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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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将）回忆道：“石原部长是不扩大方针的最坚强的倡导者，认
为此时应当竭力促进增强日本国力，完满建成满洲国，担心日本
如进一步向中国伸手，则迄今苦心搞起的扩大生产、充实军备将
无法完成。但是，他在部长会议等场合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而
是采取了“虽然反对但不得不服从”的态度，未能作出充分努力，
就上述所担心之点阐明国力真相，以求得有关人员的理解，是值
得惋惜的。”
下村实际上也仅看到了表面。当时，即使石原坚持己见，也
未必就能挽得住尤如脱缰野马一般的“主战派”。在这之后，他虽
自始至终反对日军在华东、华中作战，但最后还不是被军部一次
次压制下去。当时的日本，连内阁首相在军部的威逼下也只能同
流合污，1名少将的反对就能拖住引弓待发的战箭吗？
7月11日下午2时，日本政府再次召开紧急内阁会议。会上，
陆军的提议被通过，决定了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并向华北派兵的
计划。另外，“为加强全体国民一致协力体制的声明”的提案全文
也获准通过。
日本，在经过数年不断的战争薰染后，终于迈出了举国一致
进行战争的一步。日本进入了战时体制。
11日下午4时30分，第56号、57号临参命同时飞向了东北
关东军司令部和朝鲜第20师团。
关东军司令官受命，将独立混成第1旅团主力、独立混成第
11旅团主力及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
队）派往华北。该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纳入中国驻屯
军司令官指挥下。
朝鲜驻屯军第20师团应尽快到达华北，编入中国驻屯军司
令官隶下。
同时，东京军部发布命令，钦命日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
赴华北，接替病危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
11日当晚6时25分，日本政府就向华北派兵一事发表了声
明。该声明混淆是非，先是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中国军队身上，继
而煽动民族情绪，最后表现出日本政府坚决支援派兵解决冲突的
强硬姿态。
当夜8时，华北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得知了日本动员
国内师团的消息。此时，他正准备前往29军，与张自忠签订停战
协定。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他惴惴不安，他不知29军代表在得知
这一消息后是否还能与他签约。
“真不是时候，简直是捣乱。”松井暗自嘀咕着去了29军。
但不知29军是没有得到消息，还是他们铁了心要签停战协
议，松井的担心并没成为现实。事后，松井带着签了字的协议，心
情轻松地返回了驻地。
但松井担心的事很快发生了。日后多年，在他已升任中将后，
回忆道：“将近半夜，东京电台广播报道：‘接到在北平达成停战
协定的报告。但鉴于冀察政权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
置信，恐日后成为废纸’云云。
“这一广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据说这是陆军
省新闻班的强硬派，未经上级同意，将擅自起草的稿件送交广播
电台的。由此可见当时无论是军部中央或规地，强硬派是在如何
积极地活动。”
与日方存在强硬、稳健两派同样，中国方面也有两派。冀察
方面的强硬派抓住以上广播，提出：“正因日本方面无诚意，今日
岂非为撕毁协定制造借口。其不扩大方针或停战协定，只是为争
取完成作战准备所采取的缓兵之计而已。”因此，在舆论方面也趋
向强硬。北平城内戒备愈益森严，守备兵力达两个师以上，人心
东京，跨入战争之门（5）
惶惶不安。
东京，华北形势的恶化再次惊动了天皇裕仁。一天，他召来
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富载仁亲王。在详细询问了中日两军发
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后，他又想起了日本身后的那只巨熊，于是
有些担心地问道：“如果苏联介入怎么办？”
在这个问题上，闲院宫似乎相信陆军省的判断，因而直率地
回禀道：“陆军认为苏联不会介入。”
裕仁对这个回答显然不满，当即反驳道：“那是陆军的武断。
万一苏联介入，将如何是好？”
参谋总长闲院宫无言以对。
天皇这次召参谋总长入宫，并非要责难他。两三天前，陆相
杉山元曾拍着胸脯向他保证：1个月左右即可收拾残局。天皇虽有
些担心引发一场中日全面战争，把日军主力钉在中国，也怕苏联
在日本困难时从背后下手，可他毕竟经不住中国这块肥肉的诱惑。
再说军部一直坚持说是中国方面先开的枪，他也不愿过多地限制
陆军，挫了他们的锐气。既然陆军说苏联不会出兵，而他的皇军
又能在1个月左右解决中国问题，从内心说，他也是赞成出兵
的。
此时的天皇并未仔细研究中国形势，更没看到中国铺天盖地
的抗日浪潮，因而轻易地同意了向中国派军的方针。他的野心和
轻率，不但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也把日本拖进了日后
长达8年的战争泥淖而难以自拔。数月后，当他面对日军的困境
而大发雷霆时，除了把当初大吹特吹的杉山元贬到中国战场之外，
他也只能唉声叹气，无计可施。
蒋介石操起平倭之剑（1）
蒋介石梗起脖颈，操起了尚未铸就的平倭之剑。
7月8日，蒋介石正在“凉岛”庐山上休养避暑，兼代着办
公。
每年夏天，随着蒋介石登上庐山，这块幽静之地便显得热闹
起来。往来信函、电文穿梭不断，国民党党、政、军重要人物也
从各地奔向这里。而1937年的夏天，这里更显得热闹。去年岁末，
蒋介石西安被扣，曾答应中共和全国民众，政府将采取一切手段，
抗击日本无休无止的侵略。7月初，来自全国各个方面的知名人士
代表正聚在这里，将举行庐山谈话会第一期会谈，共商结成抗日
统一战线、全面抗日大计。代表中，甚至还有来自陕北的中共代
表。
会议还未开始，日军便在华北挑起了战端，给了提议召开这
次会议的中共及全国支持抗战的人民一个最及时、最充分的理
由。
蒋介石是于8日接到29军代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报告，
得知卢沟桥事发的。接到报告后，他先是一阵惊慌，随即便陷入
了深深的思索中。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各党派、地方军
