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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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第三，这三个知识领域对于现代认识型中出现的、并且在构成人文科学中起本质作用的语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极有价值。第四，这三种古典知识又是无意识的符号体系，具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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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符号的一切特性，为此，福柯并不依赖特殊理论家来说明古典思想的起源，而是坚持认为，如果我们在使古典思想成为可能的考古学层面上追问古典思想，那么我们发现１７世纪早期的符号与相似性的分离，使得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普通语法成为可能。
（一）普通语法在古典时代，什么都呈现给表象了，语言又表象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因此，语言研究就在古典思想的研究领域中占重要位置。
如果说在文艺复兴，语言是存在的，那么，在古典时代，语言的存在被排除了，语言只剩下其在表象中的功能了：它作为话语的本性和品质。普通语法既不是逻辑学应用于语言理论，也不是语言学的雏形。普通语法是对与同。。。。。。。。
时性相关的语语秩序的研究，表象这同一性，正是词语秩序。。。。。。。。。。。。。。。。。。。。。。。。
的任务。因此，普通语法的适当客体，既不是思想，也不是。。。
个体语言，而是被理解为一系列词语符号的话语。
D M 尽管普通语法也从事比较，但并不等同于比较语法，因为普通语法并不比较变化着的语言因素，而是试图比较类似的因素在不同语言体系内起作用的方法。在不同语言之间作出比较并不是它的客体，它的客体是被理解为动词符号序列的话语DN。普通语法对古典哲学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它所研究的话语（自然语言）是我们对思想所作的首次分析。哲学若要重新发现表象之必然和明显秩序，就必须通过普通语法而起作用。普通语法之于话语，如同逻辑之于思想。普通语法设法描述一种表象形式借以发挥作用的过程。
普通语法并不设法限定所有语言共有的语法结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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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论及每一种作为思想与自身连接方式的特殊语言，旨在确立每种语言的分类，限定这些由表象提供的自发的符号所假定和使用的“同一与差别体系”
O E 。我们依据语言这一表象功能的四个关键特征，就能理解任何普通语法，归属（ａ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确定（ａｔｒ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指示（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和衍生（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这四种理论似乎构成了一个四边形的四条线段OF。“归属”
是普通语法的基本客体，它之于语言如同表象之于思想。在一个命题中，通过动词证明两个表象在思想中的共存，我们就能把一个表象归属到另一个表象中去，即把两个精神表象联系起来。因此，归属理论实为动词理论，因为每个动词的基本力量就是存在（ｅQｔｒｅ）
，即语言中的存在的表象，故没有动词就没有话语。由动词的基本功能断定的存在并不是精神外的实在，而仅仅是思想中的共存的存在。但归属对表象之专门内容什么也没说，即动词对之无能为力。而是命名一个给定的表象中所包含的一切的名词等词项才提供了这一内容。不同的词借以表达不同的表象内容的过程就是“确定”。有两种确定：一是“水平确定”
，它把具有某种共同性的个体结合起来，把不同的个体分离开来，从而产生各种普通名词。二是“垂直确定”
，它与水平确定相联系。垂直确定把独自存在的东西与那些从未独立的东西（修改、特点、偶性或性质）区别开来了，因此除了名词以外，还可获得形容词、副词OG。以上两个特征只是描述了语言这个自主体系，尚未表象存在于语言外的客体。
“指示”
这一语言学功能产生于人们在某些境遇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叫喊和声音与这些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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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包含的客体间的初始联想。借助于词的力量，语言这个话语跃过符号体系指向所指的存在。
词通过名词而指示物。
词与客体之间存在着坚固的因果纽带，因为特殊的词总被选择用来指示特殊的物。这就涉及到词根研究。词根是指那些我们将以相似形式在大量语言中发现的基本词。对照这些基本词，我们就能发现在我们的语言中，不仅词的形式变了，而且词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了。语言的意义借以由语言的初始词根的意义变得愈加精致和复杂的过程，福柯称为“衍生”。相应于每个衍生阶段，存在着语言的确定的新层面。普通语法学家强调写作在衍生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字母的书写形式（相对于象形文字等借喻形式）刺激了新意义的展开和传递，并因此支持了语言学以及相应的理论、社会和政治革新。
福柯形象地使用“语言的四边形”
，来综述普通语法中语言的四个基本功能之间的关系。凭着向“归属”提供专门内容，“确定”支持了“归属”的功能，但鉴于“归属”把事物联系起来，“确定”则把事物区分开来了。通过揭示由“确定”发展起来的名词借以与世界相联系的关节点，“指示”支持了“确定”
