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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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福利保险等附加优惠。这些待遇好的五分之二的劳动力，在大约八万五千个企业中工作，生产全国工业产品的四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的劳动力，是次一等的工人，在都市乡村的集体企业里工作，生产量只有头一等的三分之一，待遇比不上国营企业。再低一层的是“临时工”，依合约在建筑业运输业做卖力气的粗活。
国营企业的工人可以从自己的单位分配到住屋、粮票、补贴粮食、日用品。单位里也有社会福利（保险、教育等）、医疗、娱乐，以及政治活动。即便如此，工人仍需用薪资的一半以上添购食物。国营企业的工人因此是完全依赖自己的单位生存的，而单位也就可以像以往的儒家作风的家庭那样调教工人。工人可以盼望儿子将来继承自己的职位。升等的时候，年资的考虑重于技术。异议分子和发表批评的人，很可能被炒鱿鱼。
总之，六〇年代初根本没有令当局烦恼的工人运动，国营企业工人对单位的依赖使工人不敢乱动。重工业和其它国营企业的这一批重要的劳动力，便如此乖乖顺从了政府和党，和农业体系中的农民处境相同。这时候，计划经济的陈云等人主张恢复农业的工作动机。办法包括准许耕种私人田地、许可在地方市场上买卖，促成“个人负责”的理念。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却引起毛泽东呼吁重新开始意识型态的阶级斗争。这次“二线斗争”，一边是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其它主张专家管理的人；另一边是毛自己与其追随者，代表以农村动员解决中国日趋严重问题的浪漫主张。
党的整风与教育
这场斗争之中，毛泽东与对阵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党总书记邓小平都得承认，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已经大打折扣，贪污腐化的情形多了，士气也低了。两方意见不同的是整风应该如何进行，该从乡下低层发起新的群众运动，抑或只限在党组织之内。毛泽东先于一九六三年领导乡村党干部的整风，名之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么一来，毛就可以组起“运动”形态的暂时机构网，一九六三年的运动也就成为两边争执的战场了。党组织退而不动，却在一九六四年展开针对基层干部而来的“四清运动”。乡村党部的主委、书记、会计、仓管等人，一旦爬到比农民高的地位，就开始欺压农民。侵吞公款、偏袒私人、偷懒怠职，无所不为，而且为了私利乱下命令。“四清”要整的是干部的剥削态度，不是出身。
为此，共党派外地的工作队来整本地干部的风。其程序和当初土改时斗争地主恶霸的情形差不多。外来的工作队到村里来住上几星期，和村里有诉怨的人培养关系，然后收集指控本村干部的罪名和证据，在斗争大会上运用不断问话、损耗体力等疲劳轰炸手段逼取供词。这些都与知识分子、官僚的斗争大会一个样子，乃是农民在共党操纵下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农民不再像古时候那样只能被动地围观杀人行刑，现在可以对当局指定的斗争目标嚷叫控诉了。
共党大员不乐意配合毛泽东的群众运动整风法，很令毛灰心。他遂于一九六五年往党以外的地方去找进行党内整风的工具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另一个心愿也受挫了。这个心愿是解放农民，藉教育使农民成为有知识的公民，这也是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最赞成的理想。教育一向都是人们特别关注的事。大跃进期间的教育难题是，如何以新的制度机构使一般民众都受教育，同时仍以既有的中大学系统继续教育菁英？类似延安时代“民办”学校的半工半读学校便由此产生了。据称，数以千计的中等半工半读学校建立起来。学年从原来的十二年改为苏联式的十年，课程内容也为了配合一般民众而简化了，教科书因此必须改写。瓶颈却在于没有可以担任个别科目讲授的教师。为了应急，把农民推崇为“科学家”再让他们来做老师，结果甚是不佳。工读学校不如正规学校的事实，是隐瞒不了的。
半工半读学校的坏名声传出去，农民家庭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子弟如果想往高处爬，一定要进正规学校不可，念了工读学校出来只能变成受过教育的农民。许多农民家庭宁愿把子女留在家里帮忙农事，也不愿意让子女去念工读学校。
正规普通学校系统为了将就程度较低的工农子弟，水平不得不降低。教育人士为了维持知识水平以造就菁英人才，起用了延安时代用过的重点教学政策。重点学校吸收最优秀的学生、用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设备。由于这时候已恢复会考制，中学的好坏都是按其毕业生通过会考升人大学的人数多寡而定。按这个方式排名，重点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工读学校都是吊车尾。工读学校学生以工农子弟占的比例最高，普通中学学生绝大多数是政治激进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子女。在重点学校里，成绩顶尖的都是旧知识分子的子女，家风熏陶使他们在起跑点上就超前。
大跃进时期的教育改革与其它新制，都是针对中国旧社会上下二阶层划分而发的社会运动。毛泽东的名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知识分子的子女非常不利。阶级背景“坏”的学生常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好在大学的入学仍照旧例，以考试成绩为准。总之，六〇年代的新教育系统是双轨制的，上头的这一条轨，依然走向统治阶级。利用教育来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还是行不通的。
相反的，菁英阶级的出现使挤不进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怨愤不满。六〇年代，政府顾及经费问题，又恐怕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限制了高等教育发展，使城市失业青年增加。整体劳动力也显露同样的不安分，因为高薪给的较安定职位要的是有技术的人，而大多数的劳工都是消耗性的。中国社会的各个重要层面都渐渐出现紧张，共党内部亦不例外。
中苏拆伙
