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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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
，付出了什么代价。
这两层含义存在着交错重叠之处。
考虑到以上两方面的含义，兼顾福柯思想发展的时间顺序，并结合福柯思想的整体结构，本文各章安排如下。本文把“主体的客体化”的第二个模式中的疯人与理性人的区分实践分列出来，单独成章，即本文第二章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福柯捍卫癫狂（一种非中心形式）的本真性，反对理性主义宣称（笛卡尔主义）。
“主体的客体化”的第一个模式“科学分类”成了本文的第三章“反人类学主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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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５４
（上）
：人——知识的产物“。
第二个模式中的犯人与守法者的区分实践成了本文的第四章“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这两章表明，通过证明科学与权力的关系以及真理植根于政治的土壤，福柯质问了中心化的、权威的、科学的主体，并削弱了其超越的客体性的宣称。科学话语远非中性的真理陈述，而是完全牵涉于统治的实践中。把中央主体分散在产生了“权力技术”的话语—实践中，这一策略一直续存到《性史》卷一《知识意志》。根据福柯的“知识、权力和主体”三位一体原则（因为人是知识的产物，是知识—权力的产物）
，本文第五章为“伦理主体的自身构建”。
最后一章“人类主体：社会历史的产物”则是总结性的，从“人性”
、“权力”
、“历史”这三个密切相关的论题入手，剖析福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指出福柯的理论缺陷。
注 释：①Ｍ。波斯特：《战后法国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６页。
②梅洛—庞蒂：《感觉与非感觉》，纳热尔，１９４８年，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③Ｌ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ｅｓ。
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８日—７月５日。这是福柯生前最后一次会谈。时间是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９日。
④Ｇ。劳来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Ｍ。福柯的会谈》，载《目的》（Ｔｅｌｏｓ）１９８３年春季，总第５５期，第１９８页，２０３—２０４页。
⑤《监狱交谈：与Ｍ。福柯的会谈》，载《激进哲学》１９７７年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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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第１６期，第１５页。
⑥Ｌｅｓｍｏｔｓｌｅｓｃｈｏｓｅ。
ｕｎｅ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ｕｍａｉｎｅｓ。
Ｇａｌｉｍａｒｄ。
１９６６年。第３５３页。
⑦Ｓ。伊杰赛林：《福柯与海德格尔》，载《人与世界》，１９８６年第１９期。
⑧Ｐｉｅｒｅ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法兰西学院及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教授。
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Ｍ。福柯的会淡》，第１９８页。
Ｇ。格延：《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剑桥大学出版社，D E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４—１９页。
Ｇ。格廷：《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第５２—５３页。
D FＧ。格廷：《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第３２—３４页。
D GＧ。格廷：《Ｍ。福柯的科学理性考古学》，第５４页。
D HＬ‘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ｕｓａｖｏｉｒ，Ｇａｌｉｍａｒｄ，１９６９年，第２８页。
D IＰ。克鲁索：《与Ｍ。福柯的会谈》，时间是１９６７年，载《与列D J维—斯特劳斯、福柯和拉康交谈》，Ｍｉｌａｎｏ，１９６９年，第９１—１３１页。
Ｌａｆｏｉｅｌ‘ａｂｓｅｎｃｅｄ’ｏｅｕｖｒｅ载ＬａＴａｂｌｅＲｏｎｄｅ１９６，１９６４年D K P５月，第１１—２１页。
Ｍ。
Ｃｈａｐｓａｌ：Ｅｎｔｒｅｔｉｅｎ，载ｌａＱｕｉｎｚａｉｅｌｉｔéｒａｉｒｅ５，１９６６年５D L P月１６日，第１４—１５页；还请参见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ｒéｐｏｎｄàＳａｒｔｒｅ，载ＬａPＱｕｉｎ－ｚａｉｎｅＬｉｔｅｒａｉｒｅ４６，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１５日，第２２页，该文不经福柯允许而发表，在下一期上刊登了福柯的批评信，他斥责所刊文章是对原始会谈的曲解，表明自己对萨特的著作和政治行动表示很大敬意，不愿把自己与萨特相提并论。这是一种学者的谦虚。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ｒéｐｏｎｇàＳａｒｔｒｅ，第２１页。
D M PＣｈａｐｓａｌ：Ｅｎｔｒｅｔｅｉｎ，第１５页。
D N P《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Ｍ。福柯的会谈》，第１９７—１９O E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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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７４
Ｌ‘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ｕｓａｖｏｉｒ，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O F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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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
