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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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多桑《蒙古史》II，204。
　　　　〔73〕蒙语写作Mongka，突厥语mcngü或Mangu，意“长生”参考伯希和《有关中亚的几个词》载《亚洲杂志》（1913）第451页。
　　　　〔74〕该名是伯希和在《蒙古人与教廷》第62页（200）中的转写形式。
　　　　〔75〕多桑《蒙古史》II，249，及其后（据志费尼和拉施特）。
　　　　〔76〕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63页（201）。（《元史》记镇海是病死，年84岁。——译者）
　　　　〔77〕《蒙古人与教廷》第66页（204）和第77页（217）。
　　　　〔78〕多桑《蒙古史》II，266。是据志费尼和拉施特之书。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719页记：“商人曾从世界各地赶去朝见贵由汗，在达成了大宗的交易后，被授予要东、西方各地支付的敕令。但因他在位时间不长，那笔钱大部分没有付给，没有到那些商人手中。而在他死后，他的妻妾、诸子和诸侄做了比他活着时规模更大的买卖，并用同样的方式写敕令……”蒙哥即位后，下诏从帝国的库藏中偿还全部款项。总计为50万银巴里失。该书评价道：“一个国王偿还另一个国王的债务，从哪本史书中读到过，或者从说书人那里听说过？而从来没有人清偿他的敌人的债务。”——译者
　　　　〔79〕据卢布鲁克记述（第25章），划分两个统治区域的边界线是伊塞克湖北的阿拉套地区。卢布鲁克还记道，蒙哥和拔都形成了真正的双头政治，但是，正如蒙哥亲自对卢布鲁克说的那样：“一个头上有两只眼睛，虽有两只眼睛，但它们都看着同一条路。”然而，蒙哥以其统治的气质和经济意识，顺利地拒绝了甚至是拔都要钱的要求（多桑《蒙古史》II，320—321，据《元史》的记载）。
　　　　〔80〕参考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29页。
　　　　〔81〕参考沙畹《蒙古时代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4年）第364、374页（1908年）第356和362页。
　　　　〔82〕上引文（1904），第367和383页。参看巴津（《亚洲杂志》II，1856年，138）。沙畹上引文。
　　　　〔83〕卢布鲁克的威廉奉法兰西国王圣路易九世命，携带信函，于1253年东行，到蒙古见蒙哥大汗。回欧洲后，以长信形式记下他的行程，习惯以其出生村名称呼他，因此他的游记称为《卢布鲁克东行纪》，或《卢布鲁克东游记》。——译者
　　　　〔84〕伯希和认为卢布鲁克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时间是1253年初，而不像罗克希尔所说的在1252年。参看《蒙古人与教廷》77页（221）。
　　　　〔85〕关于各种不同的乳酒，参看伯希和在《亚洲杂志》上的文章（1920年）第70页。
　　　　〔86〕卢布鲁克对聂思托里安教的偏见使他产生了一些误解，尽管如此，撒里答信仰该教已得到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基拉罗斯的证实（《亚洲杂志》I，1858年，459）。卢布鲁克对这位聂思托里安教士的一无所知的报到已被马可·波罗一家所证实，当忽必烈要求派天主教学者到北京，使他的宫廷具有真正基督教思想时，他对波罗一家发表了同样的讲话。
　　　　〔87〕米诺尔斯基《世界境域志》第278页。
　　　　〔88〕意即“嘿！宝石确实在莲花里！”这就是所谓“六字真言”或“六字大明咒”，即“唵嘛呢叭咪吽”。——译者
　　　　〔89〕按《卢布鲁克东游记》第36章，这些聂思托里安教的宗教节日是以狂欢而结束。在以上提到的仪式之后，蒙哥的妻子喝得酩酊大醉：“给我们呈上米酒、红葡萄酒（与拉罗歇尔的红葡萄酒相似）和乳酒”。这位贵妇手举满满的一高脚杯酒，跪下祈祷。所有的教士都高声歌唱，她一饮而尽……直到晚上。这时贵妇已喝醉了，于是坐进车子，由唱着歌，或者说是喊叫着的教士们陪伴着回宫。
