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初步-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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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响和改变人前定的命运,那么人们只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了。 就此而言,他比儒家“尽人事以待天命”的说法更为落后。 特别地,当他把这种自然命定论贯彻到底以至确认观星气察骨相的合理性时,就完全流于一种粗俗的迷信了。后来的所谓“星相学”
、“骨相法”
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王充这里找到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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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汉代经学讲宇宙生成,从万物的最初来源考察万物的现状与变化。入魏,经学衰竭,玄学昌兴。玄学讲本末体用,借揭示万物的本体给出万物存在的依据。玄学的主要开创者王弼(公元226—249年)
,字辅嗣。 他以24岁的短促生命,写下《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微指略例》、《论语释疑》等著作,阐发了他的“贵无”的本体论,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但是,沿着王弼开辟的思辨之路往下走,玄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却由“无”返“有”
,成就了“贵有”的本体论。这位人物叫郭象(公元252—312年)
,字子玄。 他借《庄子注》阐明他的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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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发生与发展
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思潮、新学风,它既是出自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是当时学术思想和社会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学术流派来看,玄学是道家,特别是老庄一派的变种,同时又是与儒家传统思想密切结合的一种学术思潮。从所谓“玄学”的本义来说,“玄”就是“幽远”之意,也就是“精深微妙”的意思。 《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句,王弼注云:“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
“玄学”家也认为“玄”即幽冥无有之意,故“玄学”主要是“贵无”
,以“无”为宇宙本体。 又《老子》“涤除玄览”。高亨、池曦朝认为“览”当读为“鉴”
,与“鑑”同,即镜子,“玄鉴”指心的光明,是形而上的玄妙的镜子。 这是正确的。 所以王弼曰:“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
则终与玄同也。“这实际上是说:人们要把内心的私欲涤除,保持着本来明澈如镜的状态,才能以之直照万物,得到真知,这是轻耳目之感、重心灵之觉的唯心主义认识方法。 也就是所谓去粗迹、探真际,略于具体物象而深研抽象原理的玄学认识论。同时,玄学又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简言之,道家言”无“
,故尚自然而反对名教,儒家崇“有”
,故讲仁义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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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而玄学则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这是以老庄尚自然为本,而又调和儒道的一种思想体系,故王弼注《老子》“朴散则为器”句时,便从“道”散而为“器”这一道家的命题,引伸出圣人据“散”则为之立官长,百姓因官长之教而移风易俗这一“名教”不可埋没的理论来。 此即玄学家所谓“名教出于自然”。老子思想经王弼此一解释,构成了调和儒道,而又以道为本的玄学基础。玄学本于道家又与儒家调和的事实,我们还可从当时玄学创始人的著作中得到证实。 如何晏既著《道德论》,又以道家的观点注儒家《论语》。王弼既注《老子》、写《老子指略》,又以道家的观点注儒家的《周易》,撰《周易略例》、《论语释疑》。阮籍既著《达庄论》,又以道家的观点著《通易论》。当时的玄学家们把王弼注的《老子》及《周易》,与向秀、郭象注的《庄子》并称为“三玄”——三本最重要的玄学著作。可见,“玄学”实质上是以道家老庄所主的虚无为本,而又不完全否定儒家的名教。 是以道解儒,援儒入道的一种思想体系。玄学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首先,玄学是汉代儒家经学衰落的必然结果。汉代学术,自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今古文经学,一向居于统治地位。 但由于它神学化渐趋严重,且与谶纬迷信合流,加以家法森严,解说烦琐,渐为人们所厌倦。 及至东汉末年,政治局势动荡,豪族势力大受打击,汉统治终于垮台。 于是旧日以经学取士的利禄之途已失,儒家经学的势力明显衰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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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魏武帝曹操起自寒门,故选拔人才不用旧日的察举标准,汉的明经取士制度被“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明令所代替,又进而打击了旧日的士族豪门。 后来曹丕立“九品官人法”
,虽又重视门阀,但与汉代也有所不同,他们也已不那么重视儒经了。 由于这种形势,所以魏晋的学者一方面极力寻求对“道德”的新解释,另一方面,面对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极欲破去烦琐、迷信的今、古文经学,于是出现清新简要、直探义理的谈经风气。 在崇尚自然的思想倾向下,老、庄固受推重,儒家经典也被注上了易简、自然的新义,这是玄学形成的原因之一。第二,由于汉代察举制度的腐化,导致清议之风及“形名”之学的兴起。 汉代推行在乡间观察人才,荐举任官的察举之制,这种制度本与“形名”之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所谓“形名”
