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郎度挝瘢凰到心惚潮嘲�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良久才转过脸来说：
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听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米，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你们医务所的领导哩？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你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米到一百米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间房那么大。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力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