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金三角-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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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进入六十年代，尤其是国民党帝国崩溃之后，作为反攻大陆的军事桥头堡不复存在，政治意识淡化，金三角鸦片种植业立即开始兴旺，并以迅猛势头增长，产量也像滚雪球一样成倍上升。六十年代突破一百吨，1970年突破一千吨，不到十年产量翻了十番。到八十年代更是不可遏制，创下当时的世界纪录二千吨，令全球震惊。后来这一纪录屡屡刷新，九十年代金三角鸦片终于突破二千五百吨大关，成为全球最大的毒品王国。
与这一组数字相对应的是，世界吸毒人数直线攀升，九十年代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委员会发布公告称：全球吸毒人口约为三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二十人之中有一人吸毒，其中百分之六十六为青少年。1994年，全球毒品走私总收入约占全球商业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八，达到四千亿美元！
对我来说，上述数字提供一条可供参考的历史坐标线。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恰恰六十年代是一条分界线？五十年代国民党残军兴旺时期，金三角毒品处于休眠状态，政治对于毒品生产有抑制作用吗？或者说，五十年代播种，六十年代开花，七八十年代结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么？1961年，国民党残军的没落直接导致金三角毒品王国的兴旺，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我将目光投向云遮雾罩的亚洲南部金三角，在那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上，无数巨大的问号像漂浮的冰山一角，它们将真面目隐藏于水下，隐藏在历史暗河的深处，只露出八分之一的山峰，若隐若现地向我迎面驶来。
2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舟是个诗人，说“泰国朋友”不十分准确，主要是不够亲切，因为很多年前他同我一样也是云南知青，也在边疆插队，后来去了金三角，参加过缅共，打过仗，吃过很多苦。再后来他辗转到了塘窝，娶了当地一位汉族姑娘为妻。姑娘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文焕将军的妹夫，原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古少卿将军。
刘舟是个执著的汉语诗人，性格十分豪放，泰语至今说不好，汉语诗却写得激情澎湃。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其中部分在国内刊物发表。他这样吟唱道：历史的长河呜咽流逝＼暗淡的岁月不再重返＼普天下炎黄华胄＼携起我们森林般的巨手＼重铸黄魂九鼎＼
他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热爱诗歌？为什么痴情不改，一往情深？”
我说：“理想主义？爱情至上？或者生活优越，低吟浅唱？”
他哈哈大笑说：“什么这样主义那样主义。告诉你，你受过刑吗？或者中枪伤而没有麻醉药，所以你就得拼命地吼叫，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
这个比喻令我毛骨悚然。我说：“这是诗吗？是恐怖主义。”
他说：“你在缅北流浪那阵，我正在孟博打仗，为生存而战。一个人，一群人，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仅仅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你就到了毫无人格、信心、自尊和理想可言的地步。你变成野兽，你的敌人也是野兽，弱肉强食，茹毛饮血，你的神经就被压迫得变形，这时候我想到写诗。”
我反驳说：“你岳父，还有段希文李文焕他们打了一辈子仗，一辈子不得安宁，他们写诗吗？”
他叹口气说：“其实他们都写诗，只不过各人方式不同。你看那些将军身后墓碑上，哪个没有留下无限感叹，那不是诗又是什么？”
我承认他的话很有道理。对戎马一生的军人来说，他们不是用手中的枪写诗么？我说：“你岳父他们在金三角打仗究竟为什么？为信仰，理想，还是权力、金钱，或者干脆是毒品？”
诗人陷入沉思，最后悲观地摇摇头说：“我认为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
无独有偶，我有幸采访和认识的许多老军人：雷雨田、杨绍甲、李崇文、丰顺禧、梁中英、黄科、马鹿塘和孟萨郊外的那些老人，他们都无一例外表情庄重地使用这个词：活着。事实上活着是胜利，谁活在最后，就能看到或者接近希望，虽然他不一定活得最好。
雷雨田回忆那个艰难岁月说：“后来无路可走，好像降临在一个死亡的世界，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活下来。”
我说：“你们怎么选择美斯乐？是偶然，还是必然？”
老人想想回答说：“都算吧。”
我以同样问题询问杨绍甲将军，我说：“你们为什么选择塘窝而不是别的地方作根据地？”他苦笑说：“因为走不动了。”
另一位梁中英将军则指着自己腿上的伤疤，干脆地说：“都是命，死了是命，活着也是命。遇见什么人，跟谁走，那都是命！”
3
公元1961年雨季说来就来。
仿佛旱季还在逞凶，凶恶的阳光将大地炙烤得没有一丝水分，积起厚厚粉尘。没有风，那些细小的尘埃随着热气流上升，远处空气看上去仿佛融化的玻璃一样发出阵阵颤动。人们躲在屋檐下，水牛把庞大的身躯浸泡在河沟里，狗们趴在树下伸舌头。到了下午，空气变得滞重起来，太阳好像抽筋一样突然散了神，变得有气无力，空气里明明白白地渗进来许多水分，变得浓稠黏滞，于是人和牲口都一齐张大嘴巴，像沙滩上的鱼一样徒劳地张合，好像他们都用腮而不是肺呼吸。
