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共五部)-第2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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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十四万两。
『证据呢？』各省官款是实数，都由阜康汇来，招商局派人来提走了白花花的现银，转存外国银行。可是，付给旗昌的，不是现款，是旗昌的股票。『古应春有《申报》为凭，载明当时旗昌股票的行情是，票面一百两，实值五十六两。
这就是说，盛宣怀只须花五十六万两银子买进旗昌的股票，便可抵一百万银子的帐，岂非中饱了四十四万两。光是这两点，舞弊的证据便很确实了。
彻查的结果，掀开了整个内幕，盛宣怀与徐润等人所玩的花样是∶第一，以定银二万五千两，与旗昌订定收买的草约。
第二，挪用招商局的官款，收购每一百已贬值至五十六两的旗昌股票。
第三，以对抗洋商轮船公司，挽回利权的理由，捏词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说动沈葆桢拨给官本。
第四，捏称已付定银二十万两，造成既成事实，并以运道冻阻，无须咨商北洋为借口，迫使沈葆桢单独负责。
第五，取得旗昌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股权，委托英籍律师担文，依法接收旗昌。
第六，官本一百万两汇到招商局后，盛宣怀等以旗昌股票，照面额十足抵换现银。
第七，应付旗昌余款，先由招商局官款中垫付四十余万两，尚短六十九万，由『官本缓息』、商股存息『，以及保险费盈余等陆续给付。事实上现银与股票之间，仍有很大的一个差额，饱入私囊。
所谓『官本缓息』是江南各省拨交招商局的官款一百九十余万两，应付利息，暂时停止『商股存息』是商股利息暂付一半，所余一半改为股本。这样陆陆续续，东挪西凑牵扯不清，根本是一盘糊涂帐。
哪知刘坤一尚未出奏，盛宣怀等人先发制人，列举了十八条申辩的理由，具禀北洋，由李鸿章抢先出奏，希望造成朝廷的先入之见，发生排拒刘坤一的意见的作用。加以盛宣怀的大肆活动，刘坤一的复奏，果然『留中』了。
李鸿章的复奏，照例要抄送南洋；刘坤一一看，真正是『歪理十八条』。他的笔下很来得，当下亲自草拟奏稿，驳斥李鸿章。首先说明∶李鸿章认为刘瑞芬等，查案不无错误，为盛宣怀极力剖辩，奏请免议；此则朝廷自有权衡，非臣下所能置议。不过，刘瑞芬等所禀盛宣怀的贪诈情形，颇为明确，『有不敢不再陈于圣主之前者。』
首先要驳的是，李鸿章所陈，当初收买旗昌，请拨官本银一百万，并饬两准盐运使劝盐商就『盐引』派搭股份，预计可得银八十万两，再通饬南洋各省藩司、各海关道，随时劝谕富商搭股，并无已集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之说。刘坤一先引沈葆桢当年所奏，『臣于病榻传见盛宣怀等，续据禀称，各商尽力攒凑，只能集成银一百二十二万两，所短之数，拟请南洋各省，尽力筹拨一百万两』的原文，向李鸿章提出质问∶『如盛宣怀无此凑集一百二十一万两之说，则沈葆桢何所据而云然？如谓此一百二十二万两即系原禀请饬藩运海关劝商搭股之项，则事既经官，沈葆桢何以不于折内明晰声叙；又何以不札饬各司道查照办理？』
李鸿章又说，藩司、运使、关道并未『帮同劝谕，各商亦未即附本，仅集股银四万余两』。虽有『官本缓息』等项，可以弥补此一百二十二万两的一部分，所短尚多，因而盛宣怀等不得不暂向钱庄借款来付旗昌，这也就是招商局利息负担甚重的由来。
对这一点，刘坤一分两方面来驳，一是由沈葆桢方面来看，倘如盛宣怀不是表明已集有商股一百二十二万两，而要动用官方力量劝谕商人附本，如此渺茫之事；沈葆桢能『轻掷百万库款』吗？再是从盛宣怀方面来看，如果商股是照他所说的方法来凑集，那末『盐引』上派搭股份之事如何？各藩司关道劝谕富商附股，已有多少？理当具呈催问，而竟无一字之禀，甘愿以重息在外称贷，这是合理的吗？由此分析，刘坤一作一论断∶『是盛宣怀先有凑集百二十二万两之言，故不敢复有所请；而沈葆桢信以为实，无俟他谋也。』又说∶『此等重大事件，往往反复筹商，至于数目，必须斟酌尽善，而后上闻，似不得执盛宣怀等饰词而抹煞沈葆桢奏案，以刘瑞芬等为未查原卷也。