，但“指示”达到的是特殊性，不同于“确定”
所达到的普遍性。
“衍生”表明词如何连续地产生于“指示”
的源始处，但“衍生”摧毁了作为“指示”的特征的一对一的表象。最后，“衍生”提供了要求于“归属”的普遍性。处于四边形对角线相对顶端的功能之间也存在重要关系。
“确定”之所以与“衍生”相联系是由于语言的确定能力受制于“衍生”能力。
“归属”与“指示”之所以相关是由于词总是命名被表象的某物OH。处于语言四边形核心的是命名（ｎ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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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就是赋予精神表象以动词表象，以上所说的每个功能基本上都与命名相联系。整个古典语言理论就是围绕着命名而组织起来的。
“古典‘话语’的基本任务是把名词归于事物，并以这个名词命名它们的存在。两个世纪以来，西方话语是本体论的家园。
当它命名所有表象的存在时，它就是哲学：知识论和观念分析。
当它把适合的名词归于每一个被表象物，并在整个表象领域上布置精心制作的语言网络时，它就是科学——命名法和分类学。“
O I 因此，命名确实还是所有古典话语的关键语法功能。
福柯把普通语法的分析推广到自然史和财富分析，因为这两种知识基本上符合古典认识型，符合于规序表象的科学。
（二）自然史福柯研究的第二个知识领域就是自然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ｅ）。由于在古典时代，科学与历史分离了，因此，自然史不应成为自然的历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
福柯一开始就辩驳了古典时期科学史家和观念史家提出的各种自然史的阐释，即所谓的标准看法。相比于福柯的“垂直的”考古学分析，这些是科学发展的“水平看法”
，它们不把１８世纪自然史看成自身连贯的体系或与其他当代学科相连贯的体系，而是１９世纪生物学的史前史。
福柯指出了这种看法所存在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诚如格廷所说，针对标准看法存在的这些问题，福柯作了以下批评。首先，它不能说明某些冲突为何发生，福柯关心的并不是把自然史看作一系列将固定论与流动论、实验法与分类学对立起来的争议，而是这些争议是如何可能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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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它不能发见分类法与微观观察之间的联系。其次，它不能公正对待不同的生物观之间存在的明显鸿沟，它把亚里士多德、牛顿主义、笛卡尔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之类相异的框架当成单一历史结构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相反，自然史并不填补由笛卡尔机械论留下的鸿沟，真正可能的自然史与笛卡尔主义本身（而非与笛卡尔主义的衰落）
同时代。
从笛卡尔到达伦贝达的机械论和从图尔内福（ＴｏｕｒｎｅBｆｏｒｔ）到多本顿（Ｌ。
Ｄａｕｂｅｎｔｏｎ）的自然史，都受制于同一个认识型。第三，自然史并不是生物学。可是，历史学家想要撰写１８世纪的生物史，但他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熟悉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生物学那时并不存在。生物学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并不存在生物学借以组织起来的生命概念，生命范畴在１９世纪以前是没有基础地位的。
由于古典认识型强调符号与世界的分离以及观察与道听途说之间的差别，自然史就产生了。在文艺复兴，包括传说和寓言在内的符号是世界的一部分，等同于动植物的有机结构，于是，对生物的描写对象包括具有同等地位的词与物。
但在古典时代，与动物的存在相缠绕的词已被拆散和撤去，自然史意味着首次对事物本身作谨小慎微的检查，从而对以娓娓动听的、中立化的和可信的词来记录的一切进行检查。显然，古典自然史旨在尽可能精确地在语言中表象事物，缩小词与物之间的距离，以便使语言尽可能接近观察中的凝视，使被观察物尽可能接近词。
尽管自然史的认识论构成独立于普通语法的认识论，但自然史的存在方式却与将成为分类的那个命名法设想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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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自然史遵循与普通语法相同的法则，“归属”
、“确定”
、“指示”和“衍生”这四个功能同样存在于自然史，其中命名功能（确定）居支配地位。
“自然史仅仅是关于可见物的命名”
O J 。那时，命名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确定特殊存在在分类学上的位置，二是把特殊存在与其他存在联系起来。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命名分别求助于两个关键理论：结构理论和特性（ｃａｒａｃｔｅｒｅ）理论，前者把动词的功能（证明分类学位置）与专名的功能（描述个体实体的特征）联结起来；后者在较大范围的分类中确立每个结构，使之有可能去指示关系并衍生出变化的序列。
通过分析作为自然物构成因素的形式、数量、相互的空间散布以及相关的量值，我们就能确定一个类似语言之中的结构。结构理论在古典认识型内作为确立起同一与差别的方法而起作用。由于具有这种结构，自然客体似乎具有“面和线”的可见样式，而非具有“功能或看不见的组织的”有机实体。自然史全面考察有关可见的、同时的、共生的变量领域，而不具任何从属或组织的内在关系。这就说明了在古典时期，植物学（而非解剖学）为什么在论及生物的诸学科中具有认识论的优先性。
当然在１９世纪，解剖学重新获得了它在文艺复兴所具有的那种优先性。
我们不应把古典自然史看成文艺复兴研究的进步以及科学家的观察力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