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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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
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过度简化地来表达,
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
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
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
“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
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
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
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
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
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
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
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
南大学李小江写过:“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
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
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
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
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
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 年)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
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
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
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
析》,《社会学研究》,1990 年第一期)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
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
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 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
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
国平均每6 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 人中就有一个
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 年)这又代表了什么?曾
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我们这一
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
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
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
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
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
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
的伤痛?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
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
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
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
很久没出去了。。”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
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
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
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
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
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
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
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
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
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
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1997 年3 月3 日《文汇报·笔会》)
第4 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
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
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
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
怎么能嘲讽他们?”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
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
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我答
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
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
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
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
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
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
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
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
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
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
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
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
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
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 邀我上
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
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
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
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
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
与预设立场有关吗?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
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
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
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除了我之外,BBC 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
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
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
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
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
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
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
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 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 的总
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
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
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
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我太吃惊了。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
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
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
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做‘上海男人’
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
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
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看看
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
事。
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
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我不可能去
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
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 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
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
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
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
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1997 年8 月14 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
海男人”》)日本来信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
得不大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