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第6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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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再见！”

正文　第六一五章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第六一五章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安毅再次回到蒋介石身边。两人从同乘一车离开南京前往机场到同机飞抵南昌，一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交谈，蒋介石严肃的表情一如往日，但是眼中却露出欣慰之色。安毅还是和原来一样恭敬勤勉，没有任何的不满和懈怠，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不快之事。

可是其他大员的表现就不同了，飞机平安降落在南昌机场，行营主任兼剿匪司令何应钦、秘书长兼江西省代主席杨永泰早早等候在那里，看到能承载六人的飞机里络绎走下的蒋介石、安毅和两人的副官长，何应钦与杨永泰相视一眼，均能看到对方眼里一闪而过的惊讶和忧虑。

何应钦大步迎上向蒋介石，立正敬礼，杨永泰也跟上去鞠躬致意，低声问候。

蒋介石侧过身微指安毅：“此次参谋次长安将军一同前来，将在剿匪作战、恢复江西社会治安、振兴工商业等方面与你们共同协作。”

安毅依据规范，率先向何应钦敬礼，何应钦转向安毅正正规规地敬了个礼，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问候，轮到杨永泰时大不一样，杨永泰大步上前，热情地握着安毅的手低声致意。表现得非常友善和客气，然后转向蒋介石，大声称赞总座的英明决定，说安毅此来可解决大问题了，以安毅在江西的人脉与威望，定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打开个崭新局面。

安毅表现得非常客气，仿佛杨永泰从来都没有算计过他一样，杨永泰看在眼里暗自心惊，他想过此番见到安毅有可能遭到白眼和冷遇，或者安毅不会与他多说一句话，没想到安毅还是和以前一样也是客客气气脸带微笑，打完招呼就走到满脸笑容的陈诚和蒋鼎文等黄埔系将领身边，热情交谈极为融洽，这让杨永泰心中的疑惑和惶恐不断加深——实际上，他非常不愿意蒋介石把安毅叫来南昌协助他和何应钦的工作，可蒋介石决定的事情，根本就不会给任何人辩解和拒绝的机会。

杨永泰和何应钦心里都很清楚，蒋介石的这一决定蕴含双重意思：一来是对安毅的更为信任和器重，二来是对两人数月来的工作非常不满意，否则尽可派另一位参谋次长过来，而非是与两人存在宿怨的安毅。

车队在众多军警的严密保护下开到南昌城中装饰奢华焕然一新的行营。安毅之前曾远远见过湖畔落成使用的行营，但是自建成之日起便没有进去过，这回跟随在蒋介石身后算是见识了一番，对何、杨二人的铺张浪费颇不以为然。

一行人很快来到宽阔气派的会议室，十余名军长、师长和江西省政府各部官员分左右整齐站立，齐齐致敬。

蒋介石走到首位，威严地扫视一圈。微微抬手示意大家坐下，安毅坐在蒋介石右下首第二个位置，神色平静一派从容，掏出笔记本埋头书写，不向任何人望一眼。

在蒋介石的询问下，何应钦起立汇报近期剿匪情况，精心粉饰的语言中处处透露出窘迫近况，数次被红军调集优势兵力伏击的军长孙连仲等人和各师师长神色尴尬，嘴巴紧闭，对何应钦把红军一击得手快速消失解释为“一经接战四下逃散”、“仗着对地形之熟悉化整为零致使我军各部搜索困难，造成难以把握赤匪主力之僵局”等话语深感安慰，可安毅和蒋介石都听得出其中的真实意思：剿匪各部处处挨打，却找不到红军主力之所在，造成各部陷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进而不敢前进一步的困局。

何应钦汇报完战况，杨永泰站起来汇报江西各地的军政民政情况，在语言的组织和阐述技巧方面，博学多才的杨永泰显然要比何应钦干得漂亮，除了把“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这一主要意思表达出来之外，杨永泰还提出了“赤匪借抗日之名广泛宣传、煽动不明真相者抨击政府责难军队，以卑劣手段和不知疲倦之鼓噪，赢得无知民众之盲目同情。却从未停止过对我党我军及各级政府之颠覆活动”等问题，并在问题的后面提出解决的办法，其中包括极为残酷的“应以战时条例对犯奸作恶者予以最直接、最迅速、最解决之惩处”，言下之意是请求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杨永泰述职性质的报告让蒋介石舒心不少，听完杨永泰长达二十多分钟的陈述，蒋介石和蔼地示意他坐下，扫视众人一圈，大声训示：

“各位同志，江西及周边地区之现状极为严酷，经年之剿匪中央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可至今匪患不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决定，增加剿匪总司令部之力量，将在一周内请来德、美、英各国军事顾问前来襄助，纠正作战计划中之错误，弥补其中之疏漏与不足，我军与顾问团之联络、协商等事务，由参谋次长安毅将军全权负责，希望各位同心协力，报效党国，树立正确之政治观，早日清除匪患方能一致对外。”

冗长的会议结束，蒋介石把安毅、何应钦、陈诚、蒋鼎文、杨永泰、邓文仪等七名军政大员留下，再一次细致地要求何应钦、杨永泰等人要对安毅严密配合，并明确地给予安毅参与军事及政治决策的权力，安毅可以根据需要前往各军各师督导作战与协助指挥，俨然成了蒋介石无比信任和重视的“钦差大臣”。

众人唯唯诺诺，心里却各有想法。陈诚、蒋鼎文等人与安毅交情深厚，深知安毅的能力，对安毅的到来自然高兴，何应钦和杨永泰就不一样了，两人非常清楚蒋介石给予安毅这么大权力是何意思，CC系干将邓文仪心中吃惊，脸上却是热情洋溢的笑容，表现出同门袍泽宽厚诚挚的风范。

