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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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这个问题。尽管这种做法在许多场合无疑是有用的，但它并未对权力关系作充分的分析。这种做法使用了类似于分析哲学家在分析词的意义时所使用的论证，把权力当作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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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人—知识—权力的产物　１８２

是具有共同的确定特征的种种关系的一个专名。

“什么是权力？”这个问题类似于“什么是法律？”

“什么是性欲？”

“什么是意义？”等人们乐于和习惯于提出的问题，虽易于提出，但难于解答，甚至不可能回答。

因此，对福柯来说，人们首先应该设定并加以回答的问题是“权力如何实施？”而不是“何谓权力？”。

“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专门领域中的权力如何实施？”

这一问题指导着《监督与惩罚》和《知识意志》的权力分析。对“何谓权力？”以及“权力为何被实施？”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总是要依据权力实施的专门形式，即权力依何方法而被实施，即他的焦点集中在权力关系中所展布的技巧。对权力关系来说，在它们的实施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福柯曾经指出，从１９７０年或１９７１到１９７６年１月这段时间里，他主要致力于研究的并不是权力的什么，而是权力的如何，即他设法把权力机制与两个参照点、两个界限联系起来：一是参照提供了权力的形式界限的权利规则；二是参照由该权力产生并传递的真理效果，真理效果又反过来重新生产该权力。于是，权力、权利和真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SN。首先，权力是一种关系。实体和本质含义上的权力并不存在UE。传统权力观不能解释相当数量的、对福柯来说属于权力关系领域的种种现象。为此，福柯所说的权力，不是指保证一个特定国家公民的服从的一组机构和机制。也不是指与暴力相对比而具有法规形式的一种征服方式。最后，也不指一个要素或集团对另一个要素或集团实施的普遍统治体系，这个体系的效果通过连续的衍生而渗透于整个社会机体U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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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权力意味着关系，一组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等级的、协调的关系UG。甚至更精确地说，权力意味着由个体实施并影响个体的关系整体，这些关系指导个体的行为并构建其可能的结局。这一界定类似于《知识考古学》的某些定义。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客体的构成”

、“陈述”和“话语实践”既不是事物和结构，也不是个体心理的属性，而是功能或关系。为了使自己的权力分析摆脱传统图式（法律的或自由的图式、马克思主义分析、压抑假说）

，福柯反复指出：权力关系是开放的文本，权力关系的执行来自无数地方，而不是局限于特殊领域。因此，适当讲来，权力分析的焦点，并不是权力，而是权力关系。

在《知识意志》中，福柯认为，依据权力而对与性相关的某种知识进行分析，决不能假定君权、法律形式或者统治的全面统一性是一开始就给定的；相反，它们只是权力的最后形式。

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确实地理解成多重的力量关系，这些关系是它们借以在其中起作用并构成它们自己的组织的那个领域所固有的。其次，权力是通过连续不停的斗争和对抗而转化、强化或逆转的过程。再次，权力是这些力量关系相互之间的依托，并因此构成了一个链条或体系，或者相反，权力是使它们彼此孤立的分裂和矛盾。最后，权力是力量关系借以实施的策略；其一般设计或机构具体体现在国家机器、法律条文和各种社会统治权中。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有特权能把万物巩固在它战无不胜的统一性之下，而是因为它不断地产生出来，产生于每一点，或确切地说，产生于点与点之间的每个关系。

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包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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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由于它来自四面八方。就其是永恒的、反复的、惰性的和自我生产而言，权力简直就是在所有运动中产生的综合结果，是由它们所支撑的并反过来设法抑制它们的运动的相互联系的事物。福柯肯定地说，我们需要一位唯名论者：“权力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种确定地赋予给我们的力量；权力是人们为特殊社会中的复杂策略境遇所取的名字。”

U　H据前面分析，福柯认为，分析权力关系的恰当图式既不是法律体系，又不是主人—奴隶辩证法，而是战争。在《知识意志》中，他问道：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政治是通过其他方式来继续的战争？

U　I根据战争图式，权力是战争，是通过别种方式而得以继续的战争。这一图式显然逆转了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著名的断言“战争是通过其他方式而得以继续的政治”。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７日的讲演中，福柯指出，这一逆转具有这样三重意义。首先，它蕴含着：西方社会中运行的权力关系基本上依赖于在一个确定的和重要的历史年代、在战争中并由战争确立起来的力量关系。而且，如果政治权力真的结束了战争，如果政治权力在市民社会中设置了和平的统治，那么这决不蕴含着政治权力中止了战争的作用，或者压制了在最后决战中得以揭示的力量平衡。政治权力的作用永远是通过无言的战争形式去复制力量关系，在社会机构、经济不平等、语言、我们每个人的肉体本身中去复制力量关系。其次，它表明：政治斗争、同权力作战、为权力而战、力量关系的变动、某种倾向的赞成、增援等在“国内和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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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一切，即政治制度中的这些现象，都应被阐释为战争的继续。这就是说，它们应被理解为战争的一个插曲和派系斗争。即使当我们撰写和平及其机构的历史时，这种历史也总是我们所撰写的战争的历史。最后，它意味着最终结局只能是：最后的诉诸武力将决定战争的结果，即力量竞争的结果。政治战斗随着这一最后战斗的停止而停止。只有这种最终战斗才能永远结束作为继续战争的权力实施。

