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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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的初步界定：话语和权力
在学术生涯之始，福柯就关心人类社会中的行政干预机构的出现、扩展和巩固，关心他近来所说的“牧师权力”。
在发表于１９７７年的一次会谈中，Ａ。丰塔纳和Ｐ。帕基诺提出了权力问题，认为福柯第一个把权力引入话语分析。
而福柯认为自己并非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作系统阐述时，碰到了很大困难。当他现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他反躬自问：在《癫狂与非理性》或者《诊所的诞生》中，如果不谈论权力，那还能谈什么呢？但他充分意识到，实际上，在早期著作中，他从未使用过“权力”这个词，也没有从事这种分析。
其原因在于他受制于他及同时代人所处的政治境遇。
但是，无论如何，福柯意识到权力操作在话语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在另一次早些时候的会谈中，认为正是尼采才把权力关系详细说明为哲学话语的一般焦点。
在《癫狂与非理性》的“大禁闭”这一章中，福柯描述了１７世纪整个欧洲的隔离机构、劳动强度、工场和总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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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增加。福柯认为，这些机构标志着国家与其市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与贫穷、失业和残疾一起，癫狂第一次被设想为国家职责范围内的“社会问题”。
福柯并不否认拘禁过程（通货膨胀和失业期间，作为减轻社会压力的一种措施）的经济举措，但他更为关注有关作为一般福利的保护者和增殖者的国家的新想法的影响和内涵，关注这一想法借以与人口的道德化设想相融合的方式。
这种说明为福柯讨论１８世纪末对待疯人的人道主义态度的出现提供了模式。在福柯看来，尽管图克和比奈尔砸碎了疯人身上的枷锁，但实际上这并非慈善行为，而是导致了一种比先前的残忍的禁闭实践更为压抑的“道德监禁”
，因为它虽然给予疯人以肉体上的自由，却牢牢地控制了疯人的精神头脑。
福柯历史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设法把一般的历史论证浓缩为对专门机构的出现进行的追踪，这在《诊所的诞生》中尤为明显。而他对有关发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医学地位和医学措施的争论所作的分析，以及他对医学政策的描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现代性说明具有广阔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局限于维护保卫经济活动的私法秩序，并提供相应的一般秩序保障，因此，资产阶级国家日益对不健全的市场机制进行干预。
《诊所的诞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认为从一开始起，现代国家的特征就是干预和行政控制。监视全民健康，这一要求已经驳斥了认为医学具有一个完全非控制的自由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如法国大革命设立的“皇家医学学会”是知识集中的场所，是记录和估价一切医学活动的权威，因此，“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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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的诞生“产生于对一种能系统观察全民健康的医学机构的需要。医生在病人旁边进行的一种新的自由自在的观察形成了”医学凝视“
，并与由国家要求的健康和卫生检查系统相融合。因此，尽管这里关注的是肉体的无序，而非道德的无序，但《诊所的诞生》重新叙述了《癫狂与非理性》早已表达过的观点，即福利和控制的机构监视并干预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虽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不再讨论现代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机构，而是探讨人文科学话语的内在结构，但福柯深信，这些话语的起源与那些控制和管理形式密切相联系。
而且，在因“五月风暴”而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有关社会控制机构的政治问题使福柯愈加对惩戒和拘禁的程序进行长期关切。因此，尽管福柯并没有直接参加“五月风暴”
，但却使福柯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能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并成为左派的主要理论家。
福柯一贯认为，所谓客观的、价值中立的人文科学知识在现时代具有一种专门的政治使命。
福柯研究了精神疾病、犯罪、性征、附庸等个体经验的历史生产，因为他相信这些历史能在政治斗争中发挥战术作用。
１９７０年，福柯离开巴黎大学文森学院哲学系，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在题为《话语的秩序》的就职讲演中，福柯陈述了一个初始假定：在任何社会里，话语生产立即依照其作用为防止话语的权力和危险并把握无法预测的事件的大量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包括外部控制、内部规则和接近知识的规则。外部控制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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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而起作用，有大量的“排斥形式”在话语中起作用。
最明显的排斥形式是“禁止”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说什么（对象的禁忌）
，我们不能在我们喜欢的时间、地点谈论什么（境况的限止）