开完会再一次与一群心腹协商军事难题，讨论军事部署，期间只进行过两次休息和用餐，直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需要赶回南京等待张学良到来的蒋介石才乘车赶赴机场，对送行的安毅谆谆叮嘱寄予厚望。安毅频频点头却没有任何的承诺。

蒋介石即将登机之时，看到两架崭新的飞机停在南侧的停机坪上，数名身穿迷彩服的地勤人员和三名身穿美式飞行服的飞行员围着飞机认真保养，转向安毅低声问道：“你的飞机？”

“是！学生估计用得着，就把一架运输机和一架侦察机从西南航校调了过来，希望能在人员运送和战情侦察方面做些什么。”安毅恭敬回答。

“好、很好！这个决定非常正确，这样一来你可以随时飞抵南京向我汇报，也可以亲自去前线看一看，做到心中有底，便于作战计划的制定和作战指挥的展开，很好。顾问团到来之后。你也可以用这两架飞机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特别是德国人，他们素来严谨认真，估计会提出乘机观察前线的要求，之前我疏忽了这个问题，你的准备很充分。”

蒋介石欣慰地说完，与何应钦、杨永泰等人打了个招呼便乘机离去。

蒋介石一走，所有人都如释重负，没有了那么多的束缚，安毅与何应钦和杨永泰礼貌告别，满面春风地拉上陈诚、蒋鼎文等人同乘一车赶回市区。不一会儿就进入江南宾馆二楼的俄国西餐厅，点上些食品和几瓶洋酒开始交谈。

“大哥，你怎么不待在河南也过来了？”安毅询问蒋鼎文。

蒋鼎文苦笑着摇了摇头：“不单止愚兄过来，愚兄麾下的两个师也调过来了，原来那个陇海路西段警备司令部撤消，愚兄一下子变成了剿匪路军总指挥，这不刚开到赣东两天吗……对了，你的几个师兄都在南昌，把他们一起叫来聚一聚怎么样？”

“干脆，把我十八军下属两个师的黄埔弟兄也叫来放松一下，今天就狠狠宰一次安毅。”陈诚乐不可支地附和。

安毅爽快地哈哈一笑，抬头寻找沈凤道，正好看到许一尘在过道上与沈凤道聊天。安毅招手示意许一尘过来，热情地将他介绍给蒋鼎文和陈诚。

已经是南昌情报站站长的许一尘仍然以经营宾馆、影院和贸易公司的商人身份出现，他礼貌询问蒋鼎文和陈诚为何住在行营招待所而不住一水之隔的宾馆？几句话就把蒋鼎文和陈诚说得高高兴兴，蒋鼎文当即表示回去就把行李搬来楼上住，还要和安毅住对面，陈诚迟疑了一下，在安毅的请求下也答应住进来，反正一周之内各军主官谁也别想离开南昌，顾问团到来之前完整的下一阶段作战计划无法确定，所以只能等，开赴各驻地的军队也只能摆出一副张牙舞爪的模样暗自休整。

从这一天开始，安毅过上了非常舒心的自由日子，他本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原则，每天早上准时前往行营，与何应钦、杨永泰等人见个面，随后来到行营二楼西侧分给自己的两间办公室，指示麾下尽快通过各种方法、各种渠道了解战局进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后就乘坐轿车离开，回到江南集团的办公大楼里与周崇安、劳守道等人秘密协商各种事务，到了晚上就拉上十几二十名黄埔同袍出席南昌各界为他举行的一个接一个的欢迎宴会。

由于时局突变，整个南昌百业停滞，共产党组织已经在整个江西地区频繁活动，仅在咫尺之遥的高安都被神出鬼没的红军小股部队两次袭击，所以安毅麾下撤出之后的众多产业没能按照理想价格转让出去，但是也比当初的投入增值数倍。

安毅以快刀斩乱麻的态度。建议周崇安和老道尽数把闲置的产业卖掉，因为，下一步整个南昌甚至整个江西会走向何方，连安毅自己也毫无把握。

第六一六章　　背叛者死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四日凌晨。日军在大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出动四千多人，向嫩江桥发起进攻。时任黑龙江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马占山将军立即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的血战全面爆发。直到中午，日军伤亡很大，纷纷溃退回南岸。下午三时，敌人再次集中兵力，密集进攻。马占山所部等日军到百米处，齐起猛攻，趁混乱之际全线冲锋，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飞机、大炮无技所施，无奈之下向江桥溃败，遭到在江岸芦苇内埋伏的中国军队堵截，日军有的陷入泥沼、有的跳入江中，后来增派的援兵也在桥上被马占山所部骑兵冲断，一股回撤，一股被迫逃到左翼阵地后全歼。

此后连续十多天的交锋中，日军损失惨重，至十九日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拜泉、海伦，共毙伤日伪军六千多人，自己伤亡两千多人。这就是打响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第一枪的江桥战役。

马占山将军的义举，得到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与支持，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很快，在全国民众强烈要求团结一致抗日，反对内战、反对不抵抗政策的汹涌浪潮中，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政府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宁粤争端”，“同心协力一致对外”，在上海举行了中外瞩目的“和平会议”。

这次“和平会议”在数日的吵吵闹闹中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宁粤之间嘴巴讲和，口号无比嘹亮，实质上分歧却日益严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政府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最后在全国舆论和各方压力下，宁粤双方相互妥协，决定把问题拿到两个政府各自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加以讨论解决。

南京国民政府的四全大会于十一月中旬在南京举行，广州政府的会议召开得晚一些，时间相对也比较长，从十一月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