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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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〇年代的促进工业建设中，一九四五年自日本手中接管的企业计划都改为私人经营。起初的目标是要加强轻工业中的消费用品生产，以取代进口。至六〇年代，目标转向出口生产。技术高而价格低的劳工投入了电子消费用品生产，同时也争取美国的与日本的投资。越战一度是经济发展的刺激力。乡村劳动力虽然涌入新兴都市，仍是供不应求。因此，经济计划转向钢铁、石化等资本密集工业，八〇年代又扩大至计算机、汽车、军事硬件方面。到了一九八八年，台湾的国民生产毛额约为九百五十亿美元，外汇存底数字庞大，国民平均所得为四千八百美元左右，是中国大陆的十倍。缔造这些成绩的当儿，中华民国在一九七一年被迫退出了联合国，华盛顿于一九七九年承认了北京政权。美国的对台关系也就和日本对台关系一样，在外交以外的范畴接续下去。
台湾的经济繁荣使政治改革成为难免的下一步发展。国民党独裁的政府仍然宣称是全中国的合法政府，只是治理范围暂时限于台湾一省和福建省的沿海岛屿。蒋介石与他自南京迁来台北的中央政府，地位在台中的台湾省政府之上。台湾人对于占领台湾的两百万“大陆人”的仇恨，很慢地渐渐消退。台湾人也终于成为国民党与军队里的大多数。无党无派的从政者开始当选重要县市的首长。原来被禁止的小政党，终于准许参加竞选。蒋介石于一九七五年逝世后，党政元首由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任。蒋经国于一九八八年逝世之前，先后解除了戒严法（已实施四十四年）、开放到中国大陆旅游、使国内政治自由化。他的继任是一位受过日本及美国教育的台湾人。台湾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多元化。
由于台湾和大陆的大小太悬殊，做比较是欠缺说服力的。中共的任何一省若有了台湾的有利条件——如美日密集投资及其它外资、高卫生水平、高公共教育水平与技术水准，以及运输、银行、通讯等现代基本设施，都可以有同样的好成果（广东省即是最有希望的候选者）。只有一项地理事实是例外的；台湾是一座岛屿，受过英、日、美各国海军的妥善保护。自一九四七年起，台湾就未受过外人侵略，也不必负担为供给他省需求而课的重税。蒋介石长期主政，重的是开发，不是革命。相对的，我们随后将论及，大陆受到不计任何代价的中央控制，同时又遭到主张行动而要求严苛的意识型态挑起群众运动的翻腾。分布在辽阔次大陆上的从五亿至十二亿的人口，也是比不甚大的岛上二、三千万人口沉重得多的统治担子。想要拿台湾和大陆做比较的人应该记住；做不出什么意义重大的比较，因为事实上的差异太多了。
第四卷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1）
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看——这是与中国人民不同的观点，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末这开头的八年，是人民共和国重建、成长、革新的创造期。这个有希望的开端后面，有两个大灾祸大动乱时期：第一个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的“大跃进”，在这之后有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的经济重建期；第二个即是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的时期。这四个连续的时期中，第一 、第三两期是出色的共党组织者与行政人才领导的，第二、第四两期却是毛泽东主控的。
我们将从共党在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巩固政治控制开始，然后谈到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进入“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农业与苏联式工业化的经济转变。自一九五八年起，从事农业工作的民众被组成将维持二十年之久的生产系统，至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死后为止。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狂暴太过火，招致中国社会各重要层面的反感，以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这十年被贬为“迷失的十年”。
七〇年代间，各大学逐渐复课，一九七八年底邓小平终于掌控全权后，开始了以“四个现代化”为口号的联合发展时代。从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高潮期中，时常出现意见分歧、激烈争辩，甚或有管制导引经济成长的政策徒劳一场的情形。事实终将揭示，中央政府和党携手合作也控制不了中国人民的物质进步。政府的工具手段办理抑制镇压没有问题，在现代世界中担任领导却不敷用了。中国的未来命运，端看政治组织者用人的能力如何，是否能善用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这包括有专长的科学人才，以及对于迫切社会文化问题有创意响应的作家和艺术家。因此，政治制度是问题的重心。“民主”成为与共党专政的“四个坚持”相对立的口号。控制的经济未能充分满足人民需求，导致试行部分市场经济的策略，其结果有好有坏。
经过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年改革，中国共产党发现，一九八九年再要走回头路已经无益。到了一九九一年，各省的发展迅速推进，而且对中央的指令只做表面应付了。
第十八章
确立政府与乡村控制
建立新国家，一九四九——一九五三
在位的统治者与官僚们控制人民，乃是中国朝廷政府维系和平、秩序、繁荣、权威的惯用原则。中国共产党当政以后，为达到有效的控制而用的方法是灌输意识型态，以及利用人民的恐惧与希望交织的心理为自续不断的动机。杀戮的手段只需用到足够维持恐怖的阴影常在即可。
