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漫长的抵抗-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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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由于当时国内国际对于日本准备细菌战的情况了解尚不充足，这份报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这次袭击引发了日方的恐惧。因此，1941年11月七三一部队成立时选择了哈尔滨近郊更加安全的平房区而不是双城子。并加强了对七三一兵员和文职人员的军事训练。
刘海涛进入抗联干部学校学习，后又转入列宁格勒步兵学校。1938年回到延安后，刘海涛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亲切接见，同年被派往山东工作。时毛泽东曾亲往送行。刘海涛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先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九支队司令员，后任第二旅副旅长，次年升任鲁中军区司令员，转战日照、莒县、赣榆一带，收复蒙阴、东阿，名声大振。1941年11月，刘海涛率部参加反“扫荡”中被日军包围于岸堤以北王山一带。为了保存实力，他命警卫排和青年营分头突出重围，自己和与妻子苏珍及社会部长朱玉干等八人吸引敌人任务完成后，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钻出了日军包围圈，但至蒙阴县官庄以东杜家林时，被汉奸王立庆，石绍武伪装抗日联防大队诱捕。11月25日，八人被杀害于苏家村，壮烈牺牲。
值得一提的是出卖刘海涛的两名汉奸，都有可耻下场。
1945年3月八路军攻克蒙阴，活捉负隅顽抗的伪大队长石绍武；同年打垮时任旅长的王立庆部。王立庆逃走，在新中国成立后，先逃到天津，后又逃到东北。但天津公安部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其妻子无端怀孕，据此认定王并未远离。王立庆终于被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绳之以法。
作为可能是唯一能够打进日军细菌武器试验场的抗联将领，能够将敌人的这份罪恶告知世人，刘海涛或许可以含笑九泉了。
七、忠骨留香——一张照片记录下的牺牲与战斗
——一张照片记录下的牺牲与战斗这是一张令人感到压抑和悲伤的照片，在这张照片的标注上，日伪军留下了这样的说明：“红军匪首程司令率羽党三百余人袭击双山子警察署，当经局长率警出剿，当场射杀匪人二十二名首级之留影。康德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经向相关工作人员询问，得知这张照片原夹在敌伪档案之中，似为邀功之用，上面尚有当时与其他档案一起装订留下的钉孔。
康德三年，即1936年，这张照片展示的，正是当时一场真实战斗的结果。其中所提到的“红军匪首程司令”，即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照片中所述的“袭击双山子警察署”，指的是1936年4月26—27日他和第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共同指挥的攻打宽甸崔家大院之战。
崔家大院，是当时双山子警察署所在地，位于双山子村平坨屯（今平坨小学校址）。此前，程斌曾写信给其代理署长邹兴波，试探是否可以取得他的合作。为邹拒绝后，第一师乃决定对其发起攻击。26日清晨，程斌率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和少年营冒雨分三路包围了崔家大院，发现它四周设有围墙、炮台，对缺乏重武器的抗联来说易守难攻。且部队在白天到达失去了进攻的突然性。但是，程斌未能及时调整部署，而是在对敌进行劝降未果后发动了强攻。尽管抗联战士十分英勇，两个主攻连连长一死一伤，经一日一夜战斗仍未能拿下该地。第二天，宽甸县属日伪军警来援，抗联部队被迫撤离，但有22名官兵的遗体未能抢回。推测，这张照片中遭到日伪军展示的阵亡者首级，就是他们的。
事后，抗联第一军军长杨靖宇听取了战斗汇报，批评了程斌的蛮干行为。当杨靖宇获知敌人将牺牲的战士头颅铡下示众，并挖了一个大坑，准备将烈士们尸体一起掩埋时，亲自给双山子伪警察署写了一封警告信。慑于杨靖宇的威望，敌人制作了22口棺材，较为尊重地埋葬了这些抗联烈士。血战崔家大院是抗联一军在宽桓地区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不但有这22名战士牺牲，还有不少伤员，留在当地农民李庆顺等人家中养伤。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但是抗联对敌重兵驻守的警察署发动攻击，仍对日伪军产生了一定震慑作用。
值得探寻的，是这次战斗的参加者们此后的人生轨迹，恰似抗联整体的一个缩影。
少年营一连连长张泉山是两名伤亡连长中的一名，在战斗开始后，从山上冲下来时被敌军击中腿部负伤。
张泉山，1933年初，在吉林盘石山参加南满抗日游击总队，开始曾担任杨靖宇将军的侦察员、警卫员。在哑巴梁子战斗中，张泉山跟随杨靖宇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成为杨靖宇手下一员得力的助手。当南满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抗日联军第一军时，杨靖宇军长任命张泉山为少年连连长，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后，担任一连连长。1936年7月下旬，少年营一连回撤本溪、宽甸、桓仁老游击区时，在海城北交界碑与敌人遭遇，经殊死战斗后，全连只剩下连长张泉山和两名战士。为了不当俘虏，他们毅然毁坏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张泉山此后获救，是抗联第一军少数幸存者之一，成为此战的历史见证人。“八一五”光复后，张于东北参加剿匪作战，后担任黑河军分区后勤部部长，副师级，1997年病逝。
一师参谋长李敏焕是战斗的直接指挥者，因敌军增援部队赶到不得不率部撤离。
