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可夫斯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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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瓦依托夫的叙述成为奥尔洛娃文章中最引起注意的内容。在她的这篇《最后一章》出现之前，奥尔洛娃曾在海外周刊《新美国人》中就已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此后，一份在美国广为普及的《高保真》杂志1981年2月那一期中乔叶尔·斯皮海尔曼支持了奥尔洛娃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扼要转述了奥尔洛娃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就是在这份杂志的1981年8月的一期中，尼娜·别尔别洛娃和她的合作者斯·卡尔明斯基、莫·布拉乌恩联名撰文对斯皮海尔曼所转述的奥尔洛娃的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这三位作者认为，奥尔洛娃的说法缺乏法律、历史、医学、心理方面的依据。他们提供的情况是：在当时的俄国，不少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有像柴可夫斯基那样的异常。他们中也有人卷入类似柴可夫斯基对斯杰伯克—费尔莫尔伯爵的侄子“殷勤”之类的一些不光彩的事。假如真有此事的话，那也构不成犯罪。他们之中的任何人都没有被处罚，也没有当众受辱。柴可夫斯基是了解这一点的，即使他怕声张，也不会达到要自杀的程度。
尼娜·别尔别洛娃还指出，与柴可夫斯基密切来往的亲友以及在他最后的日子和他有接触的人像阿·格拉祖诺夫、阿纳托里·伊里奇的遗孀和文艺理论家乌拉基米尔·阿尔杜金斯基—多尔戈鲁柯夫，他们都不怀疑柴可夫斯基死于霍乱，别尔别洛娃曾亲自和这些人谈过话。
尽管别尔别洛娃和她的合作作者写了批驳文章，奥尔洛娃的说法却继续存在。无独有偶，英国音乐理论家戴维德·布拉乌恩，柴可夫斯基四卷传记的著者该不可能不知道奥尔洛娃的论敌的论证，但他却依然接受奥尔洛娃的观点。他也引用了格罗乌娃的音乐词典里所说：“无庸置疑，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旧的传闻未消，新的各种说法又接二连三出现呢？
原因是很多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没有法律的依据可以驳斥柴可夫斯基死于自杀的说法。而根据合理的想法推出的理由又不可能被那些伺机窥探秘密的人们所接受，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哗众取宠、从中渔利。柴可夫斯基的突然去世以及关于他病情的不同报道，再加上《悲怆交响曲》的演出都为传闻的散播提供了土壤。从奥尔洛娃的说法到格罗乌娃的有权威性音乐词典中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定论，可以说明，只简单地说“事实不是这样”，是不行的。
1986年10月，西方展开的讨论在柴可夫斯基的祖国得到了响应。首先就此问题发表文章的作者，非常凑巧，名为欧·柴可夫斯卡娅，她经常就现代生活重大问题在报界发表文章，她以笔锋犀利著称。她的《黑桃皇后》一文刊登在《新世界》杂志1986年第10期。她的文章以尼古拉·奥列斯托维奇·布利诺夫所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她生前为批驳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的谬说，进行了大量认真的研究工作，收集了许多宝贵材料。欧·柴可夫斯卡娅的文章虽然没有被广泛接受，但在驳斥谬论方面已作出了第一步。
1988年春，在美国杂志《19世纪音乐》第3期刊载了阿·尼·帕兹南斯基的一篇题为《柴可夫斯基的自杀是谣言还是事实》的长篇文章。此文援引大量历史、传记材料，对柴可夫斯基患病和去世过程做了详尽的叙述，彻底驳倒了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谬论。帕兹南斯基对尼·别尔别洛娃的论证给予肯定：柴可夫斯基不曾受到惩处的威胁，甚至像乌拉吉米尔·米歇尔斯基公爵（此人恰好也是法律学校毕业生）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曾不止一次由于异常的情感纠葛而出丑，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在风波过后，还当上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参事。帕兹南斯基列举许多实例说明，像柴可夫斯基这样一向彬彬有礼，谨慎从事，又与亚历山大三世有很好的私人关系的人，根本谈不上有受任何处罚的可能，更谈不上公意审判和自杀。
帕兹南斯基的文章对传染病、霍乱病案以及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有理有据地对奥尔洛娃提出的关于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而死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这篇文章是很有说服力的，而奥尔洛娃和她的拥护者们是否放弃自己的原有立场还是问题。
