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芭茅一样生长-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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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有一阵子，我大姨的三儿子老三，和几个朋友也天天到“球馆”来操练。老三早走上社会了，做着茶叶一类的小生意。碰到了几回，老三惊讶地问我，不是快中考了吗，你还读不读书啊，天天打这个，哪来的钞票。我说，你可不能告诉我家里。老三吓唬我，下回等姨父来，我就是要当面问问清楚。我说，你别让我恨你。老三诚恳地说，你再打下去，读书就废了，自己可要想好。
不知道是老三没出卖我，还是父亲母亲一直没到大姨家去。总之，一直风平浪静。
唐树忠走后，我就陪尤丁高打。多数时候是尤丁高请我打。尤丁高再一走，我突然失去了伴。然而，还不止是伴的问题，因为打球要钞票。老三问得对，哪来的钞票。
卫兵的黄鳝顶了一阵子。是我跟卫兵说，卫兵，黄鳝不换面条了吧，换台球打。卫兵让我去找那老板说。老板想了想说，什么时候不忙时，可以。什么时候不忙呢。难说。我和卫兵提着黄鳝好生地在一旁等，一等有时就等一个下午。等好些次，等到了。打了几次，老板说不要黄鳝了，我又不开馆子店，吃多了成黄鳝精啊。老板这一说，“黄鳝换台球”计划就从此泡汤了。
这就必须说到另外的事，我赚到了钞票。
具体地说，是这样的。打关牌，扑克牌。输家出米，赢了的人就把米拿到乡政府街上的店里卖掉，换成现钞。看起来赌得并不大，一次输赢也就斤把子米。可是赌得频繁了，累计起来输的不少，赢的也蛮可观。
我们一小伙同学，有自己班的，有（1）、（3）班的。常常大半天大半天，有时候一整天一整天，反锁着寝室的门，猫在床上打牌。当然不用说，包括我。而且不知怎么回事，我一直手气非常好，一抓就是两个三个“2”，对子多，连对多，我成了最大的赢家。提着赢来的米，我想也没多想，抄小路就下去卖了，然后直奔“球馆”。
哪里想到出事了。
不是我出事了，是别人出事了，牵涉到了我。
那一阵子，学校的学生宿舍常遭窃，也就是学生的箱子隔三差五地被人给撬了。贵重的东西倒是没有，丢的一律是米，带到学校食堂蒸饭吃的米。丢了米的学生，自然无法安心学习了。这事引起了学校的重视，经过几个昼夜的蹲坑守候，终于逮住了行窃者。
原来也是学生，就是我们一小伙中的某几个。学校一审，那几个人根本不是偷米吃，而是偷了米拿到街上卖，换了几元几角的钞票，付赌资。对了，打牌的输赢规则后来作了调整，赢家不要米了，一来太麻烦，二来卖米还有被撞到的危险。于是改作付现。于是，就有他们偷米卖的行动。
学校顺藤摸瓜，把被供出的参与赌牌的学生全揪了出来。然后报校长批准，张贴布告称要全部开除，其中便有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只赌，绝没有参与他们的撬箱行动。
那天，布告黑名单上所有的学生被列成队，站在操场中央的电线杆边，学校有示众的意识。电线杆上挂了一个大喇叭，播通知，放运动员曲做操，也放歌。那天在放《一无所有》，不知道谁唱的。沙哑的、粗犷的声音让人振聋发聩。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歌声中我泪流满面，而他们都很不屑地看着我，为我的多情和没用。我低着头，不知所措。要是就此被开除，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父亲。我想着的是父亲的惩处，而不是我的前途。我似乎从没想过我的前途。
所幸的是张校长发现了我。张校长来到我们身边，看到了我，一脸的惊讶。他指了指我，一句话也没说。也许在瞬间，校长认真地想起了我，一株他曾经大加赞赏、觉得很有希望的苗子，或者是念及到我父亲曾经是他的同事。或许校长还想到了那节数学课，我做出了一道盛饭没有做出来的题目。总之，校长转身过去，就有了我们的被网开一面。
天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的叛逆和蜕变。
我成绩曾经那么好，不存在自暴自弃的心理。我们家里不比别人家穷，能保证正常的生活和学习开销。老师们大多也都很关爱我，寄予我深切的期望。没有任何的刺激和意外迫使我学坏，而事实上，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坏学生。
父亲终于听说了，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父亲暴跳如雷，扬言要劈了我。我害怕极了，根本不敢回家去。于是就找种种借口，什么补课、考试啦，让后门的鬼子、村子里的礼花他们，为我捎菜捎米到学校来。初三嘛，忙是应该的。即使没有捎，有那么多亲戚在附近，有土城的保障，也饿不死我。
我哪里知道，父亲会亲自到学校来，找教导主任、校长、班主任。而且，父亲连着三天到学校，连我的声音都没有听见。不是我有意躲他，确是我压根儿就不晓得父亲到学校的事。气愤中的父亲在回家前与尤老师作了一次深谈。尤老师虽然历数了我的种种不是，包括抽烟、逃课等等。但尤老师竟然说了和杨伯伯当初一样的观点，说我有潜力，将来上个大专没问题。尤老师最后跟我父亲说，不要过度增加他的压力，物极必反，特别是不要太暴力，关键要靠内因，靠他自己的认识和主观努力，他的底子在，不要着急，来得及。
父亲听进了尤老师的话。
