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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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因此，中世纪的排斥形式将续存到仍然与精神康复联系在一起的文艺复兴的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去了。在确立起主题的连续性即排斥的精神价值以后，福柯接下去描述在文艺复兴文学和绘画中人们描述癫狂的方法，因为艺术表象代表了人们共同具有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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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癫狂

中世纪末，人们对疯人感到焦虑，具体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愚人船中，这艘奇特的“醉汉之船”

，运载了精神病患者，缓缓地行驶在莱因河区和弗勒米什运河平静的水面上。

真实存在的愚人船航行于各城镇之间，因而过着一种轻松的流浪生活。福柯猜想，这些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极为象征性地运载了疯人去寻找他们的理性。

福柯在文艺复兴的文学和艺术中发现，癫狂并不沉寂，即使癫狂（类似麻风病）被视作邪恶和拘禁的原因，癫狂在文化中还有其声音。愚人船中的愚人传达一种智慧，预示了“一个一切智慧都荡然无存的梦幻世界……这种结局毫无作为通道和前途的那种价值；它是世界的旧理性被吞没的那个夜晚的降临。”

⑤在文艺复兴，癫狂被驯化，理性与癫狂相互交谈、相互对话，类似李耳王与他的愚人。理性与癫狂之间的这种对话在“愚人船”中得到证实。一方面，疯人的航行把自己与理性之人的“正常”生活分开来了；另一方面，疯人不时地被赶离新城镇，这就表明，尽管疯人处于文艺复兴生活的边缘，但他们并不被严厉地从这个生活中排除出去。尽管愚人船并不代表自由，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与医院相反，因为疯人远非被拘禁，而是被迫流浪。

二、古典时代的癫狂

突然间，在１７世纪中期，癫狂在世界范围内已不再是末世学的形象，愚人船已被人遗忘，已经停航，已不再是一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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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３５

船，而是一所医院。在这个医院中，禁闭已代替了乘船航行。

人们借以体验和处理癫狂之人的方法发生了变化，有关癫狂的“古典经验”产生了⑥。直到１８世纪末，理性与癫狂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改变了。现在癫狂不象在文艺复兴时那样，是理性的永恒陪衬，不断进行引起争论的对话，癫狂已从理性生活中排斥掉了。

通过“大禁闭”

，古典时期企图将使文艺复兴刚刚释放其声音并早已驯服其暴力的癫狂变得静默无言⑦。１７世纪建立了大量禁闭院，甚至百分之一的巴黎市民被关入禁闭院。

１６５６年，法国政府发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Ｌ‘ＨｏQｐｉｔａｌｇéｎéｒａｌ）

的法令。然而，总医院并非一所医疗机构，它更接近于一种具有半司法权的结构，是一个具有行政权的实体，设有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就其作用或目的而言，总医院与任何医疗概念无关，它是一种秩序的要求，是同一时期在法国组织起来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秩序的要求。

⑧总医院、禁闭所、宗教和治安机构、救济和惩罚机构、政府的慈善和福利机构都是古典时期特有的现象。

拘禁所中被拘禁的人，不仅有疯人，而且还有病人、穷人、同性恋者、纵欲者、渎神者、反叛的孩子、不负责任的父母等。

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古典时代的理性行为的准则，都属于非理性类型。他们都具有一个最明显特征：懒散。社会把懒散视为最邪恶的形式。由于不情愿，或缺乏能力和机会，他们不参加社会劳动。

禁闭的职能与治愈疾病毫无关系。

与此相应，他们被拘禁的直接和明确的动机就是经济上的或政治上的。禁闭在１７世纪的整个欧洲是一件“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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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ｅ）

的事，为所有那些失去工作便无法生活的人提供可能和必要工作的全部措施，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劳动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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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种新的解决社会问题（如经济危机）的措施，因为纯粹消极的排斥态度首次被禁闭措施所取代；失业者不再受到驱赶或惩罚；失业者以自身的自由为代价换来了照料。失业者有温饱的权利，但他必须忍受肉体和道德的拘禁束缚。但在度过了经济危机以后，禁闭又获得另一种意义，即它不再把没有工作的人关起来，而是为那些被拘禁者提供工作，使他们为全人类的繁荣作出贡献。它在充分就业和高薪时期可获得廉价劳动力，而在失业时期，可重新吸收懒汉，使社会得以抵抗动乱和暴动。

D　E福柯坚持认为，拘禁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社会预防方法，具有创新价值。具体体现了理性把癫狂排斥为一种非理性形式，而且还充分表达了两种有关被拘禁者的全新经验，这些经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癫狂意识，即估价意识和认知意识。

估价意识分为两种：一是批判意识，即理性把癫狂反思地意识为自己的对立面；二是实践意识，即理性依照集体规范排斥癫狂。对这种意识的经验具有四个关键特征：首先就是被拘禁者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懒散。其次，同文艺复兴的经验截然不同，恰如大禁闭从肉体上把疯人从生活共同体中排除出去了，古典的癫狂经验则从概念上把癫狂从理性生活中排除出去了。再次，类似于其他非理性形式，癫狂作为一种懒散，违犯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伦理意识，因而受到谴责。

劳动是拯救工具。最后，癫狂被看作一个需要加以管理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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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５５

