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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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同样被敞开了。
成吉思汗的攻金战始于1211年，战争一直持续到他去世（1227年）之后——其间只有短暂的停战——由他的继承者结束这次战争（1234年）。长期战争的原因是，尽管蒙古人有灵活的骑兵，在劫掠农村和不设防城镇时非常优秀，但是，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懂攻占由中国工兵们守卫的要塞的艺术。其次，他们在中国作战像是在草原上一样，发动反复的攻击，而每一次都是携带战利品撤退，于是给予金人重又夺回城市和在废墟上重建和修整工事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将领们不得不对某些要塞进行两次或三次以上的反复攻占。最后，蒙古人习惯用屠杀、全面驱逐、或在白旗之下整编入册的方法处置在草原上战败的敌人。然而，在定居国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屠杀很少起作用，总有更多的居民来填补被夷之地。除此以外，金人——古代女真人，他们过定居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一百年前的事——还保留着通古斯人血统的全部活力。因此，蒙古人面临他们不熟悉的围攻战的考验，这一考验因以下事实而加倍严峻，即他们不仅要对付中国工程人员高超的设防技术，而且要对付通古斯武士们的勇猛。无论如何，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除了在战争初期外，成吉思汗本人并未亲自参加这次战争。发动攻金战争（1211—1215年）之后，他就把他的大部分军队撤回去征服突厥斯坦。他走之后，他的部将们可能进行的只不过是一种疲软的战争，这种战争尽管可以消灭金军，但是，却不能结束金国的统治。
然而，必须公正地说，这位蒙古皇帝只要亲临战场，就以他一贯坚韧不拔的精神指挥战斗。〔155〕1211—1212年间的那些战争是集中于有步骤地突破山西北端大同（金朝的西京）边境和河北北部的宣化县（当时的宣德州）和保安。除了设置的堡垒外，这一地区被夷为荒地。尽管者别——成吉思汗的杰出部将之一——于1212年以佯装退却的方式突然攻占了满洲南部的辽阳，但是，成吉思汗本人在山西北部却没有攻下大同。因此，更不用说蒙古人可能希望对金朝廷所在地北京发起相应的围攻。1213年，成吉思汗在最终征服宣化以后，兵分三路进攻。一路由其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统率，入山西中部，抵达并夺取了太原和平阳，《元史》中说，只是为了将战利品运回北方，他们才撤离该城市。成吉思汗在其幼子拖雷的陪伴之下统率中军，中军南进到河北平原，夺取河间、山东的济南。除北京外，只有另外几个设防城市，如河北真定和大名〔156〕，似乎避开了这股山东南部边境涌来的洪水。最后，成吉思汗的弟弟、最优秀的射手哈撒儿和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统率第三路军，他们沿直隶湾，朝永平的门槛和辽西迈进〔157〕。
三路军骑马挺进之后，成吉思汗在北京城前又汇合他的军队，目的至少是要作一次封锁北京的尝试（1214年）。在北京，宫廷政变在金朝宫廷中刚刚引起了骚乱。金帝永济已经于1213年被他们的将军胡沙虎暗杀，胡沙虎拥立永济侄子吾睹补登上王位。遗憾的是，新帝（1213—1223年在位）与永济一样地无力胜任。但是成吉思汗缺乏正规围攻战所必需的兵器。他像以往一样谨慎，接受了吾睹补求和的要求，而不顾他的将领们的焦急。金人赔偿了大量的战争费用——黄金、丝和三千匹马，还有青年男女，其中一位女真公主是献给成吉思汗本人的〔158〕。后来，这位征服者带着他的战利品经张家口又返回蒙古。
蒙古人一走，吾睹补认为北京易受攻击，迁都开封（1214年）。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北京。成吉思汗感到，迁都意味着战争较早地重新开始。他撕毁了休战协定，抢先采取行动。他再一次侵入河北，又包围北京。金国的一支运送粮饷的援军在北京和河间府之间的霸州被击溃，北京守将完颜承晖绝望自杀。蒙军占领北京，屠杀居民、夺民房，最后纵火焚城（1215年）〔159〕。劫掠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很清楚，游牧民完全不懂得大城市所能发生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对于人类地理学研究者们来说，这里最有趣的情况是：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领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实地遵守札撒的那些人中——掠夺是一种无私利的事。以失吉忽秃忽为例，他甚至拒绝接受分给他的一份很小的金朝的财物〔160〕。
正是基于困惑所产生的这种行为使文明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正像史料反映的那样，或者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考虑时，没有表现出是邪恶的人，他们服从札撒，这是一部荣誉和诚实的法典（除开邪恶部分外）。遗憾地是，把他们与在他们之前的古游牧民相比，特别是与10世纪的契丹人，甚至12世纪的女真人相比，他们明显地迟钝。女真人随着小规模的屠杀，至少很快就继承了前王朝，不再摧毁从此以后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残酷（确实，由于服从札撒，他们具有更严格的纪律，由于成吉思汗的个性，他更冷静，更强烈地受到道德尺度的吸引），他们巨大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像在他们之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和回鹘一样，他们更加野蛮，确实是构成了野蛮风尚的总集〔161〕。