父亲到学校来的本意也就是和他们一起，寻找挽救我的路子。父亲有这耐心，已经超出我的意料了。大概鉴于我曾经是年级最闪亮的星，父亲这一行有了结果。张校长、肖主任、尤老师，他们达成了一致的认识，就是万一临考前不行，就让我病休一年，一来以观后效，多一次机会，二来还可争取再长些个头，因为按我现在的身高报考师范还达不到男生最低的标准。做了多年赤脚医生的父亲，在卫生系统是有一些熟人的，开张病休证明估计不会太难。
对这一切，我蒙在鼓里。
尤老师告诉了我父亲来的事。尤老师说，回去一趟吧。我知道大难已经临头，躲也躲不过了。在一个周日，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已经久违的家。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挨父亲的揍，要劈就劈吧，劈死了痛快。我突然想到尤丁高说的，活得累，也没有什么意思。从小到大，我没少挨父亲的揍，欺负妹妹弟弟了，跟大人顶嘴了，偷着下河游泳了，嚷着要跟大人去别人家吃饭了，父亲都会揍我，而且毫不留情地下手。
老天有眼，父亲不在，迎接我的是母亲。
一向温和的母亲，那一回却铁青着脸，变了样子似地盯着我。母亲问，你那几天去哪儿了？我装糊涂说，哪几天。母亲说，你父亲上学校找你啊。我低下头说，没去哪儿，在学校上课。母亲突然大了声音，你没上课！我低声狡辩，上了。你说谎，我去查过了，你躲在堤坞一个同学家打牌。母亲竟然去查过了，我一时语塞。
叭！母亲抬手给了我一记耳光，狠狠的一记耳光。长这么大了，记忆中母亲从未打过我。我愣了，看见两行泪水流出了母亲的眼眶。我突然失声痛哭。
母亲和我面对面地站着，也不理我，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许久母亲开口了，还有近两个月，你加把劲吧。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
后来我想，那一个周日如果父亲在家，可能会改变我人生的走向。如果父亲往死里揍我，只能增添我更多的反叛，只能让我陷得更深。在那以前，父亲的惩罚已经太多了，多的已经不能奏效。因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尤老师跟父亲说的话，尤老师没告诉我，就是告诉我了，父亲也未必真的照做。所谓刚与柔，所谓相生与相克，这是生活中的哲学，母亲那一记耳光太珍贵了。
23重点班
中考前一个月，是毕业考。毕业考顾名思义就是考毕业证，几门主课都考及格了，就有毕业证发。我们的毕业考和农中的预考不一样，预考也在升学考试前一个月考，但它是筛选性的，只有进入前多少名才获得升学考试资格，余下的都淘汰了。
我知道自己毕业考考得不好，可是没想到会考得这么不好。生物和化学合卷，我差不多是交了白卷，因为有把握的只有几题。那天到楼上去看分，我缩在一伙同学后面，像个胆小的贼。我惊讶自己那时连羞耻心也没有了，要知道我可是当年的年级冠军。从那个巅峰的宝座一落千丈，沦到了这等地步。在一张生化合卷面前，我和洪大、赵正果，如果赵正果还在班上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孙和钱老师一眼看到我，大声嚷了起来，哎你怎么搞得，怎么考得，我们大跌眼镜了。我低下头，尴尬万分。如果有条地缝，我恨不得钻进去。孙老师这一嚷，大概唤醒了我的一点点羞耻之心。是啊，我竟然还敢来看分。他举起登分表说，十五分，十五分，两个鸡蛋都买不到啊。
说完孙老师自觉得好笑，咯咯咯地先笑了起来。同学们也想笑，或许有我在，或许还没看到自己的分，心里没底都不敢笑出声来。
孙老师并不教我生物，也不教我化学。教化学的熊老师不住学校，而生物老师和孙老师住一间，他们是师范一届分来的。孙老师喜欢打篮球，就教体育。生物老师没在。我怯怯地说，孙老师，我帮把登分表带给尤老师吧。孙老师早认识我，早在我大红的时候，参加学校“两语一数”竞赛，他是监考老师之一。他就记得了我，一棵苗子。这是他的原话，在一次向农中的一个老师介绍我时，他就这么说的，一棵苗子。
苗子眼看着就枯了，甚至快枯死的样子。
孙老师拍拍我的肩膀，拿去吧，回头我跟你们生物老师说。从三楼下来，清风徐徐，我却昏沉沉的，像没有睡够，又像心里堵住了，慌。满山红开在操场的坎上，红艳艳的，张扬着生命的灿烂。满山红，一种贱花。墓地上有，往岗上去还有，远处的坡上都有。贱是生命力顽强，无需多少呵护的意思，当然也有不值钱的意思。
我突然觉得，我挺像其中的一朵满山红，贱。短暂的红火，然后蔫去，掉落成泥。没有人会再关注我，没有人会再呵护我，而谁都在抛弃我。
问孙老师要登分表，是我顿生的一个歹念。生物老师没在，真是太好了，给了我无比好的机会。走到大礼堂门口，我左右环顾，没有人。我迅速地蹲到地上，掏出圆珠笔，在“1”字上添了一横，改成了“7”字。现在，就是七十五分了。我站起来，仔细地看了看，对自己的改动非常满意。上天有眼，要是考二十五、三十五分，我想改都改不了。
初一那年，我改了一次成绩单。其实人还没到家，父亲就知道了我的数学分数。村子里那个顶职的林老师，论辈份算又是我的同姓堂兄，他后来调到了我们学校做实验室保管员。他有着我们那时没有又巴望着有的自行车，我还在安鹿坑岭流汗时，他就到了村子把分数告诉了我父亲。待我到家，递给父亲看时，父亲显然就很容易地发现了我的恶劣。一餐“板栗”，让我吃得饱饱。吃“板栗”，是一种受罚。父亲的手指头弓着，用力敲我的头。
那次是“6”改成“8”，有些难度。我想把六十多分改成八十多分，结果是看上去的确有痕迹。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