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个笑话,你可别哭啊-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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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爆了粗口，“快给老子变回来！”
刘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制，再一展开，变成了一张二十的。
我颓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气无力地说：“妈的，你玩儿吧，臭小子。”
于是我看着他把这张钱变成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最后揉成了一个小纸团，用手掌一压，再一打开，居然变成了一个硬币。接过来一看，还不是人民币，是游戏厅币。
“你小子生了场病，本事可大了，”我叹道，“往零碎了变算什么本事啊？你给我变回一百的来。”
刘五洲低下头，乱糟糟的刘海垂下来，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么变，”他小声说，“还打什么赌啊，叔。”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冬去春来，妻子从广东出差归来，我也很少一个人去吃面了。即便去吃，也不会在那个点儿去；即便在那个点儿去，也没有人陪我聊天了。因为别的服务员干活太慢——相对刘五洲而言——所以总是很忙乱，没什么时间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刘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么赌。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个周六中午，我忘了是因为什么，一个人去吃面。中午吃面，过程极简单：点、吃、结账、走。一般没工夫聊天。没想到过来个小胖子，也是十八九岁，穿着面馆的制服，弯下腰小声说：“叔，您认识刘五洲吧？”
我一横眉毛，刚想骂人，谁是你叔？怎么是个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么老吗？忽又一想，除了刘五洲，其实并没有什么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说刘五洲？”我放下筷子，“变戏法那个？”
“对对！”小胖子使劲点了点头，我真担心他把头甩出去砸着谁，“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么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刘谦，终于上春晚了吗？”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关节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烧烤店门口的大排档，就着两瓶啤酒给我讲刘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这家面馆的服务员，见是见过一万多次，但并没有聊过天。他是刘五洲的同乡——不仅同乡，还同村。这应该不假，因为他是我所见的在店里唯一跟刘五洲聊得比较多的人。他们村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出来到各城市的面馆打工，有出息的当面点师傅，抻面削面，没出息的端盘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干上了。
刘五洲兄弟两人，哥哥叫刘四海。爸爸早死，妈妈把俩儿子带大，还没看见儿媳妇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种地养鸡维持生计，弟弟就出来打工。去年春节，刘五洲回了趟家，关于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刘四海得了一种所谓的怪病：尿多，全身肿，腰疼。好在他们村也不是什么特别闭塞的穷乡僻壤，附近县城里医院还是有的，结果街坊大嫂子带着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里人没有知道的，大夫云山雾罩说了一大堆，除了开好几千块钱的药以外，其他的都没听明白。
刘五洲是在祖国首都见过世面的人，决定带着哥哥去更大的医院看病。过完节，俩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终于把病问明白了。同时，也明白治这个病需要多少钱了。刘五洲扶着哥哥从医院出来，才一出门，咣当一头就栽倒了。
哥哥刘四海急了，说：“你这是怎么了？没钱咱可以卖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可急什么呢？”刘五洲说：“我倒不是急，我这半年老摔，走着走着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刘四海一听：“那可不行，这不是小事，这不还没出医院呢吗？走，回去看看去。”
刘五洲拗不过哥哥，只好去挂了号。这一查可了不得，刘五洲脑袋里长了个瘤子。
中间的事情，村里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后来两人回了村，相对无言。几天之后，街坊大嫂子突然满村跑着叫人，说老刘家打起来了。大伙儿踹门一看，刘四海正举着一口锅，追着刘五洲满院子跑。大伙儿还没来得及劝，只见刘五洲往前扑地便倒，摔了个狗啃泥。这下刘四海也不闹了，赶紧搀扶起来撅砸捶叫，好半天才缓醒过来，消弭了这场祸端。
大伙儿一问，原来哥儿俩本来正在商议把院子卖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连治一个人的病都不够。于是哥儿俩为了治谁不治谁的问题吵了起来。街坊们好一顿劝解，才把两人劝住。当地民风淳朴，大家觉得求生本能驱使之下，这也情有可原，所以谁也没有对刘家哥儿俩有一丝态度上的改变。相反，大队还组织了一次捐款，结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这有什么用？两人哭笑不得，每日里继续争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得出一个结果：抓阄。两人商定，写两张纸条，一张写“生”，一张写“死”。抽着“生”的，卖房子治病；抽着“死”的，合当殒命，不得怨天尤人。两人请村里有名的大了①。写好纸条，扔进一个瓦罐里，突然相视凝噎，接着抱头大哭起来，把罐子扔井里了。
