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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章

王首道文集-第1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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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叶季壮也作了有关问题的报告。 彭真同志到会并作了“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和财经委员会定的原则,我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财经工作的总方针A东北土地肥沃,工业发达,交通十分便利。 但这些都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该恢复的尚未很好恢复,可开发的尚未开发。 东北人民经过日伪14年的剥削压榨,极度贫困,有些地方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没裤子穿,人民担负能力很弱。 因此,我们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抓紧贸易,发展生产,后方节约,支援前线”。

    “要经过对外贸易以解决军需民用中的紧缺物资,并以贸易积累的资金和换来的物资为本钱,建立财政基础,银行发行工作也应该是投资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过去几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谓财政只是‘抓一把’,以后又靠发票子,今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要搞好贸易,要发展生产。”

    当时,许多单位为了应付眼前的经济困难,盲目地办了很多企业,而且大部分是商业,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因此,我在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 现在我们的公营经济是否太多了呢?现在各省所办的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是必要的。 但如果是在城市里做商业的垄断,那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个说来,私人经济仍应占一定比重,如何发动和组织人民生产,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发展合作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

    2财政本身实行统一的问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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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行财政统一是十分必要的。“统一,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并吞,而是由不统一到统一,由紊乱到有计划。 大统小不统,上统下不统。 银行、铁路、矿山、对外贸易要统一管理。 有些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如小规模的工厂企业、副业、农业,就必须分散经营。 统一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便于调剂。如南满缺粮就要设法给他们调剂粮食;辽西地区负担重,又是边缘区,就应给以一定的支援。 统一也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 当然,下边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能单靠上边调剂。要注意调剂,但不是搞绝对平均,也不可能绝对平均。”

    关于统一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实行统筹分管,财政任务分担。 由东北根据地政府统筹的有粮食,这要占全部经费的25%;被服,占50%。 此外,还有大的经济贷款,野战兵团归我们负责供给。 各省份、各大单位要做到自给。 条件好的省份,要做到伙食费自给,办公杂支自给。 地方建设要由各省自行筹划;以地方税收、省营企业和部分省营贸易的收入做为经费来源。 地方财政的自给要区别各省的不同情况分别做到。3关于金融贸易方面的统一问题A为了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定,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和对内贸易的自由,同时,国家要控制粮食和重要物资。金融问题,首先要稳定东北券,限制地方券并不准再发,原地方券要用东北券和实物回收。 下一步再出新版东北券,以清理假冒问题。当时,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敌伪物资已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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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货币发行已达饱和。 且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群众负担已不能再增,而军费开支则占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 为此,我们在大力抓好恢复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家务。 首先是清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用以举办经济事业,增加财政来源。 记得我初进哈尔滨时,就针对当时物价飞涨和财源枯竭的严重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 如为掌握市场动态,我们管财经的同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研究有关的简报,以便了解情况,采取对策。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搞商业,如当时开办的松花江银行进行了贸易活动,一个月的利润就高达10~20万元。通过各种途径开源节流,增加收入,为恢复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一时期,在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财经工作仍由东北局财政委员会统一领导。1947年4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成立后,政府开始出面管理财经工作。 同年9月,行政委员会开始设置一系列的财经办事机构,正式任命叶季壮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乃德为东北税务局局长,李十中为副局长;史敏为东北粮食总局副局长;张瑞、陈明升为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兴让为东北贸易总局局长,易季湘为第二局长,张化东为副局长;曹菊如为东北银行总经理,王企之为副经理;王首道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为副主任委员兼工矿处处长,邵式平为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1948年7月,各委员会又改组为部,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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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改组为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副部长陈郁、邵式平,后又增吕东。 与此同时,各省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二是整顿并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 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初步改善人民生活,从长期打算建设东北民主根据地。”

