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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啊,上海男人!-第31章

小说: 啊,上海男人!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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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此刻让我回江南。。究竟有几个劫后的老人还靠在运河的小石桥上等我回
家回陌生的家去吃晚饭呢?原来想葬在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诗人,突然发现故
乡已全非旧时,而那自己一向无意当做家的地方其实才是真正可以拥有的
家。这个意识一定有醍醐灌顶的冲击力,诗人的价值坐标天旋地转起来;他
所处的边缘竟然形成了一个始料所未及的崭新的中心,新的中心一旦成形,
放逐就止步了。

抵抗失忆不是每个人都和托玛斯·曼或余光中那样幸运——如果我们
能称之为幸运。许多人找不到回家的路,又建立不起新的中心。他们在边缘
挣扎,挣扎着不要陷入彻底的、最终的失忆。把这种面临深渊的恐怖和恐惧
表达得最透彻的,正在流浪的杨炼是其中之一。

……记忆把你窜改了。虽然紧闭指缝,脸还是从你必须“记住”的一
刹那开始融化,点点滴滴流走。你越努力要记住昨天,就越彻底地失去今天。
其实都是死,死于遗忘或死于记忆是一回事。你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世界日
日从你身边滑过,在众目睽睽下失传。现在你真的怕,怕记忆。。空空如也
中,你和你的诗,彼此近亲繁殖。。你在你自己的书写中失传了。

不能不又想起张岱。他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西湖,看见“歌楼舞榭,
如洪水湮没”;急急走避,不再回首。他决定死守在他的边缘,“而今而后,
余但向蝶窟岑迹,蘧榻于徐,唯吾旧梦是保”。旧时西湖和与西湖丝丝相连
的人生内容是他的中心,为了不失去对这中心的记忆,他写《西湖梦寻》七
十二则,对自己、对别人,证明某一个价值、某一个意义的存在。

杨炼却在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中发现,放逐者的诗,因为处于孤绝,渐
渐要失去他对记忆的残存的掌握,已经开始近亲繁殖!当被埋葬的不是死人,
而是墓碑自己的时候,墓碑上的文字已经掏空了意义。诗人面对无边无际深
不见底的虚无。

可是,书写本身不就是一个抵抗的姿势?如果不是为了肯定自我,怎
么会有屈原的《离骚》?如果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怎么会有张岱的《石匮书》?
如果不是为了拒绝失忆,白先勇怎么会写《永远的尹云艳》?如果不是为了
克服失语,叶石涛怎么会活到今天写《台湾文学史纲》?大陆的大墙文学、
伤痕文学的作者们,哪一个不是当年消沉困顿、岌岌于深渊边缘的放逐者?
有的人在放逐中步履踉跄退到孤独的边缘,起先沉默,而后失语,最后失忆,
忘了自己也被世界遗忘。有的人却因为抵抗失忆而找到新的中心,或者,给
予边缘新的诠释,使边缘本身成为一种目的。不管是升起或堕落,放逐,迫
使一个人赤裸裸地、毫无退路地面对他的生命本质。它加重了灵魂的重量,
使你深沉——如果你没先被那个重量压倒的话。

不,我说错了;放逐可以将你的灵魂彻底地抽空,使你轻得找不到自
己,那才是生命里不可承受的轻。。译本我?我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是说,


道路上络绎不绝那么多命运坎坷的放逐者,我不敢抱怨。

著作,我有;读者,我有,时不时还收到远方的来信,来自大陆或台
湾,来自美国或新加坡,总是和我同属一个文化氛围的中文读者。我不必对
着镜子和自己日渐苍白的影子练习说话。

可是啊,我也是一株向日葵,贫血的脸孔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
走遍千山万水,看见黄浦江却觉得心跳得特别快。认识整个世界,和台北的
朋友相濡以沫感觉却特别温暖。

我清楚地知道,在这里,我是边缘——柏林围墙倒了,苏联帝国垮了
——又怎么样呢?我是那彻底的旁观者。可是,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那里,我
是中心:事件震动我,我震动人群,人群影响我,我影响事件。那是一股澎
湃汹涌激荡回旋的浪潮,我可以一头卷进去,与时代肆意地撞击。

于是我不断地回去。

台北人在各式各样极度精致或者故作粗野的餐厅里吃饭。吃饭就免不
了要谈政治,谈的多半不是世界局势,而是台北政局,更贴切一点,是台北
政争。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一句分辨不清的耳语,一个暗地里的小动作,
在岛上都有膨胀发热的重要性。人们笼罩在政治的大网下,热切、激动。

我站在街头,看见木棉花从树梢落下,“噗”一声打在柏油路面。这是
汽车横冲直撞的大马路,热腾腾喷着油味的引擎轰轰响着,我竟然听见了木
棉花掉落在地上的声音。或许我以为我听见了?穿过马路,走向大安公园。
一个游行的队伍正横过马路,摇旗呐喊着;旗子被几辆庞大的公车遮住,看
不清上头的字。大安公园的人行道上种着一种矮矮的灌木,显然是接木的品
种,同一株灌木上竟然开着蓝花与白花,看起来异样地美丽,却也透着一种
令人不安的矛盾。我蹲下来,细细地看着那纤巧的花瓣。游行队伍走到哪里
去了?竟然没注意。

走在蓝白小花相间的人行道上。一个人走着,没碰见熟人,也没被碰
见。鞋跟在红砖路上清脆地敲着。走着走着,怎么一种孤单的、边缘的感觉,
那么熟悉地,从心底浮了上来,跟着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难道说,放逐久了,即使原本也只能是一个隐晦的译本?干杯吧,托
玛斯·曼!

