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五大问题-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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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家的组织代替私人制度。第三阶段,乞援于国家的阶段,因大众的需求和资本家的卸职而临到了。
在此种历程之初,在孟德斯鸠甚至巴尔扎克的时代,大家所处的社会还是有机体的有生命的。
无数的细胞、农村、小铺子、小工厂,互易有无,互相生养,构成了这个社会层次分明的经纬。
某几个集团担任了较为错杂的事业,如保险、教育、慈善等。这一切又构成了国家,国家无异一个有生命的躯体的头脑。但头脑不能统治细胞在肉体内发生的内部化学作用,故国家亦不懂事业的内部化学作用;在社会诸原素间,在此社会与异国的人民间,国家只是联络一切的媒介。
在此历程之末,大部分的社会细胞解体了,窒息了,向头脑与神经系统要求代行职务。在法国,病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农业社会,手工艺社会,商业社会,依旧生存着;然而试把国家在一九三四年所负的责任与一八三四年的作一比较,便知在我国亦如他处一样,政府这机器变得十二分繁复了,凡是从前遇到艰难时代由独立组织承当的工作,现在都压在政府肩上。它能不能胜任呢?
①故瑞典火柴大王以破产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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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大问题97
二
一切团体行动必需有一个领袖。不论是为战败一个敌人或为铺设一条路轨,人类本能都昭示出应当服从一个人的命令。
但一个不知规律的领袖,对于一切个人的幸福与安全,都是一种危险。因此,威权与自由两种似乎矛盾的需要,便发生了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的争执。民众随着情势之变迁,依违于两者之间。他们需要完成什么艰难的事业时,便倾向于威权;一俟事业告成,又换了自由的口号。
这种转变的例子很多,封建制度与君主集权都是从封建以前的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虽然也有苛求,它究竟被人民接受了,因为在那时代,它代表民众的救星。一俟社会秩序回复之时,要求更大的正谊的欲念,又使人类向法律向君王向议会请求保障了。封建制度并非以强力勒令愤懑的民众遵守的制度。在未被憎恨之前,它亦受人祝祷过来。愤懑是从成功中产生的。
故在十八世纪时,专制政体最初获得信任,继而被怀疑,终于酿成革命。法律是为生人制订的;它和人类同时演化,同时生长,同时死灭。
一个国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动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态度,改换失时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机能等,熔冶得愈完满,其生命也愈持久。
如英国那样孕育、转变的君主立宪,在一八六○年左右,确能适合上述的三重理想。
它尊重法律,同时亦顾及个人的幸福。那时,它很稳定,因为在民众愤懑时,它具有保护安全的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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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如在经济上一样,一种健全的机构应当有自然的反应。如十九世纪时限制选举与议会制的君主制度中,财政的活塞似乎是切实有效的。选民是纳税人。纳税人自己监督着岁出,遇岁出过巨便立予制止。
但那种制度究竟不完全,因为没有大众的代表。这些大众,在那时唯有借了暴动与叛乱来作宣泄愤懑的活塞。于是,在法国是一场革命,在英国是一种妥协,把普选制确定了。这种制度,在很久的时期内使一切公民幻想着真的获有参政权了。以普选选出的议会不啻一个“常设的反叛机关”
;代表着国家真实的力量,有拳有枪,使大众不必再在街上揎拳攘臂,亲自出马了。
在相当时间内,这种机构运用得很顺利;以后,有如永远不能避免的那样,种种冲突使它越出了常轨。这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一、机械的发明,不独改变了经济制度,且把国家警卫力的性质也变易了。维持秩序的方法,集团的力量,与科学发见,人类信念同时改变了,以至制度的优劣,须视变化无定的媒介物而定。在浑身盔甲的骑士显得不可伤害,坚固的城堡显得不可侵犯的时候,唯有封建制度能够维持秩序。射击火器与炮弹的发明,使君主专制代替了诸侯分霸,以后更由大众来推翻君主政体。威尔斯(Wels)
①在今日预言,种种新式武器、飞机、铁甲车等,使一般优秀的技术家具有制服大众的能力,将来可以重新形成骑士制。更加上广播思想的方法(电影,无线电)
,能使一个党魁或政府领袖在公共集
①现代英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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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外向群众宣达意旨,几乎如在古代共和邦中一样的容易。
二、普选与国家膨胀混合起来,产生了财政上的愚民政治。
今日监督国家支出的,已不是以议员为代表的纳税人,而是享受利益的人了。
“无代表,不纳税”
,曾经是英国德谟克拉西的第一句口号,亦是使议会制普遍化的公式。我们则无代表的纳税人与不纳税的代表兼而有之了,因为缴付最重的赋税的是少数人,大多数的选民是不纳直接税的。于是最安全的活塞之一给闭塞了。
