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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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因为是第一次被老先生亲自召见，加上老先生有种不必造作就会自然流露出来的棣棣威仪，被召见人员有的会一时紧张，经常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总统”的办公室入口处，有一道矮门槛，高度约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见人员心里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办公桌就位于大门进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见老先生就坐在正对面，双脚一时不听使唤，不小心踢到门槛，用力过猛，当场就扑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常会和被召见人员闲谈家常一番，例如他会问人家你贵庚啊？你宝眷啊？平时读什么书啊？有的被召见人员，不习惯老先生的口音，或者听不懂什么叫“宝眷”，愣在那儿答不出来，那就会影响他自己的成绩和晋升的机会。有的人比较清楚老先生的个性，当他问起你平时看些什么书的时候，受召人倒不一定要说在读什么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说我最近在研读“领袖训词”，老先生便连连夸赞“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领袖”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老先生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所以，假如一个人平时表现再怎么出色，可是假如当天晋见时，表现失态，老先生拿红铅笔在别人的名字上打一个大圈，那他就前功尽弃了。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越被蒋介石骂得凶越没事
侍卫圈子流传着许多关于蒋介石责打部属的传闻，一个在我们这个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战时期，蒋介石用他的拐杖，敲打一位“卫兵头”的往事。在他的眼里，所谓长官，不过就是个管卫兵的头头，因而他一向叫他们“卫兵头”。
对他比较熟悉的部下，他要是恼火至极，他会大声吼道：“我要杀你的头！”抗战时期，他生气透顶时，会用宁波话骂道：“娘西皮！”这句话实在是一句非常粗鄙的农村俚语，意义比国骂“他妈的”还要难听。后来，他大概是年纪的关系，我们再也没听过他骂这句粗话，如果生气的时候，顶多骂一句“岂有此理”，比较生气时，会骂声“混账”，再生气一点就会骂“混账极了”，再加上一句吓唬人的“我要枪毙你”，不过这都是对比较熟悉的部属才会这样骂法。骂归骂，但从来没有侍从人员真的被他砍头或者枪毙的，也许，这些话，都是以前他年轻带兵时，遗留下来的一些口头禅吧！
对蒋介石的脾气摸得比较清楚的人都知道，愈是被他骂得凶，愈是没事，如果他一旦骂都懒
得骂的时候，表示他对那人已经死了心，根本不想再在面前看到他了，这时也是那人准备卷铺盖滚蛋的时候。
到台湾，老先生最生气的一次，大概是1957年5月24日，台北发生“刘自然案”的那一次。
刘自然因为偷窥一位美军士官的太太洗澡，被老美误以为是歹徒入侵，用手枪当场击毙。因为刘妻对美军的判决不满，就在1957年5月24日那天，跑到当时台北北门的美国大使馆静坐抗议。引起围观人群的极大同情，一时气愤，便和军警发生冲突，后来演变成反美暴动事件，不但市区路上的白种人全部惨遭“修理”，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旗也被人扯了下来，台北中山堂对面的美国新闻处被愤怒的人群打得一片狼藉，马路上的车辆被人一辆接着一辆推翻、砸毁，民众情绪被此一事件鼓动起来，许多人都想借此一泄怨气，所以，演变成自从“二二八事件”以来，当年台北最严重的一次群众暴动事件。
蒋介石据报后，真是怒不可遏，立刻召来台北当时的卫戍司令黄珍吾，把他叫到官邸召见垂询。等黄某胆战心惊地匆匆赶到，蒋先生拿起他的拐杖，狠狠地往茶几上敲了好几下，责骂黄司令，你这个卫戍司令是怎么干的？会发生这等大事，为什么不懂得平抑民众情绪，让老百姓聚集、闹事，而且更得罪了美国人，这事情该怎么善了？
黄珍吾是蒋介石黄埔的学生，他很清楚校长的个性，所以一个劲地拼命说，是！是！全部是我的错！后来，他果然没事，反而那时的警务处长和宪兵司令，全部被撤换，而黄司令则照样做他的太平官。
蒋介石以客为尊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最怕台湾变得孤立无援，所以一有外国元首来台湾访问，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务必要让外宾心旷神怡。
