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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哲学初步-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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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这些范畴,或探讨宇宙本原及其过程和规律,或探讨事物的对立与同一关系,或探讨本质和现象、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这些,都是从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中抽象出来,并加以理论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是古代中国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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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是理论思维水平的标志。 这些范畴的有机联系,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便构成不同的哲学体系。如先秦以“道”为核心的老子哲学体系,汉代董仲舒以“天”为核心的天人感应哲学体系等。 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着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关系的论争,表现了中国古代认识运动的辩证进展。 比如,先秦时期的天人之争,魏晋时期的本末有无之辩,宋明时期的理气之论,等等。 这些,都是思想家们用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认识世界、说明世界的具体表现,是哲学思维的集中反映。 可见,中国不是没有哲学,而是有名副其实的哲学。其次,从中国文明发展的实际来看。 中国社会是在未清算氏族制的情况下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的,社会发展走的是一条“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维新道路。 因此,反映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便是家族和国家同构,家国一体;反映在人际关系上,是强调以宗族为核心的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求得整体的和谐;反映在伦理观念上,是“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①,等等。 这些,的确反映出中国哲学以至中国文化的伦理政治色彩。 但是,这并不排除中国哲学的客观存在。 相反,正是在对伦理政治的阐发中,中国古代思想家建立了独特的哲学范畴和体系。我们知道,哲学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用概念、范畴和原理解释世界。马克思说:“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

    ①《尚书。 伊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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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

    ①中国古代原始的阴阳五行学说,便是先民们以理论思维形式解释世界的结果。殷周之际的《易经》,试图用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符号(“—”

    和“--”)来代表不同性质的事物,通过它们的排列组合,构成各种卦象,借以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这就是以理论思维方式来掌握世界。 由卦象的展开,出现了否与泰,损与益,乾与坤等一系列对立范畴。 因此,虽然《易经》没有阴阳二字,但从实际内容看,它已含有原始阴阳学说的思想因素,是哲学思维的开始。原始的五行说,在《尚书。 洪范》中已有较完整记载。五行是水、火、木、金、土,它们分别具有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的功能,有咸、苦、酸、辛、甘的特性。 尽管学术界对于“五行”是否五种物质元素存在着分歧,但我们应该看到,五行已经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将万物抽象、归纳为五个范畴或类概念,借以说明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从而揭示并把握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之网。 这正是哲学思维的开始。 至于西周末年伯阳父用阴阳学说解释地震,史伯用五行说论和同,则更是理论思维的进步。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中庸”为思维方式的哲学体系;道家老子建立了以“道”为核心、从否定中求肯定的富于思辨色彩的哲学体系,则更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大进步。 此后,战国末期荀子对天人相

    ①《马克思恩格斯集》第2卷,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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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的论证,汉代董仲舒对天人感应的鼓吹,宋代朱熹对理气关系的标榜,无不围绕着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行,并且建立了独特的系统的哲学体系。 怎样评价他们,人们固然可以见仁见智,但他们有着反映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哲学特质,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再次,从与西方的比较来看。 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创始人泰勒斯认为万物的始基是水,他的门徒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是气,爱菲斯学派的主要代表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始基是火,毕达哥拉斯学派则认为是数。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万物由火、气、水、土“四根”的不同结合而形成,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 人们一般认为,这些都是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的探讨,是用理论思维把握世界、说明世界的范例。 我们承认这种评价是正确的。 那么,用同一尺度来考察大致同一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不难发现二者对世界的思考有许多相同之处。 上面提到的原始阴阳五行说自不必说,《易经》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①的命题,认为阴阳两种不同性质因素的共存、相推、相荡,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原因和必然规律,这已是从动态来说明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源。《管子。 内业》等篇则提出了“精气”范畴,把精气看作万物本原。 其中的《内业》篇说:“凡物之精,(此)

    〔比〕则为生。 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

    ①《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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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圣人;是故(民)

