我们农村孩子在一起，甚至连我们正眼也不多看。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他们的父母是煤矿工人，我们的父母是农民；他们的家乡在城镇，我们的家乡在农村。巨大的差别让坐在同一间教室里的人，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后来，我看了这几年一些优秀的电影：《站台》、《阳光灿烂的日子》、《孔雀》、《青红》……这些电影都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里的城镇年轻人的生活，他们的迷惘，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可是，有谁会关心那个特殊年代里农村年轻人和农村孩子的生活，他们的痛苦更深，他们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在他们的眼中，这些城市人的迷惘、痛苦和挣扎都是幸福。他们才是坠入最彻骨的寒冷和黑暗中的一群人。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一部反映那个特殊年代农村生活的电影啊。
夜半时分，广场上的人渐渐少了起来，大街上的车辆也愈来愈少，喧嚣渐渐淹没在了浓浓的夜色中，空气似乎变得纯净凉爽，有背着行李找工作的人，还有提着塑料编织袋的拾荒人，慢慢聚集到了广场的连椅上，他们躺下去，在这里度过一个安谧而满足的夜晚。
阿香轻轻地唱起了小时候的流行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泉水叮咚响》、《熊猫咪咪》……她唱得很动情，我看到暗淡的路灯光下，她的眼角泪光闪闪。
我的心中也充满了惆怅。
阿香后来在东北结婚了，她的丈夫是工厂的生产能手，一直在追他。结婚后，他们生活很平静，有了一个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生活也许会一直按照已定的轨道前行。可是，那年，工厂实行改制。改制后的工厂变成了公司，公司成为了厂长的私有财产，一直做宣传工作的阿香遭遇了下岗。
再后来，丈夫在公司有了相好的，有一次阿香回家时，在床上捉到了赤身裸体的他们。丈夫跪地求饶，但是阿香意志如铁，她坚决离婚，把房子留给了丈夫，背着一个包裹就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南方。
南方的生活并不像她设想的那么美好，这些年她做过各种工作：保姆、商场收银员、传唿小姐、服装厂员工。最后因为服装厂拖欠工资而离开了。
阿香说，她现在最想看到的是故乡的火烧云，漫天燃烧，蓬蓬勃勃，而在南方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可惜她没钱回家，每年春节的时候，她身上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开往东北的火车票。
我也说起了我的生活，我家中的窘况，我孤苦的母亲和生活困苦的弟弟妹妹，还有我以前在北方那座省城做记者的情景。那时候，我住在城中村，村口有一家买汤圆的小店，每天夜晚我回家的时候，都能看到那家小店的火炉上煮着一锅汤圆，汤圆漂浮在水面上，散发着浓香，一元钱八个，八个一碗，可惜，我每次吃那一碗汤圆，都要犹豫再三。
阿香和我一样，这些年来怀揣着一个个梦想，而梦想又一个个破灭。旧的梦想破灭了，新的梦想又会诞生，我们怀揣着梦想，在这个城市顽强地生存着，拼搏着，咬牙坚守着。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
阿香说：“我已经回不去了。”
我说：“我也回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