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英雄-第11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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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都不行。我知道这是为国家好、为民族好、为大家好、为自己好，可……，真他妈窝囊！
……这个国家要想活下去只能有两个选择，一是之前那一套，政府控制到村，民兵巡逻到户，处处管制，时时愚民，如此国家才有力量。可有人说这样不行，农会干部害民甚重，官员军人贪污走私，这么下去不要多久又会变得和满清一样，从上到下彻底烂掉。
好！那我们就换一套。反过来，从农村宗族宗教出发，其势力要一直控制到稽疑院，乃至到总理府、太尉府、廷尉府。这样也成，虽然不似之前那样一蹴而就，务必要经年累月才能养成控制体系，可现在呢？批驳原来那套的人又说这样搞是迷信，是落后，是什么什么，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华将变成印度，真是……
那些人反正就是一个心思，不和他亲爹美利坚一样就是邪恶，不提倡自由民主就是异端，就是落后，就要打倒。根本不知道国家不管采取何种政体，都要先把所有人团结起来，官僚机构是强制性、快速性的团结；宗教宗族是自发性、高弹性的团结，两种方式都能将全国五亿多人凝在一起，虽然后面这种办法效果差些，可既然我们不打算再开疆辟土、再去抢什么殖民地，守成还是绰绰有余的。
一个女人都玩不了，我难道不是受害者？”杨锐此时心中戾气消散大半，又开始单纯的向钟光观埋怨当下的处境，“宪鬯兄，你就不要逼我回家了，你帮我想想办法。”
“真没办法。”杨锐这话钟光观听了几个月了，他很无奈，“除非改婚姻法。可真要为了你一个女人去改婚姻法，这岂不是把稽疑院、律法当儿戏？这事情真没办法，除非你和程莐离婚。可离婚……，你真愿意吗？”
“离婚当然不行。”杨锐摇头，程莐又不丑，离了婚嫁其他男人将来还不是恶心他。再说两人还生了两个孩子，离了婚孩子归谁？
“那就把那个陆眉给打发的好。”问题又绕回来了，钟光观道，“拖下去真不是办法，你不回家，天天躲在我这里成何体统？”
“那不行！我这人对女人的规矩是不动就不动，动了就不许别人再动。”杨锐再次重复，头已经开始有些晕了。
“那怎么办？”钟光观再问。
“我不知道，可总会想到办法的。”杨锐抚着额头，已经有气无力了。
“不说这个了。”杨锐晕，钟光观也晕，他转而道：“听说那孙汶死在德国了？”
“嗯。好像是。”杨锐毫不在乎，“本来看着他革命那么多年的份上，想给他一个台阶下，他既然死撑着面子不领情，喝着吊命中药鄙视华夏，那就算了，就葬在德国吧。”
“那他下面那些人呢？”钟光观道，“会散掉吗？”
“不知道，也许会，也许不会。”杨锐道。“不过这些人包括无政府的那些人，都不再是我们要悉心提防的人了。不出意外苏俄以后将是斯大林接手，他这人最爱的事情，就是枪毙出卖别国的布尔什维克。日本和我们交好后，只是把孙汶礼送出境，可斯大林不会这么干，要么枪毙，要么来场空难，反正他不会手软的。”
“那梁启超那些人呢？”钟光观难得问道了这个人。“护宪党在巴黎也是有些影响的。”
“梁启超已经回沪上了。”杨锐道，“他一回来我就让人去请，这人立场虽然飘忽不定，可什么都知道一些皮毛，聊聊天还是会有些收益的。”
“居然回来了？”钟光观有些吃惊。
“他们当中有人找过杨度，杨度这个不怕天下大乱的就建议他们回来。”杨锐笑道：“不过等他们回来就会发现毛也捞不着一根，继续办他们的报纸吧。”
“可他们那自由报鼓吹的也是自由民主啊？”钟光观道。
“那以后就一起沉海沟，要不喂狗也行。”杨锐道。“其实按照他们那套才真贻害无穷。一个国家的政体必须符合这个国家的传统，这样力量才不会扭曲，上下层才不会分裂、不会南辕北辙。在奥迪底盘上装福特的发动机和车身，结果就是整好之后根本就不能开，一开零件就往下掉，快一点车就要散架。当然，这些西化分子是看不到的，也不在乎，反正只要和美利坚大爹不同就是落后、就是异端。”
壬卷家与国第六十一章行事
身在沪上的梁启超当然不知道自己已是杨锐内定要沉马里亚纳海沟种藕的角色，但越来越多绅士对其拒而不见使得他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尴尬处境，数月之后当汤化龙也一去不复返时，他才后悔当初不该推脱那次和杨锐会面的机会。在这之后，他唯一能做就是在沪上滩和汤觉顿、张君励、蒋百里等人办自由报。
与他数年前离开沪上相比，如今的新闻管制应该说更宽松，但自由报的销量却越来越不近人意，到最后报馆突遭大火不得不破产解散，他终是脱离了政坛，成为沪上复旦大学的一名教授；对于时政，也仅仅是写写评论、赚些稿费，使梁任公这个名字还保留在读者眼中罢了，但实际上他、以及他的魔笔已无所轻重了。
士绅地主们入三一教的越来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禁锢，报纸文章上的白话文越来越少，生僻的词句越来越多，一切似乎都再向庚子之前、甚至是自强运动之前走。而世人也日渐趋古——即便是沪上这样的国际性口岸，穿西装的人也越来越少，穿国服的人越来越多，唯有在洋人办的酒会舞会上，辛亥前后的社会风气才能得窥一二。
实事求是的说，社会风气的转变不仅仅是三一教的功劳，中华政府对此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神武十四年夏历八月廿七，三一教被稽疑院立为国教；神武十四年腊月廿六，宗族管理法通过稽疑院投票表决；神武十五年二月初三，由三一教和全国宗族联会提交的土地改革补偿议案交由稽疑院讨论，当年十月在稽疑院大会上表决通过……