　　　　〔90〕Tui　nan或Tuin一名，卢布鲁克和西方使臣们用来指佛教僧侣，该名肯定是来自中文的“道人”，即该道上的人，涉及到“沙门”（出家人）。
　　　　〔91〕比较海顿和尚的称谓（《十字军时代的历史学家》中收集的《亚美尼亚史料》II，148—150），参看“Changius　Can；　empereor　par　le　andement　de　Deu　［sic］”。
　　　　〔92〕卢布鲁克可能未与海顿相遇。《出使蒙古记》吕浦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记卢布鲁克“听到了阿美尼亚国王的消息。他已于11月底经过这里……。”何高济译本第313页记“我已骑行了二十二天时，得到亚美尼亚王的消息。他在八月末经过那里，去见撒里答。”《海顿行纪》上未提此事。从两本游记来看，都未记载他们的相遇。——译者
　　　　〔9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636。
　　　　〔94〕札儿里黑，突厥语Yarligh，蒙古语jarliq，即帝国敕令。参考伯希和《通报》（1930年）第292页。
　　　　〔95〕海顿和尚的《亚美尼亚文献》III，164—166；参考基拉罗斯《亚美尼亚史》载《亚洲杂志》（1833）第279页和I（1858年）463—473；格鲁塞《十字军史》III，527—529。顺便说，它可以用来更正亚美尼亚史家们无意中产生的某种倾向性的陈述。蒙哥反哈里发王朝的计划纯属政治性的。他对伊斯兰教也毫无敌意。相反，正如志费尼所证实的那样，他以听取基督教徒，或者其他宗教徒同样尊敬的态度听取穆斯林教士们的意见。于是，正是在1252年贝拉姆宴会上，忽毡的大法官贾马阿丁·马合木到他的斡耳朵来诵读了祈祷文，“蒙哥让他反复诵读了许多遍，并给穆斯林们很多礼物。”
　　　　〔96〕参考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168。
　　　　〔97〕在使用Qubilai一名称呼成吉思汗的副手之后，我特意用Kublai一名称呼忽必烈王子，并非因为这两名称有什么本意的区别，而是避免读者混淆。
　　　　〔98〕多桑记述，在窝阔台去世时（1241年12月），蒙古人占据成都。《通鉴纲目》记载，1252年，蒙古人重新掠夺成都，证明蒙古人未能有效地占领过成都。
　　　　〔99〕参考赫尔曼《中国地图集》第52图。
　　　　〔100〕参考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第77页（201），在波斯语中写成Uriankqadai。
　　　　〔101〕参考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载《通报》（1905年）第1—7页；《南诏野史》。
　　　　〔102〕梵语“大王”之意，这是大理国王原有的称号。——译者
　　　　〔103〕《元史》记是宣抚使。——译者
　　　　〔104〕云南的统治——与原王朝的统治并存——被委给成吉思汗的宗王们，其中有忽必烈之子忽哥赤，以及秃忽鲁和也孙铁穆耳（忽哥赤之子）。关于蒙古人在云南实行的政策和他们作为王室辅助人员与从前的大理王们成功的合作途径，参看沙畹上引文，第7、31页和《南诏野史》。
　　　　〔105〕参考沙畹上引文，第6、29页。


第一节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
　　蒙哥遗留下三个弟弟：忽必烈〔1〕、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自1256年成为波斯汗后，由于远离蒙古，而没有要求继承大汗位〔2〕。剩下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经成为蒙古本土上的统治者，并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扎营。作为蒙古地区的统治者，他准备在蒙古召开库里勒台，以确保他被举为大汗。而忽必烈抢在他之前行动。他率军从武昌北上，在中蒙边界的上都府（位于今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诺尔附近）建大本营，早些时候，他只是在这儿建起了他的夏季驻地。1260年6月4日，他在此被他的党羽，即他的军队，拥立为大汗〔3〕。当时他44岁〔4〕。
