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读心术-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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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美国人对外宣扬自身武力的炮手。
在CIA精神特工小组工作的20年时间里，他们成功处理的案件主要有“普莱斯起重机事件”、“CIA内奸事件”、“前苏联潜艇事件”等。1987年，美国当局发现自己内部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了揪出内鬼，CIA高层便派出了精神特工，试图直接将这个人的形象“印拓”到图纸上。很快，神通广大的特工告诉警察说：“这个人住在华盛顿，开有名贵的跑车，和一名拉美女子往来密切，住的房子是灰色的。”这几点和当时隐藏在CIA华盛顿总部的蠹虫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极其相似：后者用前苏联人支付的巨额支票购买了名贵的轿车，还和一名来自墨西哥的女子玛丽亚双宿双飞。虽然后来警察抓捕埃姆斯并不是依靠这一份描述，但事后人们再回过头来对比这个结论的时候，还是惊讶不已。可比起那些失败了的案例，这样的小成就根本不值得一提：1981年，美国准将詹姆斯·多尔兹在意大利遭到了绑架。可以说，这对于火热进行当中的CIA精神特工们是一个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国防情报局直接找到了号称“千里眼第一人”的约瑟夫·麦克蒙戈尔，请他预测多尔兹准将被藏在哪里。根据麦克蒙戈尔后来的回忆说，他蒙上自己的双眼，努力清除头脑中的所有杂念，就此进入空灵状态，然后就开始感知，而这时他的脑海中会出现各种图像，他将自己所感应到的图像全部描绘在一张纸上。当兴致勃勃的警察们拿到麦克蒙戈尔的图像时，不由大失所望——这个人只是说多尔兹准将被关押在意大利东北部帕多瓦的一座红色屋顶的石屋子里面，没有实际坐标、没有显著的特征。要知道，像这样的建筑在意大利多不胜数。也就是说，麦克蒙戈尔的工作对于救援队来说，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失望之余，美国政府出动了特种部队，才将多尔兹将军救了出来。
1986年美国军方在刺杀卡扎菲之前，一部分计划者请来了CIA精神特工，要他们帮忙指出卡扎菲的藏身之地，这一次邀请同样很尴尬，预测者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他们根本就不能预测出卡扎菲的藏身处，这让主张邀请他们的那几位高官显得无比窘迫，觉得在同僚面前丢尽了脸面。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了搜捕内奸上面——另一个情报组织请CIA精神组特工为他们感应一个双面间谍，看他躲在哪里，以及通过出卖同党所得到的那些报酬都藏在哪里等。事实证明他们同样找错人了，这些整天闭上眼疯狂构想的家伙，在面对迫切的追问时，故弄玄虚、讳莫如深，竟然用“时机未到，天机不可泄露”这样的话语来搪塞对方！美国权威杂志《时代》在1995年12月11日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些疯子的恶劣行径。
由于操作上巨大的难度，信息来源的不确定性，再加上研究结果难以服众，到1996年，美国政府正式叫停了这一项研究，停止了2000多万的经费输出。在1979年到1996年之间，负责精神研究的CIA办公室一共接手了250个项目，这其中包含了1000个大大小小的任务，但CIA特工们成功解决的只有25％，而且都只算是勉强“猜对”了，这里面也充斥着各种废话和错误信息。
总体说来，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科学界无法解释的事物和现象，也有专家一直拥护心灵感应存在说，但是这并不能作为CIA们组建一个“精神特工小组”的理由——即便是那些被招募进CIA的“具有特异功能”的特工，他们自己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感应就是100％正确的。换句话说，在灵异学这一个领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指出它的存在合理性。而在险象环生的间谍群体，稍微一点的失误就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人站出来保证自己所感应到的事物有80％的可靠性，人们也不会愿意去冒险实践。从执行实践这一点来说，精神特工小组得来的结论，往往是没有人愿意执行的。但是CIA“精神特工小组”的建立，却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员工的第六感——很多时候，正是那些离奇的心电感应，带出了宝贵的线索，使得CIA成功破案。
5 CIA也信迷幻药
CIA特工们可以看穿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种做法深为人不齿，那就是他们恐怖的药物试验。如果说前几种识人术主要依靠的是特工们主观上丰富的经验和个人天赋的话，那么最后一个“药物试验”，就完全是通过在物理上削弱对方，然后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途径了。可以说，前一种算是增强自身能力，而后一种则是削弱敌方。
据史料记载说，1951年8月16日，法国东南部的一座小村庄里发生了一件怪事——上百名居民都在一夜之间染上了怪病，症状惊人般的相似，都是头痛、呕吐，直至精神错乱。很多人都被带进了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检查。经过警方的查证，他们把罪名指向了村口的面包师，认定在他烤出来的面包中，含有一种容易使人产生幻觉的麦角菌，村民们在食用了被污染的面包之后，就被感染上了相应的病症，导致了情绪失控。
然而事后证明，这个倒霉的面包师并不是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真正的凶手来自美国——CIA想要研发出可以控制人脑的药物，于是就悄然发起了针对无辜村民的邪恶实验！