成吉思汗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在于一种对比：一方面是领导者的明智、深谋远虑和道义性，领导者将他自己的和他的人民的行为纳入具有健全常识的原则，牢固地建立起正义；另一方面是刚摆脱原始野蛮状的人民的残忍行为，仅仅是企图获得使投降的敌人产生恐惧的那些行为，降民对他们来说是一支其生命没有多少价值的民族，作为游牧民，他们完全不懂定居民族的生活，不懂城市环境、农业耕作，不懂除他们的草原故乡外的任何事情。现代史学家们基本上与拉施特、或者《元史》的编者们一样，当他们面对领导者的智慧（甚至是适度的）与返祖的和部落传统的残忍相结合的这一完美自然结合体时，他们非常惊讶。
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这是幸运的选择，因为耶律楚材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像回鹘大臣塔塔统阿一样，他是辅佐亚洲新君主的最合适的人。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后裔还不能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吸取中国文化。而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中国化突厥…蒙古人——由于他是契丹人，他应属蒙古种人——能够填补这一空白，使成吉思汗及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熟悉定居文明中所实行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的要素。
现在的金国，环绕着它的新都开封，领土只不过是河南省和陕西的一些设防地区。1216年，蒙古将领三木合·巴儿秃〔162〕占领了控制着陕西与河南间的黄河谷地的重镇潼关，使这两个省份被隔断。但是，以后潼关又落入金朝手中。事实是，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成吉思汗因突厥斯坦事务缠身，只是时不时地把注意力放在攻金之战上，金朝趁此机会收复了蒙古军占领地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北京除外，它仍在蒙古人手中。
不过，在成吉思汗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以前，曾把中国之事委托给他最杰出的将领木华黎。木华黎以这支相对说来已疲惫不堪的军队（一半是蒙古正规军，即23000人，和许多当地的辅助军）〔163〕，经过坚韧不拔的战斗和周密的计划，后来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在7年的持续战争（1217—1223年）之后，他再次把金国的领土限制在河南省内〔164〕。1217年，他占大名〔165〕，大名是曾经坚持抵抗成吉思汗本人进攻的河北南部的一个要塞。1218年，他又从金国夺取山西首府太原和平阳。1220年又取山东首府济南。同年，其副将在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夺取彰德。1221年木华黎占领陕西北部的许多城市，其中有保安和鄜州，1222年夺取陕西古都、渭水以南的长安。1223年当他刚从金朝手中夺取山西西南角、黄河弯曲处的河中要镇（今蒲州，它是金朝在一次袭击后重新占领的）时，因精力衰竭而死。他死后，河中要塞又被金收复。在这个人口密集之地，处处是天然堡垒，于是战争退化为没完没了的围攻战。然而，在经历了初期的探索性努力之后，蒙古军中编入了大量的契丹辅助军、女真支持者和中国工兵，由此使他们适应新式战争〔166〕。
第十节 蒙古人征服原喀喇契丹国
当成吉思汗开始征服中国北部时，他的私敌、末代乃蛮王之子屈出律正在使自己成为中亚一个帝国、即喀喇契丹国的君主。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第164页），喀喇契丹国是中国北部的契丹人中的一支，在历史上被称为喀喇契丹或黑契丹的人在伊犁河、楚河、怛逻斯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建立的国家。
我们还看到，他们是一支（或者只是贵族阶层）具有中国文化的蒙古种民族，他们对那些宗教上是伊斯兰教，种族上是突厥人的地区居民实行过统治。喀喇契丹都城在伊塞克湖以西、楚河上游的八拉沙衮，喀喇契丹的统治者取突厥帝号：古儿汗，即“世界之汗”，他们把下列民族列为藩属之列：（1）在东部是回鹘人，他们是一个信仰佛教或是聂思托里安教的突厥种民族，居住在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167〕；（2）在北部，沿伊犁河下游是葛逻禄突厥人，他们中部分是聂思托里安教徒；（3）在西南部，是花剌子模的沙赫们（以后称苏丹），他们是穆斯林突厥人，其历史前文已经概述过，他们统治着河中和东伊朗。喀喇契丹国在古儿汗耶律直鲁古统治时期（1178—1211年）已经衰落。这位君主在突然事件面前虽然既不缺乏能力又不缺乏勇气，然而他却终日沉湎于玩乐和狩猎，任其帝国分裂瓦解。1209年，回鹘王亦都护巴而术摆脱了耶律的宗主权而向成吉思汗称臣。古儿汗在回鹘地区的代理人，一位住在吐鲁番（或高昌）的少监被处死〔168〕。成吉思汗似乎对回鹘人一直抱有同情，嫁其女阿勒屯别吉给回鹘亦都护。于是，喀喇契丹之东北境成了蒙古人的属地。1211年，伊犁河下游的葛逻禄王阿尔斯兰（都城是海押立）和在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今固尔扎附近）称王的突厥冒险家布札儿同样也不承认喀喇契丹的宗主权，而承认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封臣。这就是一个统一的蒙古对戈壁滩和巴尔喀什湖地区的突厥小王公们的吸引。但是，给予喀喇契丹人致命一击的并不是成吉思汗，而是成吉思汗的私敌、原乃蛮部塔阳之子屈出律。
成吉思汗对乃蛮人的胜利把屈出律赶出了其祖先之地阿尔泰山。屈出律在父亲死后和部民们被消灭之后，像原盟友蔑儿乞残部一样，到东突厥斯坦去碰运气〔169〕。蔑儿乞部残余企图在回鹘地区定居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