U　J战争范畴注意到了全局政治目标、策略目的、这些目标与目的之间的关联、对手所使用的策略以及力量的平衡。战争图式强调了权力关系的异质性，这是福柯权力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仿效战争来分析权力关系，这种做法并不新颖。列宁、毛泽东、葛兰西等人的政治理论都使用过战争的比喻。在一次会谈中，福柯间接提到了广为流传的战争和战争观念，并抱怨那些使用这些观念的人很少注意到一个战争境遇，很少详细描述军队双方的策略，并分析实际的结果：“我们惊奇地发现人们如何轻而易举地和自明地谈论战争般的权力关系或阶级斗争，而没有弄清楚是否意味着某种战争，如果是这样意味，那又是何种战争形式。”

U　K　　　　福柯的抱怨是对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因为他们并没有忽视这种战争境遇。福柯又指责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狭隘性，因为它认为最终只存在一个战斗，即夺取国家权力的战斗。与此不同，福柯认为战争场所极其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参与斗争的双方及其各自的目标多种多样。福柯承认，尽管“阶级斗争”这个观念是一个说明权力实施的糟糕框架，但它有利于人们理解某些宏大的权力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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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经仔细审查便可发现，战争图式并不符合福柯自己的权力分析的某些重要方面。由于战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敌人，因而加强了否定的权力观，这就有悖于福柯所强调的权力关系的特征：生物权力关注着全人类和个人的幸福，并增进个人的能力。

在１９７６年的第一次讲演中，福柯已认为如果不想最终抛弃压抑和战争这两个观念，我们就必须对它们作认真的修改。然而，退一步讲，即使抛弃了这个战争图式，也并不要求人们也抛弃策略观念。实际上，只有当策略观念脱离战争境遇时，它才能获得多面性和多样性。

权力不是人们获取、把握或分享和让渡的某物，而是一种关系。

其次，权力只存在于其实施。

权力并不是一个神秘实体，而是“行动”中的某物。权力的实施并不来自上面，在权力关系的底部并不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那个充当一般模型的二元的和无所不包的对立。在社会机体内部，自上而下，从高到低，并非每个层面都存在这种二元对立UL。相反，权力关系是广为散布的，权力在无数地方得到实施，在不平等关系和运动的相互作用中实施。权力为每个人所实施，每个人都发挥了相对自主的作用，即使那些通常视为“无力之人”也拥有偏向、部分屈从、抵抗和部分行动等手段。总之，权力是被实施的，而不是被拥有的；权力并不是统治阶级获得或保存的“特权”

，而是其策略地位的全局效果。

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４日的讲演中，福柯也指出，不能把权力当成一个个体对其他个体或一个集团或阶级对其他集团或阶级的统一统治，权力并没有区分开那些专门拥有并保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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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与那些并不拥有且从属于它的人。我们必须把权力看作流通的某物，或只以链条的形式而起作用的某物。权力从不定位于某个地方，从未落在任何人手里，从未是一件被人占有的商品或一笔财富。权力是被使用的，并通过网状的组织而得以实施。个体不仅在网中流通，而且同时还总是经历和实施这一权力。不能把个体当成权力开始强加在其上并对其进行冲击进而征服或摧毁的一种基本原子，一种多重的惰性素材。

实际上，某些肉体、话语、欲望开始被构成为个体，这早已是权力的主要结果之一。个体并非权力的对手，而是权力的主要结果，是权力连接的因素。由权力构建的个体同时又是权力的工具UM。主体为权力所构成，福柯的这一论点受惠于尼采的思想，即只有通过威胁和暴力才能灌输行为的内在化的道德控制。同尼采一样，福柯分析了公开的暴力和野蛮到内在道德自律的过渡。

福柯认为圆形监狱创造了对自己的屈从负责的主体。福柯的圆形监狱观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许多小的主体都屈从于绝对主体。同样，福柯认为，许多单独的个别的犯人都受到狱吏的监视。阿尔都塞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作出了区分，认为在历史上，意识形态先于科学，当认识论决裂发生时，它就产生了，于是人道主义具有意识形态特征。

虽然同阿尔都塞一样，福柯也反人道主义，但福柯拒斥意识形态概念，因为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观都认为观念源于主体。但福柯想要研究的并非是人，而是人文科学的机制。更为重要的是，福柯反对作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基础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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