对象。同商业或经济一样，道德也受人管理。这里所说的肉体禁闭、概念排斥、道德谴责和管理控制这四种古典的癫狂经验的特征，也适用于穷人、性倒错者、犯人和其他被拘禁者，因此也就是一般非理性的古典经验的特征。

在福柯看来，古典的癫狂经验从未完全与非理性的结构相分离。确实，他坚持认为，“正是在癫狂与非理性并且单单与非理性的关系中，癫狂才能被理解。

非理性是癫狂的支撑；或者还不如让我们说，非理性限定了癫狂之可能性的场所。“

D　F虽然在这里，疾病、犯罪、渎神者、纵欲者与癫狂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但在总医院刚刚成立时，情形并非如此。因为疯人并不象其他非理性之人那样是罪人，而是欣赏物，这就是癫狂与其他非理性形式的特殊差异，即疯人具有动物性，古典时代把疯人视作人类本性的动物方面在身上占主导的人。疯人比其他人健康，经得起严寒酷暑。鉴于其他非理性形式被当作要躲开公众意识的丑事，疯人却在固定时间里向世人展示。另外，恰如野生动物拒绝服从大自然的有序规律而受罚，拘禁和戒律期望能摧毁疯人的意志，抑制他的不合理的激情。由于不把疯人当作病人，所以癫狂很少与医学相联系，也不能与教养领域相联系。最后，鉴于在文艺复兴时期，癫狂曾经传达了人类堕落的悲剧真理和人类虚幻的讽刺真理，而现在癫狂不再表达任何有意义的事，而且还受着理性的监视。

福柯所说的古典时代的认知意识，就是把癫狂意识为知识的对象，而不是排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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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注意到，与现时代相比，古典时代是异常的，因为它容纳了估价的癫狂意识与认知的癫狂意识之间的大鸿沟。

尤其是，把目光焦聚于拘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政策，却没有诉诸对癫狂作出的医学或其他科学说明。

古典拘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体现了一种对待穷苦的新态度。在基督教古老传统中，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伴有劳动的诅咒，劳动既有经济必要性，又是精神赎罪。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物，他们都需要帮助。在中世纪，尽管贫穷对受害者来说是一种神圣的尊严，但贫穷同时又被颂扬为是检验富裕信徒有否善心的神圣设计。信徒们之所以获救，是因为富裕信徒的善行。然而，在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情况就不同了。路德认为善行并非必需，因为它们为圣徒们什么也没有做，善行不再是一种拯救之途，善行的帮助开始被看成一种社会义务，贫穷相应地被视作“社会混乱的一种结果和社会秩序的障碍”

，为此，需要把穷人禁闭起来。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由于穷人既非生产者，又非消费者，因而无社会地位，穷人只有禁闭起来DG。但福柯紧接着又说，禁闭是个严重错误，是一个经济失误：它通过排除和清洗，抑制了贫穷，又通过救济穷人，维持了贫穷。尽管由于工业发展需要劳动力，穷人可以再次在国家机体中发挥作用，但劳动力市场有限，因此，穷人无法摆脱贫穷DH。即使所有闲散人员都有工作，人类也不能消除某种贫困，贫困注定要发生，并且必然与各种社会形态共存，直至人类历史的终结。原因在于贫困使富裕成为可能，穷人穷了，富人和国家才会富起来。贫困是国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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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批判理性主义的主体７５

分，倘若没有穷人，全人类就会变得贫困，穷人构成了国家的基础和荣誉。这种贫困不能受压制，也无法得到压制，而是应该受到歌颂和尊敬。

D　I福柯还指出了１８世纪有关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起作用的，“它根本不是癫狂之解放含义上的；我们决不能说它允许人们给予癫狂之人以更多的仁慈的或医学的注意。

相反，它通过双重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使癫狂更加牢固地与禁闭相联系。“

D　J　　　　这里说的双重联系无非指：使癫狂成为禁闭力量的真正象征和拘禁世界内荒唐和无法挣脱的代表；把癫狂看作所有拘禁措施的典型对象。

古典时代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在１７或１８世纪，禁闭实践与医学互不认可，医学与癫狂的治疗很少有关，医学远没有治疗的权利。但是，不把癫狂分析为一种特殊痛苦，而是许多疾病中的一种，却十分重要。哲学问题和医学问题指引着这种分析。哲学问题关注的是“理性”的本质以及“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间的区分，关注那些把癫狂假定为“理性”的对立面并把“理性”当作判断疯人的行为的伦理标准的来源的问题。而医学问题关注的则是癫狂的行为、倾向和多样性的分析。然而，在１７和１８世纪，这两个问题不仅密切联系，以至于癫狂的医学分析往往诉诸于哲学问题，而且精神和肉体在癫狂的分析中也是密切相关的。

只是到了１８世纪下半叶，这两个问题才渐渐分离；只是到了１９世纪精神病学的出现，人们才开始把癫狂看作精神的疾病。因此，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并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始于１７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而是在１９世纪对应于当时的特殊哲学问题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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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生的。

相比于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癫狂之间的连续对话，古典禁闭则是一片沉寂。但这并不绝对：语言介入了并非被真正抑制的诸多事物中。禁闭、监狱、土牢、甚至拷打也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无言对话（即斗争的对话）中。

然而，在１８世纪末，人们把癫狂视作为一种精神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