潇洲人于一六四四年入主中国以前，先在满洲南部建立王国，又拢络中国的官吏。共党也是如此，打内战的期间就先在华北和东北成立了政府。在理论上策略上都是毫无异议的领导人毛泽东之下，共党领导阶层携手合作，在政治局里进行政策辩论，使中央指令合乎地方实施条件。高级将领如
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等人，都曾和毛泽东及周恩来共事多年。刘少奇、邓小平等建党人，都是延安时代的元老。整个领导阶层是一个经历过试炼而关系密切的团体。
首先，解放军进驻华南西南新近解放的地区（见地图24）。全国划分为六个军事行政区，先由军事委员会治理，至一九五四年才改制。共党普遍认为需要三年时间重建经济动员人民，然后才能够开始社会转型。
第一个决策是，让大部分国民党时代的地方官留任原职。这些保住职位和薪水的人员总共约有二百万人之多，而共产党可以派来接收这些职位的干部顶多不过七十五万人。
第二个决策是遏止通货膨涨，运用的办法包括：（1）接管所有银行业务，控制所有借贷；（2）每项重要货物都建立全国性的交易协会，控制了货物；（3）按消费品市场指数水平发薪资，不再以钞票计薪资，而是用米、面、油、布等基本用品计算，以使民众安心。个人薪资不受通货膨涨影响，从而稳定了商业，物流和通货都均衡下来，通货膨涨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这的确让靠薪水过活的人有了活路。
重建铁路线与恢复轮船航运都不算是多大难题，但是中共在执政才一年的时候就全力投入韩战，当时看来是很冒险的赌博。一九五〇年十月间，中国的“义勇军”以奇袭击败了往中韩疆界鸭绿江挺进的美军。中共派入韩战战场的部队总数超过二百三十万，其中包括中共三分之二的野战集团军、炮兵部队、空军，以及全部的坦克。到一九五三年七月停战的时候，美军的火力已经造成中共部队重大伤亡。苏联虽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这一场战争严重耗损了中国的资源。可是若从另一方面看，这一战有益于社会的重新组织。“抗美援朝”的运动形成一种战时的约束力，其效用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是一样的，可以把全国上下迅速严厉地组织起来。
一九四九年以后，都市百姓最初的心境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人人都对共产党充满信心。战胜的共军是一群乡下青年，有极严格的纪律、有礼貌、肯帮忙，与以前奸掳烧杀的军阀部队，与国府军都截然相反。共党的政府是真心要扫除污垢，不只是扫净阴沟街道，还要清除乞丐、娼妓、瘪三无赖，要把这些人集合起来改头换面。共党的新中国将是可使人引以为荣的中国，是能遏止通货膨涨、废除外国特权、消灭鸦片烟和贪污的中国。能够唤起国人成为合群的行动者，积极参与公共建设、推广识字、控制疾病、对地位低下的阶层友善、研究新民主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切都为理想主义而有野心的青年打开新的大门。要到后来，他们才明白，这一片“乐土”是建筑在有系统的控制与操纵的基础之上的。共党组织将逐步穿透社会、制定言行的模范代表、指定思想方式、抑止个人行为偏差。
妇女同样也从男性与家庭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至少理论上是如此。新的婚姻法使妻子与丈夫地位平等，而且可以离婚了。听来像是妇女的好日子来了。也是要等到后来，才可以看出来，妇女解放使女性能从事有薪水的全职工作，但只限于待遇不好的职务。同时却仍要管理家务，没办法节育，而且时常受到男性虐待。因为没有电冰箱，妇女为了购买日用品有永远排不完的队。
早在共党还不能试行大众经济社会生活转型之前，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组成能够担负执行改革重任的行政系统。由于共党干部渗透行政系统之际，商人和国民党留下的官员都稳坐原位不动，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拔掉政府机关里的杂草，使组织一体化。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就是以政府、企业界、党内的官员为靶子。同时期的”五反运动“，则是以原先未受打搅的资本家阶级为攻击目标。利用行贿、逃税、盗用国有资产、在劳工待遇或原料方面作弊诈欺、偷窃政府经济情报等罪名，可以使每个雇主老板挨告受审。此一运动的目标是
要夺取工厂控制权，榨取资本家的资本。许多雇主在恐怖的气氛中遭受清算，有一些成了政府雇员。
这些运动之发生，应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新的统一战线，即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虽然只是顾问性质，却是一个包括共党与非共党领导人士的重要舆论工具。政协会于一九四九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主张实行渐进主义。中共政府成立之初的各部首长以非共党人士占大多数，等到共党有了充裕的可用人才以后，就把这种人才总动员的状态排挤掉了。
另一个功臣则是发挥了群众组织功能的群众运动。工人、青年、妇女、专业团都被纳入不同的组织。每个组织都有全国性的管理机构，一有运动上场，就可联络到组织成员。像清算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渐渐形成可以触及都市里每一个人的系统架构。各种运动不但可以挖出可疑分子、不忠分子而予以打倒，也可以发掘有才干的激进人士而吸收他们入党。一九四七年的共党党员人数为二百七十万，到一九五三年增至六百一十万。
都市与现代经济结构中发生这种渐进而零星的、断续而骇人的联合行动，同时在乡村正进行着土地改革运动。土改的目标是要给所有村民阶级地位、打倒地主、让佃农翻身。这种土改运动已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在华北与西南的共区普遍实施过了，要把它推行到江南地区却是艰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