沈葆桢于光绪三年陈奏饷事，论及提拨招商局之款，自悔孟浪，固有难言之隐矣。』接下来又说∶『臣之所以奏参盛宣怀者，原不独此两端，』而是因为另有更不堪容忍的弊端，旗昌公司当时已濒临倒闭边缘，即欲收买，应照西洋『折旧』之例，为何照原价承受。刘坤一最有力的指责是∶『盛宣怀等收买旗昌轮船，原谓去一劲敌，可以收回利权，乃局面愈宽，而虚靡更巨，去年系第五届，竟亏至二十四万六千有奇，国帑高资，势将付之乌有。随经候选道员叶廷春入局经理，是为第六届，遂余银至二十九万有奇，短长并计，实多出银五十三万二千两，其收效如是之巨而且速，悉由力求节省而来，则盛宣怀等之滥用滥支，一年之内数十万两，岂不骇人听闻，即将盛宣怀查抄，于法亦不为过，仅请予以革职，已属格外从宽。』原来此骗局成功后，局本大增，利息日重，而旧船、码头、仓库的管理，亦须大笔费用，成了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盛宣怀、唐廷枢计议，不如找个人来接办，以便脱身。多方物色，找到一个江苏的候补道叶廷春，同意接手，其时为光绪四年夏天；依照西洋会计年度跨年的算法，称之为『一届』，这年是第六届。
叶廷春接办后，实事求是，办求节流，至年底盈余二十九万两；到第二年会计年度届满，实盈五十三万余两，即是刘坤一所说的『短长并计』。
盛宣怀等人的原意是，金蝉脱壳，将叶廷春当作『替死鬼』，不过叶廷春居然能将这个烂摊子经理得有声有色，贪念一动，便又设计排挤；叶廷春一看不是路，知道盛宣怀心狠手辣，又有北洋的奥援，说不定会惹祸上身，因而急流勇通，招商局便又归盛宣怀等人把持了。
刘坤一此奏，事实俱在，理由充足，盛宣怀本万无可免，哪知奏报到京，适逢慈安太后暴崩，这件案子便压了下来，胡雪岩原以为慈安的『大事』一过，会有结果，盛宣怀等人撤职，招商局或者会派他接办。可是他没有想到，盛宣怀另外走了一条路子；同时李鸿章亦正有用他之处，两人一凑，竟得化险为夷。
盛宣怀新走的一条路子，便是慈禧太后的亲信、长春宫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本学的皮毛行生意，京师称之为『毛毛匠』；又以制皮需用硝，所以李莲英的外号叫做『皮硝李』。他是二十几时赌输了为债主所逼，无可奈何，『净身入宫』。作为逃避。原是『半路出家』，早先的许多同行、朋友，仍有往来，所以盛宣怀得以找到关系，大事结纳。
至于李鸿章有重用盛宣怀之处是，正在开办电报。早在同治三年，俄国要求自恰克图铺设陆线，直达北京，朝廷断然拒绝，俄国改变计划，采取迂回的办法，先将西伯利亚陆线延伸至海参崴，然后与丹麦大北公司合作，先在公海上敷设单心水线三条，一条是海参崴至长崎，一条是长崎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又一条是香港至大戢山岛。先后在同治十年完工。
大戢山岛已在中国领海之内，但朝廷认为无足轻重，置之不问。
于是大北公司得寸进尺，由大戢山岛沿长江伸一条水线进来，直通上海，在黄浦滩登陆，而且公然设局营业。这一来，俄国经海参崴、长崎而达上海；对于中国的政情、商务、瞬息之间便能传到圣彼得堡。当然欧洲各国，也能经由圣彼得堡的转运，获得同样的便利。
这条名为北钱。大北公司另有一条南钱，由大戢山岛经厦门鼓浪屿而达香港，长九百五十海里，再由香港通新加坡、槟榔屿以达欧洲。南北两线的电报最初只用洋文，后来发明四个阿拉伯字编组的中文吗，一共七千字，印刷成书，普遍发售，于是，不识洋文的中国人，也能分享电报的便利了。
其次英国亦不甘让大北公司独擅利薮，同治九年由英国公使威妥玛策动英商东方电报公司，自英国设海线经大西洋、红海及印度洋而达印度；再另组大东电报公司，由印度南境，延伸这条海线经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处至香港『及至正式向中国申请自香港铺钱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至上海时，却一直未获成议。到同治十二年大北公司既在黄埔设局营业，大东公司毫不客气地自香港经福州，设海线至上海宝山，再转接至英租界，开张营业。
盛宣怀是早已看出电报这项万里一瞬，恍同晤对的通信利器，必有前途；但在内地架设陆线，颇为不易，最大的障碍是，破坏了人家的风水，一定会发生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