1996 放逐与自我放逐——何怀硕龙应台女士《干杯吧,托马斯·曼!》
一文用到“放逐”两字,大有分教。

“发配沧州”、“流放西伯利亚”或“贬谪潮州”等不同情况的“放逐”,
都有某些共同本质。放逐是掌权者对仇人、异己或“犯法”者所施的惩罚之
一种,由不得被惩罚者选择,此其一;放逐的所在地不是落后边鄙,便是蛮
荒鸟不生蛋之地,此其二。在专制或暴政之下,被放逐者多为才人志士,受
人崇敬。历史上更不知多少千古流芳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遭
受放逐的命运。

在“放逐”与“自我放逐”之间,还有一种半被迫、半自决的情形,
或者就叫“流亡”,那是在暴政威压之下,非走不可。提供庇护的流亡之地
或可由自己选择。纳粹时期与早期苏俄许多思想家、艺术文学家与科学家,
多以美、法等富强发达国度为依栖。只要现实环境许可,他们念念不忘希望
回到母亲的国土,托马斯·曼是一例。索尔仁尼琴不情愿地在美国自由享受
了比他的同胞好上百倍的流亡岁月,但在苏联解体不久,他便回去拥抱他苦
难的人民。


被“放逐”者受世人的同情与崇敬,而“自我放逐”者更可赞美歌颂。
真正的“自我放逐”大概只有三种:一种是个人追求某种崇高的志业不见容
于本国社会,无可奈何逃离故土,远走异乡,继续奋斗。另一种是有感于人
类社会的不公与残缺,对苦难者抱持非常的同情心,在使命感与牺牲奉献的
热忱驱使下,抛弃原有的优裕,到最痛苦无助的地方去默默从事拯救灵魂、
济助肉体的工作。此两种“自我放逐”出于自愿奉献,当然更值得钦敬。

此外,如果一个有成就、有贡献的人,因为后来对他所归属的现实社
会非常失望,但其志趣与所能不在改造社会的工作上,于是飘然远引,另觅
桃源,不再过问世事,离群索居,以求自我完善。这大概可算是“自我放逐”
的第三种。即是在前面两种坚苦卓绝之外,超逸自适的一派。因其人之杰出,
志行之高洁,与世无名利之争,也令人钦佩。

若非上述种种,老实说根本不能以“放逐”或“自我放逐”来鱼目混
珠。

半世纪以来,吾族中人为了避祸、生存、安宁、发展、深造、事业、
致富等等不同动机,通过种种不同途径,出奔或移居外国者,人数为历史上
所空前。人往“佳”处走,无可非议。尤其在此地球村的当代,异国通婚,
移民易籍,非常平常。良禽择木而栖,何况聪明透顶的人类。弃贫陋而慕富
美,厌落后而趋先进,舍忧患而求安乐,也是人性之常。不过,我们许多成
为外国人的“中国人”(其实只能说是“华裔”)有些不寻常。比如说有所谓
“侨选立委”。既为外国人,却仍可当本国民意代表,参与国政决策。每逢
选举,海外华裔外国人争相表态支持或反对某党某人,这不啻外国人干政。
这些华裔外国人回国,或称“侨领”,或为“旅美、旅欧学人”。他们自己与
本国人都忘了他们“外国客人”的身分,而且好像是更“高档”的“中国人”。
他们回来指指点点,声音都特别响亮。平心而论,在外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
化外籍的这些“前同胞”,其智能平均而言,确比国内芸芸众生优秀;他们
对本土某些贡献不应忽视而应感谢;他们对本国社会、文化的批评也常令人
折服。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大肯面对。那就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都厌
弃落后与忧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能先进安乐得起来?他们既不肯在
本国土地上与本国人民一起努力,既做了外国人,除了像文化交流中外国专
家嘉惠落后国家那样的往来之外,其他的“利益”又岂能伸手攫取而毫无自
疚?但是我们多的是这种占两种便宜的“高级华人”。

既选择各方面最好的国家去认同,又不肯与世无争,常常回来做高档
的“中国人”,名利双收,来往尽是本国的名流显要,到处有掌声相随,就
因为许多羡慕的眼神争睹先进文化的中文“译本”。但是,中国人的苦难不
是“译本”所能解除。而当本土灾难的时候,“译本”又将还原为先进国的
“文本”。放逐者的行列里从来没有这样的精明与“高档”。自称“放逐”,
那是笑话。

“我托马斯·曼人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我们不禁要想:中国人的灵
魂都在外国先进文化的“译本”那儿吗?这些“译本”代表着中国人的良心
忍受着“放逐”的煎熬吗?我要学龙应台的名作标题(她有《中国人,你为
什么不生气?》一文)对所有的中国人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争气!兄
弟之间还要制造民族的苦难?”但愿所有认同中国文化,愿为创造明日有希
望的中国文化,愿意在中国的土地上(包括两岸)奋斗的同胞,携手共同革
除中国文化社会新旧的积弊,追求全民族的进步与光荣,捐弃成见,以兄弟


相待。我们如果挑起战争,中华民族将又成新世纪世界主流文化的边缘,我
们又要损失多少精英去做西方文化的“译本”,而使多少中国人永远自感低
人一档。

(原载1996 年台北《中国时报》)

第17 节 中国人,你为什么自卑?

怀硕老友:读你批评我的文章,有时光错乱之感,好像回到写《野火
集》被攻讦的时代,那已是十年前了。怀硕,你没长进。

先谈你对我人身攻击的部分,所谓“外国人干政”云云。你应该知道
我只有一本护照,没有任何其他国籍。当我给李登辉先生写公开信的时候,
我是以一个百分之百的台湾公民的身分出发的,没有什么“外国人”或“华
裔”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有特别的爱国情结;未入美国或德国籍,只是
因为我懒得去填表盖章排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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