就是根据形相和名称来衡量和辨察事物,这是它的本义;后来法家发展为任官分职、循名责实的政治考核方法。这就是说,要知人善任,量德才而授官爵。汉代的察举制度,虽不是法家路线,但考其精神,也是相关的。 而这一思想,从源流上说,实则出自儒家的正名思想。 《论语。 为政》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又记孔子说:“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见儒家早就提出通过辨貌、察言、审行的方法来理解个人的德才。 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贯穿着由现象深入把握本质的认识方法,原是好的方法。 然而由于东汉后政治日趋腐化,察举之权操于豪族、外戚及宦官等手中,这些人任意臧否人物,以扶植私党,遂至选举滥渎,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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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上升。 于是在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太学生”中,引起了一股利用风谣清议来批评朝政、品藻人物的风气。 汉末以至魏晋群雄割据,无论是代表寒门的庶族曹氏或代表豪族的司马氏等,他们都要争取人才以帮助自己扩充势力,又都要识鉴人物,以为己用,故承此余风提倡去粗迹、探真际以识鉴人物,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主流,于是清谈、品藻人物之风更盛。 如魏初刘邵的《人物志》,就是汉末品题清议、流风扇酿的结果。 它对于人物识鉴,发表了不少深刻的理论,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从“儒”到“名”
,从“名”到“道”
,又从“道”发展到“玄学”的痕迹。 可以说刘邵及其《人物志》是玄学发生的一个先驱者。 这是玄学发展的原因之二。第三,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提出“得意忘言”之说,实直接开创了玄学的先声。汤用彤先生曾深刻地指出:“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 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 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 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
而抽象之本体是不可以言传只可以意会的,故“王弼首倡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
①由此言之,玄学之直接形成是由王弼开始,而玄风之扇,则是儒家经学烦琐训诂。 而对王弼所谓“得意忘言”所扇起的玄风,按魏晋玄学言意之辨有两说,即言不尽意与言能尽意。 而王弼主张的应是后者,王弼说:
①《魏晋玄学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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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
①,这是说言可以明象,象可以明意,即言是可以尽意的。 而他所谓的“忘言忘象”
,不是说不要通过言、象来明意,而是说当意既尽明,则要把言象忘掉而已。 他举例说,在《易》中以马象“乾”
,是要说明“乾”
卦为“健”之意;同样,以牛象“坤”
,是要说明“坤”卦为“顺”之意。 王弼认为人们既尽得“乾”健、“坤”顺之意,就要把马和牛的象忘掉,不能死扣在所象之卦中,把马与“乾”
、牛与“坤”等同起来,说“乾”仅以马为象,“坤”仅以牛为象。 因为事实上“大壮。 九三”有“乾”
,却以羚羊为象;“坤”卦无“乾”
,而卦辞却以马说之;“遁”卦无“坤”
,“六二”亦称牛;“明夷”无乾,“六二”亦称马。 因为象之示意,只是各取一端,各卦不同,不能执一而论的。 王弼指出,象数家把象执着而不忘,与卦意死扣,那么必定弄得“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②。 王弼以此主张来纠象数学之失,是正确的。 也正是由于玄学家们把这种新方法推之以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于是建立了有系统的去粗迹、探真际的玄学。“言不尽意”之说,其实不是发自王弼,而是出于与王弼同时而略早的荀粲。 荀粲云:“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 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
③
①《周易略例。 明象》②《周易略例。 明象》③《三国志。 魏志。 荀彧传》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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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寻荀粲之言,也不是说言、象不能达意,而只是说言、象不能尽象外之意。 荀粲此说似更接近《老子》“玄鉴”之旨。而管辂则较荀粲说得更彻底。 他认为,圣人之意是难以言论的。“易”所谓“言不尽意”者,是说圣人之微言大意不是文字所可表达,必须由“性”与之相通。 故管氏在答邓飏问“易”时说:“夫善易者不论易也”。
①依管氏之说,“言”
“象”皆是无定意的,因人“性”之所通感而见仁见智而已。这义接近于庄子的呼我为牛则牛,呼我为马则马之论了。 显然,管辂之论“言”与“意”的关系,是站在更为玄学化的立场上说的。 荀粲、管辂、王弼对“言不尽意”的解说各有差别,但都属内部的论争。同时,言意之辨与识鉴人物有着密切关系,因为对人物的识鉴,要通过言貌行止来进行,但这是不容易做得好的。而识鉴人物,知人善任又为当时政治斗争所急需。 因此,言意之辨遂成为当时争论的中心,并从此而引起各种玄学问题的探讨。 这是玄学发展的原因之三。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它的重要地位。第一,玄学是上承汉学下启理学的一个具有关键性的环节。 它批判了汉代的天神观念,否定了名教出于天神的神学观念,批判了董仲舒以来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它提倡崇尚自然的贵无思想,认为道法自然,名教出于自然,这虽然也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但它把人们的思想从粗糙的天神观念中解脱出来,建
①《艺文类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