的派系之争明显缓和下来，举国一致的抗日呼声却日趋高涨。这
种局面令他亦喜亦忧，喜的是国内支离破碎的局面大有改观，南
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力明显加强，抗战准备也已开始起步。但这一
切必定要刺激盼着中国陷于内乱的日本人，他们会看着中国一步
步统一、强大起来？尤其国内抗日舆论的日趋高涨更令他焦虑、担
忧，以他本意，在军事战备尚未准备充分之前，应该给外界一个
宽松、缓和的气氛。但直至7月，华北形势虽然紧张，日本国内
却没什么明显的变化。6月4日，家族渊源上对华持亲善态度的近
卫公爵受命组阁，更是给了蒋介石一粒定心丸。但仅仅1个月，华
北就出现了战事，东京到底在做什么打算？天皇裕仁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
日本人从无信义，跟他们打交道，应多做几手准备。主意拿
定，他当下便向华北发去电文，指示29军：“宛平城应固守勿退。
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指示虽已发出，但他的疑虑并未消除。晚饭后，他取消了惯
常的散步，又在思索局势和日本人的企图。当晚的日记，记录了
他情况未明，犹豫不定的真实心态：“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
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
立乎？”又言：“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一夜的思考和反复琢磨，蒋介石的思想渐渐地走向全面抗战
的道路上。
9日，蒋介石电召何应钦由四川速返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
备应战。惟恐29军临阵动摇，他再次电令华北，指示29军道：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
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为原则。”
在命令宋哲元29军严阵以待的同时，蒋介石秘密电令孙连
仲第26军北上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
7月10日，蒋介石再下决心，就全面抗战事宜，又采取三项
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
7月底前，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等。
（二）将可供6个月用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以南三
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一旦被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
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军
粮。
蒋介石这次是铁了心不向日本人低头，如果日本人硬要他低
头，硬要中国丧失主权，他决意拼死一战。他这么想，可华北地
区的29军却背着他向日本人做了让步。7月11日下午，张自忠代
表29军与日方达成了屈辱协议，不但同意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
生类似事件及取缔抗日团体等，还答应了日军宛平城、回龙庙不
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
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怒，痛斥29军媚日，没有骨气，并命外交
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日本驻华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
央核准者，无效。”
12日，日本政府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
本外务省也发表声明称：今后军人对军人交涉，不关外交当局事。
在此严重情况下，蒋介石认定日本必无满足之时，任何让步也不
能满足东京的野心。遂于13日电示宋哲元，表示准备抗战的决
心。他在电文中指出：“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谈话，对
蒋介石操起平倭之剑（2）
外界表明了他坚决抗战之决心。
他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
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
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全国民众
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
（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
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
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到了北乎门
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
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
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最后他表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
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
心。”
这些话是蒋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他的统治和国家
存亡的根本大计。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他经过多年的徘徊和委
屈求全的痛苦后，在最后关头，毅然悬崖勒马，决心抗战，决不
投降，乃为国家之侥幸，民族之庆幸。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最后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