李敏焕，又名韩敏焕、金敏焕，朝鲜族，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幼时全家因贫迁居吉林省延吉县。1928年入龙井大成中学，并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连政委、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年营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师参谋长。
1936年6月，李敏焕率领一师三团在四、六两团配合下发动西征之战。7月15日，在回师途中行军至摩天岭时，伏击尾随的连山关日军守备队第二中队，歼灭日军中队长今田大尉及所率日军48人。李敏焕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3岁。
一师师长程斌是整个战斗的指挥者。
程斌是杨靖宇颇为看重的指挥员之一，曾着力培养，在一师期间作战也颇为勇敢，他和日军的作战，曾多次在日本《朝日新闻》等报刊上被报道，有“小杨靖宇”之称。但是，1938年6月，因斗争日益残酷，日军又以其老母性命要挟，程斌发生动摇，于6月29日率一百余名部下向日军投降。此后，所部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程斌任副大队长，成为日军进攻抗联的忠实爪牙，给抗联第一路军造成极大困难，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杨靖宇将军的牺牲。
抗战胜利后，程斌率部投靠国民党军，解放战争末期隐瞒历史，混入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1951年被其部下举报，经北京市公安局报请国家公安部并经部长罗瑞卿批准将其逮捕。同年5月21日判处死刑。
老抗联战士们对程斌的感情，仇恨中还有一丝惋惜——即便是坚持不下去，脱离了队伍，只要不投敌，抗战胜利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他当年打鬼子的事情的……
有人牺牲，有人幸存，有人投敌叛变，残酷的战争恰似一江激流，大浪淘沙，展现出真正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牺牲在宽甸的22名抗联英烈，如同牺牲在那片土地上的无数抵抗者一样，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但是忠骨留香，1968年，当地政府在其烈士墓前建立了抗联英雄纪念塔，现已成为该地青少年爱国教育的重点史迹，使其永受后人祭奠和敬仰。
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战的人们，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八、戴布琼尼帽的抗联
早年曾经读过一本描写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学作品《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里面讲到一位刚参军的小战士对足蹬大马靴的抗联指挥员曾充满恐惧，因为这种装束和日本鬼子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战斗中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图书馆一位看门的朱先生，竟是《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作者颜一烟女士的丈夫。也因此得知，这位红色女作家，竟是清朝贵族的叛逆，留学东京的反日分子。当年在北师大就读的朋友，可能还记得图书馆搬新馆后，这位红鼻子，总是穿西服的白发老先生。因为这个，结识了颜一烟女士。当时颜女士的腿已经不大灵便，抽烟抽得厉害。但说起她的早期作品《盐丁儿》，她的好朋友王莹依然一往情深，记忆清晰。问起《小马倌和大马靴叔叔》，颜女士说，那是在采访抗联老战士的基础上写成，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颜女士有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抗联的军服不是八路军式样的，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
苏联红军，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保尔·柯察金或者夏伯阳式，身披军大氅，头戴布琼尼帽，跃马扬刀。抗联，会是这样的吗？
颜女士这段话，让我当时对抗联的形象充满憧憬。
后来才知道，抗联的战斗绝非如此浪漫，他们是一支在敌人后方英勇作战的孤军，没有粮秣，弹药依靠缴获，经常要在零下20度的酷寒中露营。历史上所有军队的艰苦，在他们的面前，都不得不投下一份敬重。
这件事于是被渐渐淡忘。
然而，有朋友提供材料，提到正如颜一烟女士所言，当时东北抗日联军确实曾经拥有苏联红军式的军服。据说，这是一些在苏联生活和战斗过的抗联领导人提出的建议，这样的服装也比较适合东北寒冷的气候。目前可确认使用过这种军服的部队，主要是赵尚志领导的抗联第三、第六军。这一点，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特别是曾经在被服厂工作过的女战士多次提到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在德（在被服厂工作），提到过——
35年前后抗联不仅有统一的制服，其军帽还是学的苏联的布琼尼帽。
1935年，北满省委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来到被服厂，和裴大姐（裴成春，被服厂厂长）商定给部队做军服的事情，其中关于军帽的式样是根据有人提出的红军帽的式样做的。当时我们试做了一顶给领导看，做得对不对，领导看过后说，“就是这个样子，就这样做吧！”以后我们就给部队做这种帽子。
这种式样的帽子，我后来到三军后也看见赵尚志、陈雷、于保和等很多同志戴过。
东北抗日联军老战士李桂兰，原被服厂主任说：
军服用料：当时所用布料都是山外运进来的，有灰色、草绿色、藏青色……军服款式：……帽子是带五角星的红疙瘩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