　　按成吉思汗的法律，这次仓促的选举是非正式的。按传统，库里勒台应该在蒙古召开，会前应召集成吉思汗的四个兀鲁思的代表们出席。阿里不哥在蒙哥的丞相、克烈部聂思托里安教徒孛鲁合的怂恿下，现在也毫不踌躇地在和林僭取大汗称号。在中国，控制着陕西和四川的蒙军将领们倾向于阿里不哥一边，但忽必烈不久就把这两个省的军队争取到他一边。忽必烈的副将们在甘州东部（甘肃境内）打败了阿里不哥军，这次胜利巩固了忽必烈在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所有权。忽必烈把他的优势向蒙古推进，他于1260年年底，在哈拉和林以南的翁金河畔度冬；而阿里不哥朝叶尼塞河上游撤退。接着忽必烈错误地设想战争已经结束，在和林留一支普通军队后，回到中国。1261年年底，阿里不哥卷土重来，驱逐了这支驻军，并进军迎战忽必烈。在戈壁边境上打了两仗。第一仗忽必烈获胜，然而，他再次错误地没有追击阿里不哥，10天后打了第二仗，尽管战斗十分激烈，但却没有决定性的胜负。
　　站在阿里不哥一边的有窝阔台家族的首领、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的统治者海都和察合台宗王阿鲁忽（Alghu或Alughu），阿里不哥曾帮助阿鲁忽从其堂兄妻、兀鲁忽乃手中夺得察合台兀鲁思。由于这一支持，阿里不哥的势力与忽必烈的势力相匹敌，直到将近1262年年底，阿鲁忽背弃阿里不哥投靠忽必烈（看下文，第331页）。这一出人意料的背叛改变了形势。当忽必烈赶走了阿里不哥的人，重新占领和林时，阿里不哥被迫在伊犁河流域与阿鲁忽作战。阿里不哥被两军拑住，最后于1264年投降忽必烈。忽必烈宽恕了他，但是，处死了他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包括聂思托里安教丞相孛鲁合〔5〕。为谨慎起见，他把阿里不哥作为重要俘虏囚禁起来，直到1266年阿里不哥去世。


第二节　征服南宋
　　家族内部的纠纷结束之后，忽必烈从容地恢复了他征讨宋朝的计划。宋度宗（1265—1274年在位）依靠奸臣贾似道，而贾似道的统治使杰出将领们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度宗死后，贾似道扶持四岁幼孩恭帝（1275—1276年在位）即位，在恭帝的名义下操纵朝政。在攻打南宋的战争中，忽必烈幸运地得到两位杰出将领：伯颜〔6〕和阿术（阿术是速不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还得到回鹘人阿里海牙的支持。1268年，阿术着手围攻襄阳和樊城这两个控制着湖北境内汉水下游流域的城市。这一著名的围攻战持续了5年（1268—1273年），充满着许多英勇抵抗的事迹，如两名英勇的中国将领张贵和张顺，受命由水路增援襄阳，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1271年）。襄阳守将吕文焕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1272年），阿里海牙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了两位著名的穆斯林工程师：毛夕里的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迈尔，用他们带来的攻城武器终于粉碎了被围困的居民们的抵抗〔7〕。樊城于1273年2月被攻占，吕文焕被宫廷阴谋弄得心烦意乱，于同年3月以襄阳城投降蒙古人。
　　现在，蒙古人在控制着汉水下游，伯颜和阿术沿长江而下，于1275年成功地征服湖北东部要地（汉阳、武昌、黄州），安徽要地（安庆、池州、芜湖、太平和宁国）和江苏要地（南京、镇江）。〔8〕
　　接着，伯颜入侵浙江，占常州，抵达宋都、大城市杭州。摄政皇后于1276年1—2月惊恐地把杭州让给了蒙古人。1276年2月25日，伯颜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