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4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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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投意合、你侬我侬的大好局面下，不少人都缴械投降或改弦更张，比如像黄兴。本来在北上之前，他对袁世凯极为抵触排斥，结果到北京和袁世凯见面之后，不知是被灌了迷魂汤还是被喂了蒙汗药，态度竟然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数次对媒体表示：“黄某此次来京，亲见大总统为国家宣劳之苦心及一切规划，尤为感佩！凡我中华民国之人民，无论在政界、在社会，皆应出真实爱国心，以赞助大总统建设之伟业。”简直是被迷得神魂颠倒，比孙中山所中的毒还深！
孙元起作为后来人、旁观者，知道历史的大致走向，故而还能保持基本清醒，依旧对袁世凯提高警惕。至于其他人能保持几分理智，那就很难说了。所以他在会议间隙，经常会偷眼打量会场中各人的神态和微表情，想看看他们心底的真实想法。
这一观察，真还让孙元起收获颇多。
记得9月中旬的一次会谈中，孙中山突然兴致勃发，开始大谈他的铁路梦想：他准备先修三大铁路干线，一条由广州出发，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条由长江入海口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以至新疆伊犁；一条由秦皇岛出发，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资本定为六十亿元，里程计划为二十万里，期限十年。筹款方法是借款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条件不能有碍中国的主权。
孙元起边听边有些忍俊不禁：能提出这样设想的人该有多天真啊！据自己所知，西藏在整个二十世纪是一直不通铁路的，除了资金短缺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技术方面困难，比如多年冻土、高原缺氧、天气恶劣等。就凭二十世纪初的科技水准，估计集合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都难以修通横贯西藏的铁路，何况根本就不可能汇集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放开技术放方面的难题不讲，且说修路的资本问题。六十亿元是什么概念？191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白银3亿两，折合成银元有5亿多元；同期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财政收入是7。02亿美元，约合银元也就14亿多；而老牌列强大英帝国财政收入是1。04亿英镑，约合银元不到10亿。也就是说，孙中山准备在十年之内借用美国的四年全部岁入，或者是英国的六年全部岁入！这可能么？
然而孙中山目光坚定，态度诚恳，神态自若，看上去信心十足。眼光掠过袁世凯，只见他嘴角一侧微微上翘，眼角的鱼尾纹更加明显，眼睛里不时浮现几分讥讽的神情。但孙中山话音刚落，他却马上鼓掌欢呼道：“好！中山先生在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克强先生建立十万家大企业，宋卿培养五十万国家文职人员，百熙建立三十万所各类学堂，袁某愿在此期间训练一百万精兵。我们同心协力，何愁中华不兴？”
“大总统万岁！”孙中山也跟着欢呼道。
看来作为成功的政治家或革命家，首先必须得是一名善于言辞、表情丰富而又动作自然的优秀演员，有时候不仅要骗得大家相信，甚至连自己也要深陷其中。
孙元起观察最多的人，还是和自己同属跑龙套角色的黎元洪，毕竟自己抢了他半个湖北，还摆了他一道，自然要知己知彼。这位“首义都督”长得胖乎乎的，一脸圆脸尽是敦憨之色，看上去确实像是位忠厚长者。每次袁世凯征询他的意见，答案都是“好好好”、“是是是”，其他时候则像锯了嘴的葫芦，一言不发。怪不得被人称为“黎菩萨”。
如果你要真的以为他是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他嘴上不说，但孙元起从他的细微表情和小动作可以看出，他对所有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罢了。当然，他现在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副总统，也不敢胡乱表现。但黎元洪越是隐忍，孙元起越是对他提高防备，因为能够这样隐忍的一般都是狠角色，何况这个老胖子还是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的牛人呢？
真因为孙中山滔滔不绝、黄克强神魂颠倒、袁世凯刻意逢迎、黎元洪皮里阳秋、孙元起冷眼旁观，所以眼下“你好我好大家伙”的团结局面一直得以维持和延续。
不过孙中山北上，并不只是为了在大总统府过过嘴瘾，忽悠忽悠袁世凯，他此行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出席同盟会的改组大会。
同盟会之所以要改组，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因素，也是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但无论怎么说，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的推动：宋教仁。
宋教仁在政治上可谓天纵奇才，他的辉煌经历还得从结识黄兴说起。宋教仁二十一岁时在武昌普通中学堂学习，课余时间喜欢讨论革命，机缘凑巧结识了黄兴。因为革命志趣相同，两人很快成为至交好友。光绪三十年（1904），两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
随后宋教仁来到日本，联合多家革命团体成立了同盟会，他在会内担任司法部检事长，还曾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日常工作，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可谓一时风云人物。但他也仅限于是风云人物，因为人们提及革命党的时候只会提及孙、黄二人。至于宋教仁，不过是其中一员干将，影响力甚至不及直呼光绪名讳的章炳麟、刺杀慈禧太后的陶成章、满清翰林出身的蔡元培等人。这也是宋教仁苦恼之处。
很快武昌起义爆发，这是主要由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主导的起义，同盟会只是一个边缘化的角色，而且这场起义造就了黎元洪、孙武、吴兆麟等一批元勋，让孙中山、黄兴等人倍感压力，遑论宋教仁之辈！故而同盟会不得不抢先成立民国临时政府。