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政府上下无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而老先生更对艾氏的来访寄予厚望。因为，老先生希望和美国保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毛泽东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因为他相信吹冷气会得风湿病，他是个相当重视保养身体的人，因而始终反对在他的办公室装设空调机，况且那时台湾还不会制造空调机，以他向来俭省的性格，他没事的话亦绝对不会主动要装空调。不用空调，他也不习惯吹电扇，连他的办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热天也只开靠大门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欢电扇从侧面吹，他怕电扇的风会让他的头难受，因为，他的头发一向很短，如果吹了风，头会觉得不舒服。
既不吹冷气、又不吹电扇，老先生夏天又怕热，在官邸平常吃饭的时候，我们侍卫人员就要像古时候的婢女或者太监一样，站在他的身后替他打扇子，这个扇子的用料和质量质料，他还特别考究，要专人到香港去买大陆产制的蒲叶扇，每当夏季气温上升、酷暑难当的时节，老先生的身后一定有副官人员，专门为他扬风祛暑。
可是，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来，总不能再派个人，跑到老美的身后，像是伺候皇帝似的，也为美国总统扇扇子；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来访的6月天，也只有在“总统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加班加点装设空调冷气了。
50年代，台湾的公家单位只有“空军总部情报署”这些和外国人经常接触的单位，少数几个办公地点有空调设备。
为此，“总统府”特地向“空军总部”先“借”了两台美制约克牌空调，十万火急地派了技工，加上我们这些临时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夜以继日，才在艾氏来台之前，顺利完工。
还有一次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蒋介石对于接待工作的亲自参与，更使我感动万分。
那是1958年的5月14日，在巴氏到台湾的前几天，老先生夫妇有天晚上近10点钟光景，突然驾临“总统府”，侍卫人员找我打开办公室及会客室的门，让他看看室内布置情形，可见他的重视。我那时还是个单身汉，所以整个时间都待在府内，特别是有重要勤务，我是更不放心太早离开岗位。当蒋宋夫妇驱车前来时，“总统府”值班的人真是紧张到了极点，惟恐我要是不在的话，老先生看不到现场，肯定相当恼火。
可是，等老先生到了介寿馆，有关人员赫然发现我还留守府内工作，个个都松了一口气；而我见到蒋介石及夫人，只为了亲自视察会场布置工作，还特地在夜里轻车简从跑这一趟，更使我对他们的精神折服。我还记得，那一回，夫人宋美龄还把她的国画画作，选了好多幅送到“总统府”会客室及“总统办公室”布置，使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
老先生那次看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显得十分满意，一面看一面点头称许。后来，“总统府”三局局长刘牧群曾亲口夸赞过我：“只要有翁元在，总统办公室一年365天都不用去看。”
发红包用蒋介石自己的钱
蒋介石对待我们，始终像是长辈待晚辈那样的亲切，我们犯错就当面指点，从来没见过他发什么脾气。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有一年，亲自拿红包犒赏我的时候，真是让我感动得眼泪都差点夺眶而出。
那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
那时，我真是感动莫名，只一个劲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内勤人员，是“总统府”第三局的公务员，尚未编列“总统”侍卫人员名册之中，只是所服任务与侍卫相关，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尽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先生每次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遗忘。
照他的惯例，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每人给150元，我是内勤人员，因工作性质不同，每逢年节日当面犒赏100元奖励，真是一种殊荣。
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由此可见，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这和他节俭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些小地方看得出，老先生在许多方面，还是保有中国传统的那种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美德。
“八二三炮战”蒋介石逃过一劫
1958年8月24日，那天恰巧是星期天。一大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又和往常一样，在“总统办公室”把惯常的公务做完，然后就到隔邻的“参谋总长办公室”，找王叔铭“总长”的幕僚翁显梁中校聊天。聊天正聊到兴头上，忽然，翁中校接到一封特急电，上面赫然写着金门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