如同一个普通的看客，身在沪上复旦大学的梁启超看着舞台上的角们按照他所猜测的那样尽性表演，如此历历在目的感觉让他既羡又恨，本来若是当年不走错的话，他也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左右逢源的，可造化弄人，他现在只能是一个看客。
不但是看客，还是个只能拍手叫好的看客。他不能反对三一教立为国教，因为他本就是儒生，尊崇国学并无不好；他也不能反对宗族管理法，因为他自己就置身于宗族同乡的关系之中，一旦反对，其他不提，这辈子怕是不能回新会祭祖了；他更不能反对土改补偿案，因为这本就是他之前力倡的，正因为此，未真正参与云南叛乱的他才免以起诉。
宗教、宗族、土地补偿，这三个影响深远的法案一通过，那么之后的一些事情就顺理成章了：神武十五年七月，因复兴会不想将会产用于补偿地主，天字号申请与国有公司清算分拆；十二月，私有化最关键的一步，即国家银行重组法案在国民党力倡下最终通过——关东银行、侨商银行、蒙古银行、西北银行等四家银行汇合关内十九家省立银行，以土地补偿法案所补偿的国有公司股票现金、天字号部分资产、以及各大私营银行所持有的现金入股国家银行，国家银行被改组成为私营性质的唯一发钞行。
同样是十二月，由已故农部尚书陶成章儿子陶守和上交的取消农税案在稽疑院表决通过，延续了几千年的农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四亿农民欢天喜地，除夕当日不但于各县皇殿谢恩，更朝京师方向跪拜叩首。
至此，从神武十三开始的私有化表演基本结束，而次年神武十六年是稽疑院大选年。此时四亿农民才发现随着农税的取消，原有的选举权也随之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或许会发现取消的农税隐藏在化肥以及其他一切生活必需品里，但那是很以后很偶然的事情了）。按照国税局的统计，本此选举的选民为开国历年来最少，只有六百三十余万，其中除了有产有业的地主、工厂主外，还有部分高级工人、公务员、军官，以及部分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自耕农、手工业者。
具有投票权的选民从八千万极具减少到之前的零头，这就使得以前那种深入农村的拉票方式完全无用，真正有投票权的选民在县城即可找到，即便不住在县城，也能通过县城的商绅传话。这是北方，在东南诸省，要想获得选票必要与各县宗族交善，因为县内大部分选票都由宗族控制，和宗族族长谈的好，那只需一顿饭，选举之事就彻底搞定，若要想以前那样锣鼓喧天的搞讲演、发小礼品，那除了吸引一堆没有投票权的看客闲人外再无收获。
一直冷眼旁观这一切的梁启超除了写文章外再无其他作为，虽然他也交个人所得税，但沪上对他而言只是客地，即便有人建议他参选，他也是一笑了之——沪上的头面人物虽然仰慕他的学识，可他毕竟是个外人，那些沪上人、宁波人怎会给他投票？
梁启超这个昔日的大人物对自己的现状清楚的很，而现在依然是大人物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对自己的现状却有些哭笑不得。
首先，现在这个国家仿佛回到了他少时读书的年代，以在京城燕京大学宣扬好人政府的胡适等人的观点，那就是整个国家都在退步、在陷入可怕的野蛮化。虽然不完全赞同胡适等人的观点，可对出过国的宋教仁来说，当前的转变确实有些难以适应；
其次，这几年他感觉自己就是杨竟成等人的傀儡，当然，他不做傀儡对大局也不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复兴会对稽疑院的控制，任何法案只要不违宪法，都能顺利通过。唯一有些玄乎的就是国家银行重组案，这毕竟涉及到了华元发行权，但如果不答应重组案，金块本位制下，各大省立银行能用现金将国家银行内的黄金全部兑空，一旦失去那些黄金，华元将一文不值，继而造成经济震荡，到那时候复兴会代表就可以稳定市面为借口，提出国家银行和私有银行合并，这同样等同于国家银行重组。
这些是事理层面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这些年来的赞助者全是银行界人士，宋教仁能保证自己是清白的，可他不能保证其他人的清白。国家银行重组是银行界人士最最期盼的事情，一旦反对，谁也不能保证会发生什么。
合作，可以成为中华第四任总理；不合作，国民党必将分裂，或从此退出政坛。这种选择题傻子都会做，可做了‘正确选择’之后宋教仁越来越发现整个国家似乎给掏空了，他即便成了总理，权限也是有限的，作为也是有限的，这真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吗？
神武十六年十二月，在京城虎坊桥湖广会馆的宋教仁对着自己的竞选讲稿发呆，他越来越想撕了这篇官样文章。按照之前的协议，不管这次国民党这次在稽疑院中占多少席位，总理都是他的。
“先生，总理打来电话，说有要事邀您前往相商。”已逝谭人凤的长子谭一鸿敲门进来汇报道，他现在宋教仁的专职秘书。
“有说是什么事情吗？”宋教仁撇下香烟问道。随着杨锐任期即将结束，两人关于政务的交涉越来越多——其中很多都是嘱咐他什么什么、哪里哪里不可轻动的，着实让人生厌。
“说是政务方面的。”谭一鸿答道，“地点约在镇国公府，说是今晚的家宴，请先生带夫人准时赴约。”
“好了，我知道了，你帮我告诉家里一声，晚饭就不要做了。”宋教仁道，嘱咐完他又再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