在选举能够直接确定纳税问题时,纳税人的自然反应是有效的。故一个小县,一个小社会里的行政,往往管理得很好。一朝由一种陌生的,遥远的政权来分配恤金与俸给时,街上的平民便看不到纳税与权益之间有何关连了。国家预算与收入,尽量膨胀,超过了一切合理的界限。国家把借以为生的社会吞噬了。纳税人失去了天然的政治自卫力,不是反抗便是逃避。
三、腐化是与人类天性同等古老的一种罪恶,但在自由经济中,便不容易侵入组成真实社会的小组织。各人主持着自己的事业,利益与道德是融和一致的。
定购机器的实业家,采办货物的商人,在他们自己的买卖中是不取佣金的。
反之,国家或大公司的定货或补助金,若其支配权落在一般不负责任的领袖手里时,腐败的弊病即不能免,因为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受着委托的公众利益是分得很清的。最诚实的人能抵御物质的诱惑,但法律是不应当为诚实的人订立的啊。再若舆论这活塞能自由发挥功能,危险也就小得多,但舆论正是那些以欺妄获利的人造成的。民众很少批评精神,故少数活动分子,不必如何操心,即很易操纵他们。富人们,受着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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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威胁时,便把他们的天然武器、金钱来自卫。现代的玛希阿凡(Machiavel)
①教这些富翁在利益之上蒙上一副“善人德性”的面具。如柏拉图所描写过的一般,民主政治自然而然演化成金钱政治。
四、政权的混乱把鉴别力,生活力,监督力的最后原素也消灭了。以理论言,在一个议会制的政府中,人民选择代表;代表选择执行政权的领袖,即那些统治国家的阁员,而舆论更以所选出的两院来间接监督阁员。但事实上,代表们由于一种无可克制的习惯,很快成为麻木不仁的职业者,他们以各种要求来代替他们的监督,阁员们,受着干求的压迫,又被议会和许多常设委员会②弄得疲于奔命,唯有努力延长自己的局面,而非治理国事了。
于是,当社会解体,国家被召去承继如是棘手的事业时,它亦没有威权,没有适应时势的反动力,没有连续一贯的计划。
三
别国的集权主义的成功,此时使关于我们的制度的批评,显得更苛刻更危险。特殊事故之能转变一般思想,历史上已有明证。君主立宪的英国的胜利,在十八世纪初叶使多少倾向君主专制的思想都为之转变。“不列颠海军与玛鲍罗葛
①十五世纪意大利翡冷翠邦大政治家。
②他们比阁员更稳定,极有权力,可毫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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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大问题38
(Malborough)
①产生了洛克与其他英国哲学家趋向欧洲大陆的潮流。“
拿破仑的败灭,更增强了欧洲各国倾向英国政体的风气。十九世纪时不列颠工商业称霸世界,一八七○至一八八五年间法国迅速复兴,一九一八年协约国战胜,这些史实又加增了自由议会制的威信。
凡由国际条约产生的新国家,没有一个敢不采两院制。非洲,甚至在亚洲,也似乎被这传染病征服了。
一九二○——一九三○这十年间,协约国无力重建欧洲的均势了,于是威信隳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它的创立者的天才,俄罗斯的革命,创造了全然相反的一种方式。
德国,最先想仿效战胜国的法律,后来终亦拥出一个狄克推多。政治哲学家正在寻找理由来罢黜他们以前崇拜的制度。
要从这些国际的模仿中去找出定律来是很难的。传染病在某些疆界上也会停止蔓延。
在法国大革命时,许多英国人,对于革命的普遍的胜利,有的表示害怕,有的表示期望,事实上,法国大革命并没此种普遍的胜利。但虽然没有表面上的革命,别的民族亦会借用邻国的新制度,因为它适应实际的需要,适应一般风俗的转变。我们可说,大战以后德国史上最重要的事变,莫过于模仿罗马了。
然而,如果思想真会传染的话,它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时,亦能变形。制度成功之后,常使名字与象征具有一种暗示力,而那些名字口号即以渗透作用深入邻国。
“帝国”
、“凯撒”这些名辞,直至二千年后的今日还保有相当的
①十九世纪英国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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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姿态、字汇,被全世界抄袭了去。
但无论哪一个民族,尽管自以为承受了别一个民族的组织,实际上总以自己固有的民族天才把别人的组织改变过了,这天才即是他的历史的机能。法兰西共和国,不论他自己愿或不愿,确是继续着路易十四与拿破仑的“集中”事业(l‘oeuvrecentralisatrice)。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俄国亦不得不承受沙皇时代的官僚传统。在德国,罗马的法西斯主义变成了异教的,狂热的,极端的。字汇的混淆,造成了思想的混淆,令人相信使用相同的名辞即能造成相同的制度。
多少谈论议会制度的人,不论是颂赞或诅咒,似乎都相信这种制度在一切采用它的国家内都是相同的。事实上,从英国输入法国和美国的制度,在三个国家中各有特殊的面目。
不列颠宪法以解散议会权为基础,这便构成了执行政权的人的威力与稳定,又如各大政党对于领袖的忠诚,各个政党领袖共同对于君王的忠诚,亦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在美国,总统成为权力远胜英王几倍的独裁者,但他是选举出来的,而它的议会亦远没有英国下院般的权力。法国的个人主义,则使稳固的政党组织变得不可能,一桩历史上的事故,例如马克。马洪(Mac-Mahon)
①的冒险的举动,使解散国会这武器成为无用。可见即在国家内部,未经任何新法律所改变过的宪法,亦会受着事变的影响而演化。
因此,把民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