这时候雨季就像一头阴险的鳄鱼一样扑上来。
长长的闪电像鞭子凶猛地抽击大地，猛烈的炸雷由远及近，发出骇人的巨大撞击声，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硫磺味。台风横冲直撞，将海平面挤压变形，将海水变成几十米高的波峰浪谷，然后驱赶它们浩浩荡荡地冲上陆地来。城市和村庄被冲毁，树木、行人和房屋被卷走，台风还像一个野心勃勃的封建暴君，到处攻城略地，把蓄满水分的积雨云团源源不断地赶往大陆深处，将山林覆盖，河沟注满，淹没低地，冲毁山坡，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将山川大地变成一片汪洋泽国。
这一年全世界都笼罩在“厄尔尼诺”现象的可怕阴影之中。中国后来宣布发生百年不遇的灾害，饥荒在全国蔓延，时间持续三年，死亡人数未见公布。史称“三年自然灾害”。
军长段希文骑在马上，沿着泥泞的山道艰难前行。
大雨如注，山谷仿佛变成一座昏暗的牢房，低矮的云层挤压树梢，疲惫的队伍像蜗牛一样在崎岖的山道上缓慢移动，人人脸上都挂着茫然和疑问的表情。段希文忧郁地望望天空，心情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第五军从猫儿河谷紧急撤退，之后一度进行战略大转移，先是根据台湾命令渡过湄公河，试图像当年占领金三角那样在老挝北部重建根据地。谁知这回是美国人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新的不安定因素加速老挝内乱，白宫直接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不得已，命令柳元麟撤军。第一、二、四军服从命令，经由泰国空运撤台，第三、五两军再次联合抗命，宣布就地独立。
独立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台湾不承认，取消番号，你就名不正言不顺，这支连国籍也没有的汉人队伍只好变成土匪。
老挝政府宣布非法入境的汉人军队为不受欢迎的人，政府军出动飞机和地面部队拦截，第三、五军在老挝军队打击下不得不落荒而逃。早有准备的缅甸军队当然不肯放过这个痛打落水狗的大好机会，他们一路围追堵截乘胜追击。时光流转，此残军非彼残军也，第五军痛失根据地，流离失所，又经历内部分裂，情报不灵，到处被动挨打，变成丧家之犬。好比从前威风凛凛的兽中之王，一旦受伤落魄，它的敌人包括那些最胆小的豺狗都会猛扑上来撕碎它。为了不被敌人消灭，他们只好不停地行军转移，冒着大雨在金三角崇山峻岭中四处流窜。这是一个悲惨的时刻，雨季提前来临，交通中断，到处洪水爆发，官兵士气低落，伤员病号剧增，开小差溜号甚至集体逃亡事件天天都有发生，仿佛整个世界都成了这支不幸队伍的敌人。
段希文看着队伍从他面前经过。这是一些他曾经熟悉的灰暗面孔，他们都是云南人，家乡子弟兵，经过岁月流逝，这些人拖儿带女，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队。一个妇女从他面前走过，她是军人家属，怀里婴儿大声啼哭，母亲却没有奶汁，还有两个跟在后面的大孩子累极了，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肯走。母亲打了孩子又打自己，结果大人孩子哭成一团。将军看得心酸，险些掉下眼泪，他把坐骑让给孩子，自己随队伍步行。
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以来，这支前国民党军队已经演变得面目全非：年轻人长出胡子，中年人进入老年，单身汉变成拖儿带女的丈夫和父亲。自然规律不可抗拒，这支行军打仗的队伍里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反攻大陆的政治目的已经消亡，台湾不再是靠山，他们没有合法国籍，没有目标，没有精神向往和追求，甚至没有番号，他们失去一切，沦为一个流浪部落，一支类似被迫迁徙的吉普赛人队伍。他们背负着生活的全部希望，就像蜗牛，到处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生存之地。他们身上惟一可供辨识的标记，那就是他们说汉话，是一群汉人，根在中国，与金三角毗邻那个伟大民族共同拥有一个血脉相连的炎黄祖先。
参谋长雷雨田和钱运周在前面焦急地等他。钱运周不愿追随柳元麟撤台，遂投奔段希文，因他在猫儿河谷通风报信有功，被任命为情报处长。他们低声通报，副军长兼前卫师长曾将军病危，曾将军在战斗中腿部受伤，按说枪伤并不致命，谁知队伍天天行军，天降大雨，结果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
曾将军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军医正向他嘴里喂稀释过的鸦片水。山风鼓号着从帐篷破洞里灌进来，帆布开裂，滴滴嗒嗒往下漏雨水。曾将军家属都留在大陆，关山阻隔，音讯杳无，剩下这个孤独无助的老军人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段希文问军医：“……还有针药吗？”
军医惶恐地摇头。这当然不怪军医，军队早已断了药品。原先药品来源有两条渠道，一是台湾空运，另一个是马帮走私。现在两条渠道都被切断，贮存的药品消耗殆尽，许多伤病员皆因无药医治死亡。原先军队有严格纪律不许吸食鸦片，但是到了这种地步，惟一办法就是向当地人学习，以鸦片代替药品治病。
好像有了某种感应，曾将军突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苍白脸上浮起一抹回光返照的红晕，那是生命中最后一抹恋恋不舍的晚霞。他对站在面前的军长说：“看来……我不中用了，人各有命啊！希公，我担心不是自己，是……队伍啊！”
曾将军眼里溢出泪水，他知道败血症病毒正在侵入自己的大脑和心脏，山林外面传来军马凄厉的哀鸣，那是粮食告罄，士兵不得不宰杀忠心耿耿的军马维持生存。军马挣扎的长啸像刀片一样划破挤压在帐篷里的沉闷空气。
曾将军急促地说：“希公，别在缅甸兜圈子，从前的根据地，是回不去了……换个地方，到南边去吧，让泰国收留队伍……要不然，会像民国三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