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芭茅一样生长-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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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班主任换成教英语的程老师，一个帅小伙。更难得的是，程老师竟然也会说我们当地的话，闽南话。这就有了天生的亲和力了。多少山外来的老师，呆了几年也就学得会一两句“吃饭”“玩”这样的话，略听得懂一些日常问候语句，因为闽南话太难了。语言上的距离，有很多时候是心灵上的距离。
然后是一批新老师分来了，有师专的，有师范的，大箍曾，江子，脸色苍白、阴阴的地理张，女老师雪粉。他们像清新剂，洒在校园上空，让校园更有精神。整个校园，的确万象更新似的，蕴藏着无限生机，孕育着无穷力量，谱写着无限美丽。
我们初二（2）班的教室在二楼西头，最靠近楼道的那间，再往西是快靠到板栗山的陡壁了。
早读开始了，班主任、语文或英语老师安排到班上来巡查。语文老师来了，我们读语文。英语老师来了，我们改读英语。好在班主任程老师就是教英语的，省了一次换书。在英语背得差不多时，我们可以背背政治。
政治是大老黄教的。大老黄戴老花镜，话说得不标准，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听说他是部队回来的。他上课时老提问，名词解释，简答，看似笑眯眯地问你，要是一而再地答不出来，他也会拉下脸，给你脸色看。历史、地理我们不会在早读时背，考试前突击地看看就行。政治、历史、地理，是副课。对了，教我们地理的是咳呸，初一的地理老师涂老师调走了，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在早读时，常常有成绩好的同学被指定为“监背员”。比如曾平余、王佑强、陈宏伟、尤丁高，女同学仙子、阿袁等，基本上每组有一个。我们站过去，站到他们桌边，背。主要是背英语，“监背员”也是程老师的创举，他们就代表程老师。
我极有印象的是，曾平余在我的课本页眉留白处，挥笔写下“已背”和日期，写得龙飞凤舞，动作潇洒得不得了。有好多次，我背完了，他看都没看我一眼，合上我的书还给我。情形真像他是老师。还有一两次，我背得不顺畅，他当即让我重读重背，没有一点脸面可以讲。我心里很不好受，想顶他，可是我没有勇气。谁让人家成绩好，老师器重呢。
尽管我搬回了班上的寝室，和住校的“监背员”曾平余成了室友，我觉着我们有距离。王佑强、陈宏伟不住校，更有距离。只有尤丁高待我好。我暗地里下决心，我也要出人头地，我是说要考出好成绩，做人上人的学生。
可是，我并没底气。充其量我在班上只是中等的成绩，离他们远着呢。我唯一受到的表扬，来自美术老师江子。江子老师声音很轻，也是个小个子，他刚从师范毕业。据说他会催眠术，拿一枚硬币，放在你耳边吹吹弄弄，你就老老实实地听他摆布了。我们曾强烈要求他在班上表演，可他从来否认。但教初一体育的大箍曾老师亲口跟我们说的，江子老师会催眠术。
没办法，江子老师就是个含蓄的人，温和的人，一点也不张扬。他上完课立刻就走，好像和我们不亲。有一次课堂上，是素描静物，他转到我身边，指了指我的美术本子说，你字写得很好。当时我在画面上，模仿题诗，用铅笔竖着写了些字。我说，写得不好。他微微一笑说，是写得好，很有特点。我心里非常受用，真的，没有老师表扬过我。自我从张岭转学来，从来没有老师表扬过我。尽管我知道，尤丁高、王佑强、曾平余，还有李德旺他们，字都比我写得好。
在几门功课里面，尤其是两语一数，数学我不太行，不稳定，语文尚有一定基础，算英语学得还扎实。这与程老师有关。对这一门崭新的语言，首先我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次我有比较，比起在张岭时的英语老师，程老师简直就是外国人了。他把英语念得那样宛转，那样流利，我很崇拜他。
我很渴望得到程老师的表扬，即使做不了“监背员”，我知道我没那资格，让我在早读时能带读一次两次也可以啊。
没有。
没有。
白天我们上课，晚上仍然是要晚自习，和初一时一样。
我们教室里讲台桌底下，有参参差差的两排灯盏。灯盏多是捡了某一种玻璃的小药瓶，简易地做了一根引芯的细管，在瓶里灌些煤油。也有人把灯盏塞在抽屉的里头，或者系在课桌的一处相对隐蔽的地方，以免有人嬉闹的时候，撞着了，支离破碎。在我们的寝室，灯盏更是装饰物一样地悬挂着、摆放着、垂吊着，有些琳琅满目似的，像城里灯具行的乡间母亲，味道是原始和苍老。
天色暗了下来，教室里的电还没有送来，灯还没有开，我们就把油灯点亮了。多数的人都有自己的灯盏，一个人一盏地在眼前燃烧。没有灯盏的人，就和他们的同桌共着，一盏油灯放在中间，映着两张稚嫩的脸。也有的人喜欢两个人，或者三五个人凑在一起看书，趁老师不在时开小差，聊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们把灯芯挑得高高的，晃得特别惹眼。可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男同学只和男同学共灯，女同学只和女同学共灯，仿佛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哪怕他对她好，他对她有那么一层隐约和含蓄的意思，只能是隐约和含蓄着。坐在各自的灯下，他悄悄地瞟她一眼，她低下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山外城里的学校，彻亮的日光灯会把教室照得比白天还白。而冬天的晚上，他们可以紧闭窗门，任寒风在外面呼啸。我们不行，常常要开窗开门透气，油灯散放的烟味积久了听说会令人窒息。风便钻进来，冷嗖嗖地，瞬间可能吹灭灯盏。我们只好拿一本书，竖着打开来，挡在灯前。