这样卑鄙的手法确实令人发指，但是CIA内部却对此乐此不疲。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就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个时候CIA还叫做战略情报局，归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主管。1943年，整个试验的负责人选中了纽约一家叫做“贝利蒙特——普拉扎”的旅馆。这个时候，他们试验用的主体竟然是自己的同胞！实验者们为这里提供了很多香烟和糖果，来来往往的军人成了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因为这些人体格强壮，在生理上的免疫能力要优秀很多，如果眼下这批药物能够征服这些硬汉，那么其他孱弱之辈就更不在话下了。就这样，一部分美国官兵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战略情报局专家手中的“小白鼠”。这些加入了毒素的香烟和糖果，在媒体曝光之后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民众纷纷谴责这种丧失人性、没有道德底线的污浊实验，强大的舆论风暴摧毁了罪恶的贝利蒙特——普拉扎旅馆，专家们也灰溜溜地夹起尾巴，将自己的活动转入了更为隐秘的地方。
最终，战争的降临拯救了这些不择手段的政客，他们草菅人命的做法在轴心国的炮击中得到了庇佑，人们的视线被引向了世界大战。于是，这一次巨大的风波就在狼烟之中消散了，就像是有人朝波涛汹涌的海浪之中投入了一块石子，终究没有激起巨大的波浪。
其实，世界各国秘密研究可以操控人脑的迷幻药，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德国纳粹在此期间做过很多生化试验，日本人也多次通过细菌研究来试图开发出破坏力强大的武器。只不过战争年代科学家们没有那么好的技术支持，也不是每一个实验室都可以拥有足够的小白鼠，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药物在实际效果上达到预期目标，用活人作为实验载体就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即便是这种实验本身非常残忍，但是美国高层却一直没有放弃，只不过遭遇了严重的抗议之后，他们将这一实验转入了地下，运行得更为隐秘。
1947年，海军少将罗斯科·希伦科特正式在杜鲁门总统的授权之下就任CIA第一任局长。在此期间，他大胆地提出了研究人脑控制的“蓝鸟计划”（Bluebird），他的理由看起来更具说服力一些，那就是为了“更好地审讯犯人”。说到底，这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老把戏，但是这个优秀的说辞却为“蓝鸟计划”铺平了道路。政府同意了这个项目，由CIA安全处处长谢菲尔德·爱德华兹全权负责这一计划的实施，而该项目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研究出一种可以让人说出真话来的药物。
看到前几次实验外泄导致的巨大风波，爱德华兹从一开始就显得小心翼翼。他找来了大量有名的精神病学家、催眠专家，还从CIA内部抽调出了一批测谎专家、技术人员，正式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小组。在第一个内部会议上，爱德华兹就告诉自己的属下们说：“我们的任务是艰巨而又特殊的，所有人都必须保持谨慎。在这里，绝对不容许出现有消息外泄的情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在朝鲜战场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更坚定了美国高层研发人脑控制药物的决心：一部分在战场上被俘虏的美国官兵，纷纷通过无线电广播严厉斥责美国加入朝鲜战争，并且对共产党和前苏联大唱赞歌。这种反常的行迹在CIA看来非常恼火，他们认定自己的同胞一定是遭到了前苏联人的药物迫害——邪恶的前苏联专家使用了卑劣的药品控制了他们的大脑。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他们成功开发出了一种叫做“吐露真情”的药物——戊硫巴比妥钠。这种药物先是被用到4名有双重间谍嫌疑的特工身上，后又被广泛运用到北朝鲜军人身上。可以说，此时的美国军方已经对“蓝鸟计划”非常信任了。
CIA使用的最强力迷幻药还要数“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目标对象吞服这种药物之后2～3个小时，他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力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完全消失。如再配合一定的人为引导，就可以将这个人的思想完全控制住了。据一份绝密报告中的记载称，CIA当局曾给一名美国高级军官服用了LSD，诱使他供出了军方一个顶级机密，最让他们兴奋的是，药性过了之后，这名军官对于自己在此期间的记忆，完全是空白的。
其实，LSD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它的合成者是来自瑞士的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早在1938年的时候，霍夫曼就利用黑麦麦角中所含的麦角胺、麦角新碱，研发出了这种无色无味的液体。
“蓝鸟工程”后来被新的计划给取代了，这就是后来的“洋蓟工程”（Antichoke）。CIA时任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同伙们给“洋蓟工程”加上了一个更加光鲜的帽子：“开拓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改变CIA工作人员的思维程序和行为方式……”
“洋蓟工程”主要研究的方向在可卡因和海洛因这样高伤害的硬性毒品上。计划最初的那几年里，CIA科学家会先让自己的对手对毒品成瘾，然后又突然切断他的毒品来源，致使对方痛苦不堪，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到1978年，CIA邪恶的药物试验达到了“欣欣向荣”的地步。在CIA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提交给参议院的报告当中，就有这样的数字：当时美国参与CIA药物试验的机构包括了44个大学和学院，另有15个科学研究机构和制药公司、12个医院和门诊部，还有3个感化院。但是随着时间的深入，精神药物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人们很快发现，LSD会让一个人陷入迷醉状态，使用者往往会产生大量的幻想，所以从他们口里得出的结果不能被完全采纳，而且从特纳所说的那些机构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药物试验对于人体是有极大损害的，所以他们不得不预备好医院和门诊，甚至有时候，这些药物会破坏人体大脑，造成精神损害，所以感化院也必不可少。
1958年的“奥尔森”事件算是给了如火如荼的药物试验重重一击。弗兰克·奥尔森是一名美国陆军生物中心的医生，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