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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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快感来自权力实施的提问、观察、监视、侦查、搜寻、扪诊、显露；而激起的快感又不得不逃避、欺骗或歪曲这种权力，捕获和诱惑，对抗和相互支援；父母和子女、成人和青少年、教师和学生、医生和病人、精神病医生和歇斯底里病患者及性倒错者，所有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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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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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世纪以来一直在玩这个游戏。
这些呼吁、规避和循环的激励在肉体和性周围追溯到的，并不是封闭的界线，而是权力和快感的永恒互动。最后，由此，那些性渗透的手段代表了１９世纪文化和社会仪式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说，１９世纪家庭是一夫一妻的婚姻细胞，但它又是一个由各种快感和权力构成的网络，充满着零星多样和充满活力的性。从家庭与种种性征的关系来看，家庭与其说是一个禁抑的原则，倒不如说是一个鼓动与增殖的机制。
１９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性倒错的社会，这并非因为它对性进行压抑并只是成功地产生了有关性本能的扭曲表述，而是因为它在肉体上面施加了一种权力。实际上，该权力既没有法律的形式，又没有禁忌的效用，所以，并未压抑性征。它是通过特殊性征的增殖来起作用的，这些多重性征相关于特殊年龄（婴儿或儿童）
、注视于某些特殊形式（对老年人的过度关切或爱护、恋物癖）
、渗透于社会关系（医生和病人、教师与学生）
、出没于某些场合（家庭、学校、监狱）
，所有这些性征都符合权力的精确过程。
它们是从人们的肉体、快感中抽取出来的；或者说，它们是在肉体与快感中得到加强的；它们被各种权力实施提取、显现、分离、强化和归并。
性征通过权力扩张而增殖；每个局部性征的表面都显示出权力的扩张干预。
自１９世纪以来，这种连锁关系一直被数不清的经济利益所保证和传递，这些经济利益在医学、精神病学、色情业的帮助下，已经与快感的分解的区分和控制该区分的权力的增殖联系起来了。
权力和快感并不相互抵销、反对，而是相互追寻、重叠、支持。鼓动和激励的积极和复杂机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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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联系在一起。福柯再次重申，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开创了一个性压抑得以增强的时代的观点。
（二）性科学在性的问题上，人们总是把自己的见解诩为科学，其实这种科学只是一种规避学，从根本上依附于道德律令，其警告危言耸听。因而有关性的真理过分冒险，令人无法忍受。
在历史上，有两个产生了性真理的重大过程。一是在中国、日本、印度、罗马、阿拉伯国家中，发展了一种“性爱艺术”
（ａｒｓｅｒｏｔｉｃａ）
；二是西方人自己的“性科学”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ｓ）。
在“性爱艺术”
中，真理从快感本身中抽取出来，被理解为一种实践，积累为经验；性爱艺术并不是由规则、规范和法律组成，而是由方法组成，并且不是通过监视来达到的。人们并不把快感与准许和禁止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也不从功利的标准来衡量，而是首先从它自身来审视的，依据的标准其强度和持续及其对肉体和心灵的作用。这种知识只有保密，由大师传授给弟子，否则就会失效。人们认为这一熟练艺术的效果之一，比起其规则的节俭所导致一个人想象的要慷慨得多，美化了一个幸运到足以能接受以下特权的人：绝对控制住肉体；独一无二的极乐；时空的忘却；人生的不老；死亡及其威胁的驱逐。
西方文明并不拥有这样一种性爱艺术，而是独一无二地产生了一种性科学，即讲述基于权力—知识形式（即忏悔）之上的性真理的过程，忏悔（ａｖｅｕ）与传授（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截然相反。虽然这两种过程都带有权力机构，但彼此截然不同：在传授传统中，真理的启示自上而下，来自大师，他把真理传给弟子；而在西方忏悔传统中，真理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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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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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而上的，来自忏悔者、冒犯者或病人，并为权威人士所接受和使用。在古希腊，真理和性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性是真理的媒介。在西方传统中，真理充当为性的表现。至少从中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已把忏悔发展为真理生产的主要仪式之一：１２１５年拉特兰议会制定了在赎罪的圣礼中使用的忏悔技巧，并且在法律过程中，忏悔成了一个日益变得重要的因素。
这有助于忏悔在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的秩序中起核心作用。
“忏悔”
一词及它所派定的法律功能的进化，就是这一发展的象征：从成为一个由一个人赋予另一个人的地位、身份和价值的保证中，可以表明某个人对他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确认。