除了乡干部的孩子，像刘荫荫，还有信用社、供销社、粮站、卫生院、派出所那些单位上人的孩子，他们的灯盏有灯罩，高高的，像葫芦造型，很威风，用旋扭调节灯芯，我们多数灯盏是没有灯罩的。灯罩好像是一种身份，有人可以炫耀，也可以让我们更多的人变得更加自卑。为一盏灯想要一个葫芦一样秀美的灯罩，差不多成了那时我们心中的另一份奢望。
偶尔，我们也能借光坐在那种有灯罩的油灯前，有时候是借了家境好家里大人有单位的同学的光，有时候是借了程老师的光。程老师的一盏新灯，也放在讲台桌底下，比起我们那些算是鹤立鸡群了。只要有空了，他会和我们一起上晚自习。在需要点灯的时候，他把灯盏调得十分的灿亮，然后招呼我们中间没有灯盏的，没有了煤油的，坐到他那里去。他在灯下跟我们解答问题，辅导我们，经常耐心地做着我们中间哪个刚犯了错同学的思想工作，像一位知心的兄长，和我们一起努力，憧憬着遥远的未知的将来。他的朴实和真诚，曾经感动了我们上上下下几个年级的学生。
下晚自习的铃响了，电灯准时熄灭。我们的学校是开放式的，没有围墙，不是因为先进的设计和办学理念，而是缺钱，偌大的山腰围不起来。整个学校就成了漂泊在黑色海洋中的孤岛。有时候也会突然停电了，但几乎是在黑暗骤降的那一瞬间，许多灯盏的光和热再一次浮现起来。没有做完的作业，没有翻完的书，没有说完的话，还要在灯下继续。窗外是静寂，虚无一般的世界。
教学楼前的操场虽不尽完善，却特别空旷。穿过操场，拐弯处是大礼堂和厕所。拐过弯去，是现在我们的寝室。我们都知道，那操场和我们的教学楼其实是建在乱坟岗上，推土机一推，曾经散落了满地的白骨。
夜里我们心里就有了鬼，是怕鬼，怕闪现出来的一缕青烟、一道白光、一记声音、一个幽灵，会把我们收走了，或者弄得我们伤痕累累、气息将尽。我们谁都没有见过鬼，可谁都可以向别人有板有眼地形容鬼的狰狞。
我们对夜间的校园，黑暗的孤岛，怀着的是彻底的陌生和藏于心底的一丝害怕。上厕所了，我们男同学约着男同学一块去，女同学约着女同学一块去，要是电灯不亮了，就把随身带着的油灯点起来。程老师说，女同学实在不敢去，男同学要做伴陪着去，站在厕所外边等。特别是睡到了半夜里，他说这是互相帮助，没有什么丢人的，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也是的，乱坟交错的山间，就那么大的人，能有多大的勇气和魄力。男生女生寝室隔得挺近，前后栋。间或插着老师的宿舍，照应起来非常方便。程老师就从老师食堂角落搬到了大礼堂的后屋住，那里本应该是礼堂的工作间。要放到现在，可能觉得男生女生寝室这样就不便管理了，或者直说了就是很危险。在那个时候，一夜一夜过去，并没有意外发生。
我忽然觉得，那应该是一个符号、一组画，以油灯为主题。那将是我一生无法忘却的符号和画，那也是我们将怀念着的，一个特定的、过去时的符号和一组生动、感人的画。
8进入自行车时代
要说进入初二，我最大的改变是拥有了自行车。犹如生产力的革命，从农耕、手工时代进入了工业时代，我从爬山越岭时代进入了自行车时代。
我愿意称之为时代，是因为这个变化太大，太彻底，太有意义了，简直就是里程碑式的。山后村庄里，只有两辆自行车，谁的呢，两个老师。一个顶职的林老师，一个据说是做了当年大队书记的大小姨父，然后被推荐去读了师范的张老师。只要车铃清脆地一响起，那是可以穿透山后整个村庄的荣耀，不是林老师，就是张老师回来了。只有他们有这资格和本事。
是的，不是谁想买自行车就能够买到自行车的。要认得到人，供销社里有关系。那时候的几大件，缝纫机、手表、大收音机、自行车，都要走后门。我母亲的那台缝纫机，就是父亲托他的一个旧同事给买到的。父亲的一块笨重的手表，也是在福建当兵的一个远亲给捎回来的。没人没关系，何况也买不起，至少绝大多数人家是买不起的。
我们家买了。那是一辆黑色二八式永久牌自行车，基本上是新的。我说基本上，是因为家里买车，到我学会骑行，这之间有一段时间，不短。对于机械，我天生是比较笨的。不喜欢，不敏感。不像我弟弟，整天拆拆这个，摸摸那个，兴趣浓得不得了。我喜欢静，用脑子想事，不喜欢动手。这是我和弟弟最大的区别。
小时候有人说，人从小就有命，奠定了将来的方向，看得出来的，你会靠笔吃饭，你弟弟他靠力气。据说我过周岁“抓周”时，坐在簸箕中央，独独就抓住了一支钢笔。后来大一些，我最不愿意干农活。莳秧时我总把手搁在膝盖上，半天也挪不动脚步。下田“抠草”，我就是踢踢踏踏，磨洋工，把田里的水搅浑了拉倒。
我还真是愿意相信命，可是人有命吗？
不知道。这好像是一个谁也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
虚无飘渺，琢磨不透，或许这就是命。
虚无飘渺、琢磨不透的东西，它远远没有像自行车那样来得真实，所以，我对它也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学会骑自行车，再难，再受苦受累，我也要学会来。周末回到家，我推着车在门口的公路上溜，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