现在回顾六〇年代，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和苏联是注定要拆伙的。重要的事实是，美国从太平洋彼岸与中共进行的接触，比苏联越过西伯利亚和蒙古而来的影响力，既广泛又持久得多。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没在中国办大学来教育中国青年，上层阶级中国人的第一外国语是英语，不是俄语。相对的，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源于共党革命运动与几千名曾被派往莫斯科的人。这种关系迟至二〇年代才开始，而中俄共产党人彼此认识得更清楚以后，双方的情谊倒不见得更融洽。共党领导人不会忘记，斯大林在二〇年代主张遇错误的策略，到了一九四五年又为了苏联自己在东北的利益与国府签和约。总之，中苏间的连系很稀薄，一旦中共开始发展其本国式共产主义，这关系就可以溶解消失。溶剂之一是，中共再度承认需要外援来发展经济以后，美国及其盟邦能供给的也比苏联多得多。
中苏拆伙在五〇年代分几个阶段进行。一九五七年苏联建国四十周年，毛主席于冬天访问了莫斯科。他说了有关苏联在国际共党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词，甚至说了连苏联都觉得言之过早的话——苏联人造卫星环绕地球是“东风压倒西风”已证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者来日无多了。这时候中苏之间有许多科技交换协议存在，包括协助制造核子弹在内，中国工业发展持续有近万名苏联专家帮忙。
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大跃进的时候，双方关系就开始有了裂痕。赫氏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先后访北京，和毛泽东处得都不大好。苏联这位领导人认为，中国领导人是浪漫的线路偏差者，对他的见解不敢恭维。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宣称，人民公社制将可使中国比苏联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这很令赫鲁晓夫恼怒。毛于一九五八年计划炮轰金门的时候对赫氏只字末提，因为毛认为这是家务事，更使赫氏怒不可遏。毛的说法忽略了一项事实，美国之与台湾结盟正如中共与苏联结盟，毛所谓的纯属内战，其实可能引发美苏两大超强对峙，进而导致核战。
此时赫鲁晓夫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的协商正进行到“戴维营阶段”。一九五八年台海危机中，美国与中共可能发生战争。苏联表明不支持中共，随后又食言，把原于弹交给中共。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赫鲁晓夫突然把派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专家撤回，而且把蓝图也一并带走了。中共不久就对苏联共党发出意识形态炮轰，抨击苏联修正主义，苏共也照样回敬。到一九六三年，中苏共党的争执公诸全世界了，双方互指对方背叛了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
大跃进的社会运动意义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之得以实现，是因为有地方干部多少年坚决而全心全意地投入。这好几百万人，不论男女，都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兼操纵人。有的是党员，也有的等着入党，都有野心要实现革命，并且跟着革命往上爬。他们凭着能够对革命的机会有所响应，因而从农村群众之中脱颖而出。就社会结构的观点来看，他们大致与帝制时代与民国初年的下层士大夫阶级相似，旧士大夫的下层分子听命于地主士绅，替不在本乡的地主收帐，也有的是地方小吏、帮会或农民组织的头目、军人等，都居于可以对百姓收税、征役、调度、施压的地位。清朝末年以后，下层士大夫阶级变成了地头蛇，与上层已无瓜葛，而上层士大夫多已迁入城市。
共党推动的土改，从头到尾是一个以党干部取代旧士大夫阶级下层残余的过程。党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权，但是就结构而言，他们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党的权威为后盾。旧士大夫阶级下层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是自发而自主的，共党干部的地位却是凭着代表更高层权威得来的。
这一批乡下激进分子被造就出来而且爬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后，当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额地做。大跃进发动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为党干部一旦重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党的“解放”运动，事实上是制造了一个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阶级。
五〇年代末与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个年轻人的国家。这些年轻人完全摆脱了过去，卖力地争取好机会好职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当然也可能有其它动机。农民生活的旧梏桎排除、教育与组织普及、人人机会均等的信条，使许多农民青年有为伟大主义效劳牺牲之心。
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会发现大跃进是往昔大规模公共建设的现代版。明代的重修万里长城工程，和抗战时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轰炸机起降机场一样，都是征召乡村劳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长来，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个工作地点工作一段时间，也许是十天吧。于是，村民们就自备食物来
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们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队回家。村民服劳役的形态各有不同，但是这种挑担子运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为光辉的业绩。大跃进时期修堤筑坝开渠的成就，与安阳和郑州的历史古都的建筑是异曲同工的。动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统治者的特权，毛泽东用它自是理所当然。
农民被组成生产大队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发明。大跃进应该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时代的农业改革相比。特别是在政府力量侵入农村方面。我们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