，合适的人不能谈论恰当的事（讲话主体的优先权或专有权）。由这三种“禁止”形式组成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网络在性征和政治这两个社会领域里发挥着最为严格的作用：话语是性征和政治借以实施它们某些较为危险的权力的几个优先地区之一。
话语似乎不太重要，但它所屈从于的那些禁止却迅速地揭示了话语与欲望和权力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排斥形式是“区分”和“拒斥”
，把理性与癫狂对立起来，一方面认为疯人的话语是不重要的、不真实的、无效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疯人的话语具有强大的力量或隐匿的真理。虽然１９世纪以来（不同于１８世纪末以前）
，人们开始注意疯人的话语，但癫狂与理性之间的古老区分依然适用。因为我们只要考虑我们借以描述这种话语的整个知识网络和允许疯人讲话及医生倾听的整个机构网络，就能证明这一点。第三个排斥形式是真与假之间的对立。当我们在谱系学层面上想要知道知识意志基于何种划分之上时，排斥形式就出现了。在古希腊，话语的真理和力量并不归于说些什么，而是归于谁在言说以及如何言说。约一个世纪后，人们把最高真理归于话语的所说，而不归于话语的所是或话语的所为，于是，真理从阐明（éｎｏｎｃｉａｔｉｏｎ）即仪式化行动转移到陈述（ēｎｏｎｃē）
、陈述的意义及其对世界的指称。这意味着真话语不再与权力实施相联系，我们的知识意志及其经历的一些转化最终都产生于这个区分。科学知识的每个巨大转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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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求真意志的新形式。
求真意志在整个机构基础上起作用，并会影响其他话语。在以上三种排斥形式中，第三种形式“求真意志”是最为主导的。现代人偶然放弃了禁止和拒斥，固守其求真意志。
内部规则是把连续性强加在话语上的那个制作话语的程序。评注实践设法注视有关初始意义的话语；与原作者相关的规则加注了意识统一体的神话；对话语进行分类的规则保持了学科之间的界限。最后，接近作为知识的话语也是控制的对象，这在职业话语那只雇佣某会员的习惯和在教育体系本身中最为明显，是保持或修正话语所采用的一个政治途径。
总之，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首次把权力理论引入话语理论中，但尚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个意义上说，该讲演只是一个过渡性论述。它以否定方法来审视权力，把权力当成对话语的限制。它并没有象《监督与惩罚》和《知识意志》那样弄清楚权力实际上产生话语的方法。
然而，福柯的话语理论不仅导向权力分析，而且还导向政治行动。
学者之成为思想家和精神导师在于他走出安静但狭小和闭塞的书斋，融入社会这一广阔天地，直面骚动不安、不尽人意的现实生活，尤其是投身到波澜起伏的政治斗争中去。
福柯参加了大量政治活动：他是波兰团结工会在法国的司库，他与来自进步的法国劳动工会的工联主义者一起研究产生于社会安全的附庸问题，他在突尼斯帮助以暴力形式反对政府的学生和某些被捕的学生。他与其他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联手成立了反法西斯主义委员会，他在晚年开始与“无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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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们一起工作，并计划参加他们的医学事业以援助东南亚“船民”。他在“监狱报道小组”
（Ｇｒｏｕｐｅ
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ｓｏｎｓ简称ＧＩＰ）
的工作，是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典范。
从“五月风暴”以来，尤其是福柯发表就职讲演几星期后，在法国的左派政治犯中爆发了绝食斗争。法国的左派分子对监狱发生浓厚兴趣，要求政府赋予他们的被囚禁的同事以政治犯的正式地位和其他专门权利。因为他们的同事，与其他犯人一样，几乎与外部世界没有接触，没有广播电视，没有报纸，除了家庭成员和律师以外，无人探监，更少有人报道监狱中所发生的一切。当左派无产阶级（毛主义小组）决定在狱中采取政治行动时，他们邀请福柯领导了这个计划，结果，福柯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创立了ＧＩＰ。
福柯有条件地接受了左派无产阶级的邀请，但没有采纳他们的方案，即当访问监狱遭拒绝时，在新闻媒介提出强烈抗议。福柯在探监的日子里，与他的同事一起去监狱，向犯人家属提出调查监狱生活的想法，并向他们发放有关犯人的调查表。他和同事与监狱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工人谈论狱中发生的一切。福柯邀请刑释人员到他家里吃饭、交谈。
ＧＩＰ成员见过司法公务员和内务大臣，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撰写文章，还到郊区和工厂谈论监狱生活，并向公众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你们支持监狱，但你们知道自己在支持什么吗？你们抗议工厂的工作条件，但又接受监狱的工作条件，这是为什么？”
必须指出，尽管ＧＩＰ并不认为监狱是必需的，但它的示威运动并不抗议监狱的存在，而是为了使公众知晓监狱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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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和犯人的待遇。
ＧＩＰ也不呼吁监狱改革，并不梦想理想监狱（因为福柯认为，刑事改革家们在教养所的建立和少年犯罪的形成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最终都是惩戒者的孪生兄弟）
，而是为了改善监狱的条件，改革惩罚制度，而非改革监狱。
ＧＩＰ旨在描述在押犯人和刑释人员的整个体验，以抗议其中不可忍受的一切，怀疑产生这一切的整个刑事机构。因为在监狱内部存在着不受管束的“审判”
，即监狱内的监狱，犯人不能保护自己。
福柯认为，就其真实的和日常的功能而言，监狱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司法机构的约束，不受公众舆论的监督。
ＧＩＰ打开了监狱与公众之间交流的通道，力争犯人作为公民的权利。
在１９８４年的一次对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