哈贝马斯认为，《癫狂与非理性》的副标题《古典时代的癫狂史》①表明了该书是对理性的某种批判，正是由于它拥有把理性与癫狂看作是互补的这种哲学兴趣，因此，它并不仅仅是一项精神病学史的研究。也就是说，福柯从哲学高度挖掘到了在这种精神病史研究背后隐藏着的深刻的“认识论”
动机和癫狂在各个时期的命运。
《癫狂与非理性》提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区分在１７世纪期间得以出现的历史条件问题，它对癫狂经验作了历史理解，从而检验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１８世纪末产生和发展的可能性条件，并分析了古典拘禁体制的衰落和疯人院的诞生过程，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时代以及当代）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相互对话、理性独白的发展过程及社会经济原因。为了更好地理解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福柯努力超越由精神病的心理学概念带来的局限性，并寻求种种决定各种癫狂形式的历史条件。福柯始终感兴趣的是把理性构建起来并把它应用于人类个体以便人类个体成为可能的知识对象的种种社会力量和制度。一般来讲，福柯所说的“非理性之人”包括癫疯之人、乞丐、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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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９４
人、流浪汉、懒汉等。如果说理性是获得正确判断和行为的能力，那么“非理性”就是理性的反面，即缺少理性的特征。
这就是古典时代对“非理性”的理解。
“人类必然会发疯，以至于不疯便等于癫狂的另一种形式”
，在《癫狂与非理性》的第一版序言中，福柯引用帕斯卡的话作为自己论述癫狂本性和历史的开场白。他必须撰写的正是癫狂的这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即不疯的历史，心智健全的历史，甚至理性的历史。这另一种形式在至高无上的理性行为中，把理性与癫狂置于相互对立的境地。
作为理性的批判者，福柯在谈论“癫狂”时，并不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的，他没有对“癫狂”下定义，他拒绝把“癫狂”
看成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认为它不是一个“物”
，而是一个功能。
它之所以对福柯有用，正是由于它是非医学的，它为每个人所用并适合于每个时期。
“癫狂”也不是疾病，在中世纪只有少数形式的癫狂受到医学治疗，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虽认为癫狂与众不同，但并不认为它是由疾病引起的，只有在理性时代的大约１４０年间，癫狂才被看成一种疾病。然而，癫狂被分类为“精神疾病”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
为了撰写这另一种形式，为了探求作为理性语言基础的理性与癫狂之间对抗的基础，福柯设法在历史上回溯到理性与癫狂是浑然一体的经验的零点，在那里，理性与癫狂并不在相互排斥的对抗中明显地对立起来。福柯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放弃终极真理的便利，也决不受制于可能的有关癫狂的先入之见，决不人云亦云。
这里所说的“零点”并不象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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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那样是文艺复兴时期，而是中世纪，尽管福柯通常提到有关癫狂的中世纪—文艺复兴“经验”。
第一节 癫狂的历史命运
当福柯谈论癫狂“经验”时，他并不指一个时代的人们意识到其他时代所没有注意到的有关癫疯之人的某些内在特征，而是指一个时代考察癫狂的独特方法以及把癫狂构建为一个思考对象的方式。
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癫狂的不同经验，实际上具体体现了癫狂作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形式所经历的坎坷命运。福柯的考察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代和现时代这三个阶段。＇奇＋书＋网＇
福柯指出，希腊人与一种他们称之为傲慢的东西有关，这种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谴责关系，但是希腊的逻各斯没有反对命题②。
然而自中世纪开端以来，人们开始拥有癫狂的经验，欧洲人一直与他们笼统地称谓的癫狂、痴呆和精神错乱有关，反对命题开始出现。倘若理性充满一切，世界成了纯而不杂的理性世界，那么理性的高深、专制就无从体现，以后的理性主义时代也就无从谈起。无论如何，理性与癫狂的联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独创方面，这种联系早在Ｈ。博什之前就已经伴随着西方文化，并且在尼采和阿尔托之后还将长期紧随西方文化。
对这种联系追根溯源，也就是挖掘西方文化的根基。
中世纪时，癫狂既与人类堕落的禁忌知识相联系，又与基督救赎的神圣癫狂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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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１５
从中世纪鼎盛期到十字军东征末期，麻风病肆虐整个欧洲的大小城市，麻风病院也纷纷建立。然而，中世纪末，麻风病渐渐在西方世界消失，庆贺麻风病的绝迹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人们感谢上帝把他们的城市从病患中拯救出来。用福柯的话说，麻风病奇异地销声匿迹的原因有二：一是隔离措施的自发结果，二是十字军东征后中断了东方传染病源的结果。因此，麻风病的绝迹并非晦涩难解的医学实践长期探索的效果。
福柯指出：“毋容置疑，比麻风存在得更为长久，并且在麻风病院撤空后数年将继续存在的是依附于麻风病人身上的价值和意象；这是麻风病人受排斥的意义，以及由这一坚决和可怕的人物组成的社会团体所具有的重要性，如果人们不在它的周围标出一条神圣的界限，那么人们就不能把它排除掉。”
③
麻风病的绝迹对福柯来说是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拘禁基础的变换以及社会发现适合于用拘禁方法加以控制的人群的变换，但它遗留下某些形式的组织结构、社会净化和排斥的习俗，“排斥的模式会再次出现，二、三百年后极其相似。
穷人、流浪汉、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扮演麻风病人所放弃的角色。“
④因此，中世纪的排斥形式将续存到仍然与精神康复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复兴的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去了。在确立起主题的连续性即排斥的精神价值以后，福柯接下去描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