    〔名〕气。“

    “气,道〔通〕乃生,生乃思,思乃知”。

    这是认为有了气的运行,才有人的生命以及思想,即从发展观和认识论的角度,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了回答。《老子》则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①。 道是万物的本原。 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用特定的范畴和原理说明世界的本质,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例子。 与古希腊哲学家相比,思考的本质内容是相同的,只是所用的范畴不同而已。 因此,我们说,哲学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中国也早已有之。最后,从认定中国无哲学的人的论据和论证方法,以及国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来看,认定中国没有哲学的人,其主要论据是:中国只有伦理和政治,缺少思辨,没有西方哲学家那样严密的范畴和体系。 其论证方法,主要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来界定中国哲学,用西方哲学家建立体系的方法来衡量中国哲学家。 尤其不妥的是,用西方近代以至现代西方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萨特、海德格尔等人,作为衡量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标准。诚然,中国哲学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但在这层色彩包裹之下,它仍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范畴和体系。 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之争、体用之别、理气之辨,无不通过范畴的推演来阐释自己的哲学见解。 至于说中国哲学家缺少严密体系,或者说中国哲学的表述不集中,倒是可

    ①《老子。 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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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讨论的。 整个中国哲学,从传播的角度,从其物质载体来看,它分布于浩繁的经、史、子、集之中。 四部分类法中的任何一部,既不可能囊括整个中国哲学,也不会不包含有中国哲学。 如按时下讲究的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观察问题,事物具有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容和特点之类的观点来看,与其说中国哲学不严密,不集中,不如说中国哲学具有分布的广泛性和内容的融摄性的特点。 因此,关于中国无哲学的论据是靠不住的。至于将不同时代,不同特质的东西混为一谈,用近现代西方哲学来范围中国古代哲学,显然是不具可比性的,因而这种论证方法是不科学的。 实际上,如果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没有差异,那么,它就失去了哲学的民族性,就不成其为中国哲学,从而也就会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从国外对中国思想的研究状况来看,也都肯定中国有自己独特而深邃的哲学。 著名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指出,近年美国一些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等校,开始讲授儒家的课程。人们对中国的思想,过去是从宗教的角度看,而今是从哲学的。。 。 。角度看,“过去外国人看儒家、道家,都认为是宗教,近来则。。 。当成哲学来看”

    ①。。 。 。 。 。  。 既然西方人都承认中国有哲学,将孔孟老庄看作哲学家,我们有些人为什么要妄自菲薄,自我贬损自己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呢!

    综上可见,中国不是没有哲学,而是有哲学,有地地道道的体现民族理论思维特质的中国哲学。

    ①陈荣捷:《新儒家研究的时代趋势》,见《福建论坛》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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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哲学有哪些主要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的总体特征,应该是能代表炎黄族类精神生活的、贯穿古代社会始终、表现于大多数哲学家思想、区别于别的族类的哲学特质。 其中,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最主要的。 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如下特点:第一,着眼伦理本位。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跨入文明的门槛时,保留了氏族制的残余。 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发展了宗法制。宗法制在西周已经完备,成为社会结构的稳定因素之一,影响了此后整个的中国古代社会。 生长于宗法氛围中的中国哲学,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并着眼于解决宗法伦理问题。 历代哲学家谈天说地论人,始终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无论是汉代董仲舒讲天有善善恶恶之心,“天生五谷以养人”

    ,还是宋代程朱讲“天命之性”

    、“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辩,都是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 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教,北宋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更是渗透了伦理精神。 以“三纲”

    (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

    “八目”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完全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 道家希望不为境累,不为物役,绝圣弃智,洁身自好,实际上是以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对实现个体价值的向往。 佛家宣扬万法皆空,了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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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慈悲为本,普渡众生,以劝善惩恶为旗帜,仍不脱尘世间伦理的框架。 法家高唱“人皆用计算之心以相待”

    ①,被人评为“非道德主义”。而实际上,“醇儒”董仲舒发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却源于大法家韩非。“三纲”与“五常”

    (仁、义、礼、智、信)相配,成为封建社会伦理的核心。可见,法家思想也颇具伦理色彩,且与儒家伦理是相补相融的。 上述诸种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相互影响、渗透、交融,最终凝聚为中国哲学鲜明的伦理特色。第二,倾心现实政治。 中国哲学家热衷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各家各派都“务为治”

    ②儒家对“克己复礼”的提倡和实践,便是以政治理想制约个人的欲念。 孔子的学生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③孔子推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④的境界,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 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鼓吹天人感应,是为了封建统治“传之罔极”

    ⑤。 宋代理学家大讲“理一分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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