在临时政府中，宋教仁作为湖南参议员，在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极力主张采用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别人由此窥见宋教仁的野心，知道他想做内阁总理。同盟会元老、立宪派领袖以及清政府反正官员都大为不忿：你宋教仁算老几？也配做总理？结果不仅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设总理，甚至孙中山提名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也未获参议院通过。
好在不久南北议和达成，民国政府北迁，宋教仁终于可以在内阁中露脸，但也只是排名靠后的农林总长。而且在地方上，有北洋系、湖北系、川陕系等名目的地方豪强；在内阁中，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名声也都远在自己之上，自己要当总理似乎遥遥无期。恰值此时，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同盟会因为革命成功、目的达到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
革命成功后，对于同盟会未来走向，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没有个明确规划，甚至不少人认为解散也无不可，宋教仁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是功成名就，甚至可以相约放弃参加总统竞选，担保袁世凯必然当选，当选后十年不换总统。而自己呢？一旦失去同盟会这个凭仗，还有什么资本和赵秉钧、孙元起、张謇等去拼斗？
所以同盟会不能倒！不仅不能倒，还要争取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三七八、我是西州熟魏三
可眼下的事实却是，自北迁之后同盟会就已经失去对临时参议院的控制，沦落为和新中国党抢夺第二大党的配角；而且临时参议院的席位已经被瓜分殆尽，很难找到同盟会扩编的空间。
怎么办？
这个问题自然难不倒宋教仁。他马上就想到了解决办法：联合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参议院中占有相当席位的统一共和党。而且与其他政党联合，还可以降低那些同盟会元老对党派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自己的实力与地位。
可同盟会的那些元老哪个不是人老成精、奸猾似鬼？一眼就看穿了宋教仁“掺沙子”的伎俩，对于改组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同盟会系革命同志数十年留学所成，如今应当以生命维护这一伟大的名号，让它与民国共享荣光，怎么能随便改组呢？大多数普通会员也认为“同盟会”三个字是老字号、金招牌，不应当随便改组。
宋教仁对此予以严词驳斥，认为眼下同盟会流品猥杂、泥沙俱下，内部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导致整个党派四分五裂、涣散无力，在临时参议院中影响力甚至不及新成立的共和党、新中国党，其根源就在于同盟会组织庞杂、思想陈旧、革命目标模糊。为淘汰流品、融合新旧，重新振作，并力争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同盟会就必须要改组，而且要尽快改组！
同盟会的元老则反唇相讥，同盟会之前又不是没有改组过，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越改越乱，越改越差。所谓“流品猥杂，泥沙俱下”、“意见分歧，思想混乱”、“四分五裂，涣散无力”等弊端，其实都是彼时改组所造成的。谁知道这次改组会不会雪上加霜？在结果不可预知的情况下，最好“一动不如一静”！
元老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实上，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同盟会确实已经改组过一回，当时改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地下转为公开，二是由革命团体变为政党。改组后的同盟会《总章》规定，只要是具有一定知识的成年中国人，赞同同盟会宗旨，由两名会员介绍，经过评议部认可，就可以成为同盟会会员。
那时候革命刚刚取得成功，同盟会员内则是临时政府的总长、次长，外则是各省都督、司长，可谓声势烜赫。热心革命的自然蜂拥参加，趋炎附势、投机倒把的人也想捷足先登，加上入会条件如此宽松，很快会员人数就突破了十万大关。在会员人数骤增的情况下，难免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像《阿Q正传》里的赵秀才，用四块洋钱便换到了“柿油党的顶子”。
见大多数会员反对，宋教仁并没有退缩。他一方面宣称改组后的同盟会与之前所持的态度、手段并无二致，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将会一以贯之，不会更改；一方面到处演讲积极游说，争取获得更多支持。尽管宋教仁苦口婆心舌灿莲花，依然有很多人不买宋教仁的账，对改组的认可也仅仅局限于宋教仁所在的同盟会北京本部。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也是宋教仁推动北京本部对改组的认可，北京本部代表整个同盟会表示赞同。
孙中山、黄兴二人作为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似乎打定功成身退的念头，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完全置身事外，所有的改组事务完全由宋教仁负责，包括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会等党派的谈判。故而外间有传言说宋教仁此举纯粹是效法宋江，意图架空孙中山、黄兴，然后甩开膀子单干。
在孙黄二人没有出面反对，而且一再表示不愿多过问党事的情况下，这种传言愈演愈烈，甚至部分同盟会会员也相信了。万般无奈之下，宋教仁只好邀请孙中山、黄兴出席改组大会，以此澄清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
孙中山对此倒没有拒绝，很爽快地答应了宋教仁的请求。在参加五巨头会议期间，专程拨冗参加了在湖广会馆举行的改组大会。这个大会酝酿已久，与会者达两千多人。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道：“孙某浪迹海外数十年，所游历的国家不可胜计，然而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而且政府的指导权也总是从这一党转移到另一党的。而我中国在革命以前，有专制而无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