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首道文集-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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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林老,依然记得当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公祭林老的会上所致的悼词,对林老作出的公正评价:林伯渠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
,“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3个历史阶段。 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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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首次见到林老。 以后,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在陕甘宁边区,与林老相处和接触就多了。 随着年岁的增加,他银发苍苍,却充溢着青春浩气,身躯高硕,健步向前,演说谈话声如洪钟,周身有着耗不竭的革命精力。 对我们后辈,他是慈祥恺切的长者,总是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林老写过两句诗:“白首壮心驯大海”
,“秋水襟怀松柏操”。我觉得,这恰可用来表现林老的革命壮志、坦荡胸襟和高贵节操。 时光似水,我们这些当年伴随林老的后辈,如今也已是白首之年了。 但是,林老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依然激励我在革命的路上奋发进取,他那模范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毕生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赤诚忠心,对我们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依然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一、路引平沙履迹新
林老革命的一生,和中国进入20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探求革命的真理,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常和我们回溯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自己的斗争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和追求,使得林老不断进步、彻底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跃进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林老186年生于湖南临澧的一个乡村教书先生家庭。他幼年在私塾念书时,恰逢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从而萌发忧国忧民之情。 在青年时代,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外国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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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者的欺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破产和生计困苦,他不断思索怎样去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1905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摒弃了他曾推崇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思想,坚决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革命伟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回国以后,他奔走于湖南、东北各地,进行秘密宣传,联络会党,策动军运,致力于推翻清朝政府。 辛亥革命爆发了,推翻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林老何等兴奋,以为推倒了皇帝,凭着共和议会制度这副“救时良药”
,“东亚病夫”就会有了生机。 但是,事实破灭了幻想,袁世凯攫胜利果实复又称帝,继而是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连年混战,国计民生每况愈下。 在这战乱之秋,林老依然始终追随孙中山,投身于讨袁和护法运动,只是终究未能挽救民主革命的失败。1917年和1921年,他跟随孙中山两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试图借助南方军阀的武力来重新革命,但是军阀陆荣廷、陈炯明先后叛变,孙中山落难被迫出走。“寒鸦几点迷归依”
,曾任职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林伯渠,沉沉心事凭谁诉:多少志士仁人抛却头颅,洒遍热血,换来的却是一系列挫折和失败,反动势力此伏彼起,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1918年春,林老行军于湘南的郴衡道中,获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非常兴奋,写下“路引平沙履迹新”的欢愉诗句,他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免入歧途”的新希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林老在避难日本时就已结识的好友李大钊帮助下,阅读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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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他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探讨俄国的革命经验和中国的革命前途,并且在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老和他的堂兄林修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一起如饥似渴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始懂得唯物史观,懂得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罪恶之根源,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共产主义是人类美好的未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当前的大敌,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胜利之本。 林老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紧随中国历史的步伐,一起进入了崭新的时期。林老积极支持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反帝反封建为共同目标,国共两党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林老作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林老热情地投身于“唤起民众”和建立革命武装的工作。 他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大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十分重视研究和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当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农民步行来到广州参加农民大会,也十分感动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1924年年底,林老跟随孙中山北上谈判,孙中山逝世前夕他在身边聆受遗训。 廖仲凯遇刺后,林老被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名常委之一,他矢志北伐事业,转入军队工作。 他建议中共中央支持整编北伐第六军,自己亲自任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锐意整顿,建立各项政治工作制度,从上到下共产党员起着骨干作用,使这支原来蒋介石根本瞧不起的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于1927年3月一举攻克南京,威名大振,当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为之感到震慑。 第一次大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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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形势,使林老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坚定了政治信仰。 但当时我党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林老说他自己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还比较肤浅,带有盲目性。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其惨痛教训是,陈独秀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夫。 林老开始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1928年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吴玉章同志被编在“特别班”
(“老头班”)
,一起刻苦攻读俄文,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他对年轻同志说,要深入学马列,武装自己,好为中国革命出力。 他身居苏联,心总向着中国革命,觉得只有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才能学好用好马列主义,探求革命胜利的道路。1932年秋,他秘密返回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次年3月冒着生命危险偷越闽赣边界,虽被敌人的搜山队击伤了手,但终于进入了毛泽东等同志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做秘书工作,林老任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他虽已经鬓须渐白,仍朝气蓬勃,思维敏锐。 他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重,认为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抓住了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这个根本特点,最先倡导农民运动,发动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指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林老当时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看不惯,认为他们挥舞“教条”瞎指挥,并不可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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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同志说:我看这些吃洋面包回来的人,领导革命也不见得真有办法。 他在经济工作中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和斗争。 当时,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封锁,给苏区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如食盐奇缺,被称为“白金”。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却主张,苏区要消灭一切私营经济,断绝对白区的一切贸易。 林老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乎自缚手足,封锁自己。他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既办好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也提倡和奖励私营经济,千方百计开展对白区的贸易,输出钨砂和粮食,输入食盐和布匹,并组织熬制硝盐。 这些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林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实践已经证明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从此,在和党内“左”
、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林老一直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林老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当时他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
、“阳光坦荡已无岐”等诗句,坚信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必定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反对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活动。 他十分用心地钻研毛泽东同志的论著。 当时毛泽东同志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发表之前送林老征求意见,林老总是认真研读,写下札记,并组织其他同志一起学习,吃透精神,在工作中努力贯彻执行。 在延安整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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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期间,林老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努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和清算我党历史上的“左”
、右倾机会主义,指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观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这种反科学的路线,只能引导革命走向失败。 林老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七大,林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自己探求真理的亲身经历,以遵义会议以来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的事实,雄辩地阐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是“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进步的旗帜”
,指出全党同志应当“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积极地向前进步,向前进步”。
林老切身地体会到:中国人民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才获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才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我们应当珍惜和坚持这一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在党的八大,林老在发言中,总结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之必然,驳斥了外国资产阶级政客企图使中国人民相信资产阶级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的谰言。 他又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启示了一个真理:在未有认识马列主义之前,或则有了马列主义而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中国的革命都不能免于失败;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林老还认为,这“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
,搞主观主义,“同样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