长时间来，个人的证明是通过他人的参照以及他与全体公民的关系的证实来进行的，于是他能够或者必须宣称的关于他自己的真理话语证实了他。真理的忏悔被权力深深印刻在个体化过程的核心处RJ。《知识意志》的一般论题是：从１８世纪末开始，忏悔不是仅仅保持为一种赎救技巧，而是特别成了有关性征的多重技巧，它从天主教中分出来，散布在教育、医学、精神病学和文学中，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世俗忏悔在弗洛伊德那里臻于顶峰，他发明了交谈疗法，精神分析的成功归于１９世纪的忏悔技巧。西方人早已成了一个进行忏悔的动物，事无巨细，必须和盘托出。西方社会早已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忏悔社会，忏悔早已成为西方最受重视的产生真理的技巧之一。现在，忏悔这一义务通过多方转述，并且在我们头脑里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不再把它看成是约束我们的权力带来的结果，忏悔即解放，而权力却把人压制住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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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属于权力的秩序，而是与自由有着初始的密切关系：这是哲学的传统主题，通过表明真理的本性不是自由（谬误也不是屈从）
，而是真理的生产完全充满着权力关系，政治的真理史将不得不推翻这个论题。
忏悔便是这方面的例证。
然而，忏悔技巧的扩展无疑是西方人世世代代都投身于的一种巨大劳作，以生产出人类的屈从（ｓｕｊéｔｉｏｎ）
：在该词的双重含义上，人类被构成为ｓｕ－ｊｅｔ，而其他形式的工作则确保了资本积累。
毫不奇怪，福柯把忏悔当成性征的部署的关键，因为忏悔把福柯在《词与物》的人文科学的说明中首次加以描述的那两种主体性形式熔合在一起了。忏悔是一种话语仪式，在其中，讲话的主体又是陈述的主体；忏悔还是一个在权力关系内展开的仪式，因为不当着搭档的面，谁也不会忏悔，这搭档并不简单地是对话者，而是一个“权威”
，他需要别人忏悔，规定和估价忏悔，并介入其中以裁决、惩罚、宽恕、安慰和调解。多少世纪来，性的真理至少在大体上陷入了这种迂回曲折的话语形式中，这种形式既不同于教育形式，也不同于传授形式，于是与“性爱艺术”的形式相去甚远。在《监督与惩罚》中，我们看到惩戒技巧如何能把一个人构成为一个将被判决、测定和检验的对象。在《知识意志》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如何被构成为一个讲话的、欲求的主体，并且具有忏悔所展示的内在体验领域。但是，我们还看到在这一自我表达的瞬间，个体成了牧师的臣民，或者稍后成了医生、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等科学家的臣民，所有这些主子都要求个人作出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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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主宰着真正性话语产生的一般标准，但随着新教、反改革运动、１８世纪教育、１９世纪医学等的崛起，忏悔不再是独一无二的赎救仪式。当忏悔成了各种权威的标准技巧时，忏悔同时也成了案卷的基础，一种被记录的知识体系。性话语被记录下来，通过改编，集为案卷，得以出版，并被人评注。基督教仪式的忏悔是隐秘的，作为非被记录的话语，它们并不产生这样一个案卷。但是，１９世纪的医学、精神病学和教育学等科学却编纂并分类自己所描述的各种快感，尤其是异常的快感。性快感的巨大档案室由此逐渐建成。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的科学，因为它并不基于观察和实验之上，而是基于有关反省和生活体验的可疑证据上。
福柯倾向于认为１９世纪精神病学家们是严肃认真的，他们对重要事件有极强的感受力。仍然，传统忏悔过程与科学戒律的最新技巧的相互融合产生了性征的科学。
倘若从宽广的历史视角来审察，便可发现，西方社会与“性爱艺术”的传统决裂之后，拥有一种“性科学”
，它一直在履行自己制造真正的性话语的任务，其方法是使古代的忏悔过程适应科学的法则。为了生产出关于性的真正话语的复杂机制，西方社会差不多花了１５０年时间，在这一性征部署的过程中，忏悔的古代禁令与诊所的听诊方法联系起来了。
正是这一部署才使得所谓的“性征”具体体现了性的真理及其快感。
“性征”正是构成为“性科学”的那个逐渐发展起来的话语实践的相关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专门的真理领域在１９世纪发生作用的历史，性征的历史首先必须从话语历史的观点加以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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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性科学”与“性爱艺术”相对立。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性爱艺术并未完全从西方文明中消失；也不是人们借以造就一种性科学的运动中一直缺少的。在基督教忏悔中，尤其在良心的指引与检验中，在精神团结和上帝之爱的追求中，存在着一整套与性爱艺术有共同之处的方法：由导师引导沿着传授的道路前行，体验的强化一直延伸到他们的肉体，并通过伴随而来的话语而使效果理想化。与我们有关性征的知识相联系的“性爱艺术”的最重要的因素，既不体现在医学向我们允诺的健康性感的理想中，也不反映在有关完整的和繁荣的性征的人道主义梦想中，当然也不处于情欲亢进的激情和生物能量的美妙情感中，而是包含在与性真理的生产相关的快感的增殖和强化中。
福柯认为自己的初步探讨已经发现了所有那些使性与快感强化并变得更为激烈的情形，并断言，若要对此作出说明，那么有关我们的社会出于经济原因而对性施加压抑权力的那个假说，似乎是极其不充分的。因为我们要处理的如其说是一种将性排斥在外的否定机制，倒不如说是有关性话语、专门知识、快感和权力的一张精妙网络的运作，整个光辉灿烂的性的陈列反映在话语的极大数量、权力的顽固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