这事儿就这么没人提了。刘五洲说：“不管给谁治病，多一分钱也是好的。”于是他决定回北京继续打工，尽量多挣钱；把哥哥托付给街坊之后，洒泪而别，回到首都北京。一下火车，刘五洲就贼忒忒地打听变戏法、教牌技、出老千的师父，好拜师学艺。（这部分是村里人编的，作者注。）中间过程，外人不知，一起打工的老乡可是眼看着刘五洲的手艺一天天地见长。
刘五洲在店里或宿舍，得闲时总会练上两手。猜豆子，掌心点火，变金鱼、变鸽子、变白兔，刘五洲都练过。但他练得最多的、每天必练的就是隔空抓纸团。说“隔空”不太恰当，应该说是“凭空”。无论有多少个纸团，里面写上什么字，他都能凌空抓出写着“生”字的纸团来。他的手快极了，就在你眼皮底下，能把任何大小合适的东西变没，或变到一丈远处的帽子底下。在宿舍，没有人敢跟他玩儿牌——玩儿过几次，简直没法玩儿，别人手里的牌都是他的，桌面上已经出了的也是他的，只要他想要，什么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刘五洲名曰打工，实际上是出来练就一身绝艺，好回去应对人生最大的一场决战。所有人也都知道，以他的身手，已经没有失手的可能性了。别说抓阄，这时候就是给他一把左轮让他玩俄罗斯轮盘，恐怕都要第六轮才能杀死他了。
“后来呢？”我剥着毛豆，小胖子喝着啤酒。
“后来，他回家了。我是没赶上，是再后来家里人给我讲的，”小胖子喝了一大口酒，对着月亮长出了一口气，“他输了。”
抓阄那天，刘家大门没关，可能是故意开着的。敞开的大门内，像一个固定的长镜头，两人冲着一个褐色的瓦罐，对坐无言。门外的人们小声议论着：“刘五洲会输吗？”“不可能吧！”“怎么不可能？只要刘四海先抓，就有一半的可能赢！”“胡扯，刘五洲能隔着罐子换纸条，说不定两个都是死。”“那要是让他先抓呢？”“那就是两个生呗，傻×。”“别吵，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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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五洲开口道：
“哥，谁先来？”
刘四海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你先来吧，”他说，声音轻得像是哪里接触不良了，“看看你练得怎么样。”
刘五洲面无表情，把手张开，手心向下盖在罐子口上，虚一握拳。
接着，他摊开手掌，纸团已经在手心里了。门外响起一片极复杂的嘈杂的人声。
刘四海长叹一声：“好，好，好。”他一抬手，把罐子扫到地上，“啪”地摔成千百片：“你，厉害。”
说完，他扶着桌子，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大门抬了抬手，转身向堂屋走去，好像一下子老了七十岁。
刘五洲叫住了他。“哥，”他喊道，“我输了。”
刘四海背着手，站在堂屋的门槛上，慢慢回过头。正午的阳光下，刘五洲坐在院子中心的石凳上，手举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一个大字——“死”。
小胖子讲到此处，摇头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大口酒，说：“后来，还没等到卖房子，刘五洲就死了。他那个病来得真快，在井边提水，摇着摇着，往后一倒，就没了。”
我活了几十年（并不老，作者注），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年轻的死亡。虽然不是什么熟人，也不是在我面前死去，但还是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冲击得我连毛豆都不会剥了。我把毛豆往前一推，双手扶膝，摇头喟叹。一边摇头，脑海中一边渐渐现出一个巨大的“死”字，清晰无比。慢慢摇了一会儿头，接受了这个事实以后，脑袋逐渐清醒起来。这并非什么天崩地裂的大事，只是一个不太熟的年轻人病死了。而且在这顿饭之前，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死了。只要抱着听八卦的心态去听这件事，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古有伏羲氏造八卦，今有扶膝氏听八卦——我正在这样开导自己，小胖子又感慨起来：“想不到他练了这么久，在店里、在宿舍里，包括在您面前卖弄那么多回，没有一次失手，就这一次败了。”他边喝边叹，“这就是命吧！”
听完这句话，我就“什么是命”以及“这是不是命”这两个问题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我夹起一筷子豆腐丝嚼了起来。
“小子，你觉得刘五洲是失手了吗？”我边嚼边问。
“是啊，虽然我不会变，但是我也知道，这东西全凭手快。一快起来，难免有个错漏嘛。”小胖子说。
“你啊，”我用筷子指指他，“白活。”
说完，我留下五十块钱，背着手走了。一边走，一边唱《人说山西好风光》，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老得步履蹒跚，老得心里激不起一丝波澜，老得足以让刘五洲那么大的孩子给我起一个“扶膝氏”之类的外号，或是叫我一声“叔”，我也不生气。
被替代的雷震子
有一天，雷震子愁眉苦脸地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揣着袖，低声自言自语。我在那花园里埋了只猫，经常去看看，就是这样认识了雷震子。当时的场面是这样的：我从他面前走过时，他突然大喝一声：“怎么办啊？！”把我吓了一跳。一般来说，我遇见神经病时的反应都是迅速逃走，因为我妈告诉过我，疯子分为文疯子和武疯子。武疯子不但孔武有力，而且思维混乱、判断失常，无法对局面做出正确判断，一旦动起手来，会各种下作招数无所不用，有时还会掏出刀来，纵然我有些家传防身手法也不顶用。
我家这片临近火车站，来自全国各地的武疯子非常之多，品类齐全，是我从小就见惯了的。我低头一看雷震子的样子就知道他是文疯子，而且我知道他是谁，所以我没跑。后来事实证明，我判断错了。这种时候判断错误十分危险，如果他是个武疯子，我想势必要跟他缠斗起来，那将没有我的好果子吃。因为他不但各种下作招数无所不用，且打了我白打。所幸我的误判是另一个方向上的：他根本不是疯子，只是头发太乱了而已。
雷震子在后厨工作，他的工作间有一处排风管漏了，每天呼呼地冲他吹油烟。所以每到下班，他的发型便十分销魂，再加上他生得人高马大，鹰鼻鹞眼，活像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