    为争取在地方财政自给的基础上实现全区财政的统一和物资统筹调剂,我们坚持对外贸易、金融、银行和大的公营企业、矿山要由政府统一管理。税收也要统一,但当时只能做到关税统一;产业税先以省为单位求得统一。 财经会议决定先做到一物一税,即只上一次税,禁止复税,以保证商品顺利流通。 粮食也要统筹。 如哈尔滨、牡丹江市和南满缺粮,我们要给以调剂。 禁止奸商囤积居奇,允许小商人自由贸易,对出口进行统一管理。 如出口粮食,以大豆为主,占50%以上;小麦、大米等细粮也可以少许出口,但高粱、小米则不准出口,以保证必须的军食民用。财委决定,在经费、特别费上要紧缩开支,各机关厉行节约,并要实行精简。此外,对企业也在大统一小分散的原则下逐步做到分级管理。 关系到整个经济命脉的企业如铁路、矿山、电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管理;有些公营企业则由省管理。 对某些民营企业,如“老巴夺”

    、“双合盛”等大企业,要限制其垄断行为。 对一般中小企业则扶助其自由发展。 农村手工业要大加提倡。实践证明,由于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东北解放区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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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开展外贸和恢复生产

    单靠没收敌伪物资和发行货币,只能应付一时的急需;根本出路还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在当时情况下,恢复与发展生产首要的一环是开展对外贸易。 外贸的主要对象是苏联,这项工作只能由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来抓。当时,东北地区的商品生产已较普遍,不仅城市离不开正常的商品交换,就连农村也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 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要胀死、堵死,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正常生活就难以维持。 国民党占据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后,解放区被分割。 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和必要的器材,尚未恢复正常生产。许多重要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药品、汽油和各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 农民手中的农产品销不出去,需要的东西换不进来。 一袋大米,只能换一盒火柴。 有些地方眼看成熟了的大豆烂在地里不去收割,因为大豆比烧柴还贱,有人竟用大豆做燃料。为此,有的地方政府把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当作“救济问题”向上级提出。 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说一个被迫向我们投降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民主政府搞不来盐,搞不来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必需品是多么重要。 其实这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现代化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要想动员农民生产大批商品粮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和职工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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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业品是行不通的。外贸的经济、政治效益是显著的。 我们通过出口多余的粮食和肉类,换回了紧缺的食盐、布匹、燃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保证了军需,也普遍改善了群众的生活。 许多农民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称颂“共产党真有办法”。通过外贸我们还增加了财政收入,积累了支援工农业生产的资金。开展对外贸易,还有利于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 解放区同蒋管区,政治上虽处于水火不融的境地,但经济上却不能完全摆脱相互之间的影响。 因此,必须重视对蒋管区的经济斗争,开展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贸易工作,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一项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和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手中的粮食,有效地限制了余粮流入敌占大城市,加强了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始终是最带根本性的工作。东北解放区初期的生产安排,仍是实行农业第一的方针。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情绪高。 我们当时的口号是“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号召力的。 它及时打消了某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怕富的顾虑,有利于广大农民群众放心大胆地去发展生产。 东北地区寒冷,冬闲很长,所以要提倡“四季发财”。

    这一口号有利于鼓励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某些工副业和商业性活动。工业生产的恢复要比农业复杂。 就我们财经委来说,农业生产主要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提出正确的号召,具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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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实际上都落在了省以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肩上。 而工业生产则需要我们财经委直接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我们最初是直觉地从战争供给的需要出发来抓起的。 最早是抓运输工具,各单位建立自己的汽车队。很快就是大家抓军事上急需的被服生产和军火生产。有一个时期,各工厂、矿山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军火车间,最多是手榴弹生产和枪械修理。开展对外贸易后需要火车运输,机车要用煤,生活也要用煤,于是大家抓煤矿的恢复和发展。外贸需要黄金做资本,又抓金矿。 电力也是生产、生活急需的,自然又必须抓电力生产。 我们逐步认识到,所有的工矿企业都必须有节奏地恢复和发展。为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当时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发动工人群众。 我们开展了反对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的斗争,并具体解决工人生产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初步保证,因而政治觉悟提高,生产积极性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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