为了彻底驳倒奥尔洛娃的谬论，帕兹南斯基就柴可夫斯基是否存在自杀动机作了认真分析。帕兹南斯基指出，柴可夫斯基在整个一生中，除了那一小段婚姻生活外，从来没有由于自己的异常而感受某种特别的痛苦或良心的谴责，可以说他不必为任何事担心，生活得很满足。对这一点应该理解为，柴可夫斯基没有感到过完全绝望，也没有怕把什么声张出去的担心，就是说，没有足以促使他走向生命绝路的因素。对于帕兹南斯基的这个令人遗憾的差错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在这方面，柴可夫斯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也许他会在日记里承认和坦白些什么，而这些日记已被销毁了。但是有一张1887年3月他写过的字条保留了下来：“为了成为正常的人，我该怎样做？”此外，有时他也流露出由于不能克服自己天性上的毛病而感到烦恼。最后，他的音乐可以对生活提供很好的见证。当然，在传记研究中，使用无言的音乐是会让人感到靠不住，但完全有理由认为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曼弗雷德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是带有传记性的。这不仅因为作品本身的主观性，也因为作者自己留下了对这些作品的文字说明。这四部交响曲是他生活的四部曲，每部作品反映了他创作时的内心感受。听了这几部音乐和了解了作者自己的创作意图之后，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柴可夫斯基心理状态的图画。命运的主题始终是这幅图画的中心，悬在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剑每一分钟都有落在他头上的可能。
1877年，《第四交响曲》开始于婚姻引起的危机以前，危机过后，这部交响曲完成。交响曲一开始就奏响命运的主题，这个主题响彻在整交响曲中，直到末乐章在节日气氛中命运主题发展到高潮。第一乐章表现了主人公（柴可夫斯基本人）内心的极度痛苦和绝望，经过一番斗争和较量之后，到了末乐章，柴可夫斯基的结论是：生活下去毕竟还是可以的。
1885年，《曼弗雷德交响曲》没有了命运主题，代之以两个彼此紧密相联的曼弗雷德主题—曼弗雷德的形象和他的痛苦。在《曼弗雷德交响曲》中，主人公已不限于“还可以生活”，他开始和自己的命运抗争，他自己寻找的死亡在威胁着他，然而这个内容是拜伦剧本的要求。在他临死时，他没有向恶势力投降，《曼弗雷德交响曲》以乐观的大调结束。虽然主人公走上可怕的审判台，但他昂首挺胸，结尾的悲剧音乐像是对生命的呼唤。
1888年，《第五交响曲》命运主题贯串四个乐章，但它已不带有像《第四交响曲》和《曼弗雷德交响曲》里那样的战斗性。第一乐章中命运主题平静、忧郁。在第二乐章中在美丽抒情场面中命运主题破坏了宁和平静的气氛。第三乐章的最后出现命运主题，以华尔兹结束乐曲，命运主题虽然显得激动，但很胆怯，好像预感到失败。末乐章中大提琴和低音提琴的厚重强大的呼唤使人预感到胜利。交响曲庄严隆重的结尾显示完全有把握战胜命运。
1888年是胜利的一年，开始了柴可夫斯基生命的第四阶段。这时候柴可夫斯基已取得了事业上的极大成功，在世界上已享有盛誉。但是在日趋繁忙紧张的生活中，他同时也陷入一种苦恼和困惑。他怀念那些在孤寂的乡间度过的宁静安适的日子。
《第六交响曲》所呈现的与生活告别的画面耐人寻味，尤其是在它的首次演出后柴可夫斯基突然去世，人们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许会有更多的想法。有些人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花样翻新地制造柴可夫斯基服毒自杀的神话，以吸引视听，达到他们纯商业的目的。也有一些人听信这些谣传而对真实的事实却抱怀疑态度。柴可夫斯基病危时，明明有四位医生参加救治工作，他们却说其中有两位与柴可夫斯基一家很亲近，而另两位是前两位医生的忠实助手，为了保护柴可夫斯基家族的利益，他们会串通一气做假。他们还说别尔金森医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也不会承认自己所做的病情报告有假。当说到很难弄到那种服后呈现霍乱病症状的毒药时，他们又搬出霍乱病专家的种种说法来证明柴可夫斯基是故意使自己染上霍乱或是服用了毒药。
在柴可夫斯基的病因、死因问题上，的确拿不出确凿的证明来说明事实真相，但生活中事物是有合理的逻辑可循的。
《第六交响曲》似乎起了助长谣传泛滥的作用。但很少有人想到，《第六交响曲》是柴可夫斯基1893年2月到3月间即在恶性事件发生半年前写的，而《第六交响曲》的创意则是在更早的1891年5月。柴可夫斯基原来准备要写的《生活交响曲》的绝大部分构思都反映在他后来写的《第六交响曲》中：“末乐章，死——毁灭的结果”，“第四乐章以死结束”。如果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把《第六交响曲》看作事先想好的与生命告别，那就是说，早在实施这一计划的两年前就预谋好了，这实在是过于大胆的设想，那么与此相联系的所谓“公意法庭的审判”也就不攻自破了。
卡什金在回忆和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次谈话时说：“我还要提起一点，依我看，认为《第六交响曲》与作者的死有什么联系，想在其中找到死的预感或是给活着的人留下什么遗嘱，这是没有根据的。我和柴可夫斯基最后的见面，没有给我留下这种印象。”卡什金还回忆说，柴可夫斯基在去彼得堡指挥自己的最后一个音乐会之前对他的《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曾表示过怀疑，他说，他觉得最后一个乐章还有问题，可能在彼得堡演出后，要把这部分去掉，换新的。
如果柴可夫斯基在《第六交响曲》演出的两年前就已想好交响曲以“死”结尾，那就不会有他对卡什金说的那些对末乐章表示怀疑的话。由此看来，把《第六交响曲》与柴可夫斯基的死相联系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奥尔洛娃提出的关于柴可夫斯基自杀而死的说法的拥护者们现在又会回到关于柴可夫斯基的病情和死亡报告，以及死后的卫生预防措施的问题上来。在柴可夫斯基病逝的当时，关于他的病情和去世的报道，医生的说法和莫杰斯特的说法在细节上是有不同。比如，那杯致命的生水究竟是什么时候饮用的？是20日，是21日？还是那几天他曾多次喝了生水？对于这些细节的研究，人们无法找到确凿证明。但这里重要的是，乌·勃·别尔金森医生已坚决批驳了柴可夫斯基是死于自杀的说法，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尤·里·达维多夫也有过与他相同的表态，说明柴可夫斯基确实死于霍乱，这同样有据可查。柴可夫斯基的突然逝世，使当时在他身边的亲人、朋友们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他们对柴可夫斯基从发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的回忆和叙述，在细节上不完全一致，是可以理解的，抓住那些细节上的不一致大作文章，而避开那么多有理有据对问题的实质性分析是不对的。至于说到在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