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评传-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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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不等劝告就离开北平的。既有困难，而他又不能帮助解决，光说些空话有什么用呢？”瑞宣内心所掀起的这种感情波动，促使他动了动嘴唇，并未说出那句话来。从这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瑞宣善于周密地分析问题，他也会体贴别人，这就显示了他的性格沉稳的特点。

无论是叙述中伴之以心理分析，还是结合行动与表情的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显示出老舍刻划人物心理的特点与风格。鲁迅刻划人物的心理，惯于用“画眼睛”的手法，简洁而传神；茅盾刻划人物的心理，长于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笔力雄健、浑厚；巴金刻划人物的心理，手法细腻，笔墨酣畅，灌注着浓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老舍刻划人物的心理，笔调舒展、从容，他善于通过表面的平淡真实，揭示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活动，向读者展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

三、通过细节描写刻划人物性格。

老舍是忠于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从不靠情节曲折离奇取悦读者。他并不轻看作品的故事性，他是很善于写故事的，他的小说的情节从来具有引人的魅力，但是细读《四世同堂》就可觉出，他又是极重视细节描写的。大量生动、传神的艺术细节，在推动情节发展、烘托或渲染典型环境以及丰富作品的生活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刻划，更是至关紧要。《四世同堂》中的人物，大都写得栩栩如生，神态毕肖，富于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细节描写的成功。

《四世同堂》细节描写的特点在于，它首先是逼真的，具有生活的真实感，同时它又具有典型性，它不是生活细节的简单的描摹，而是经过作家的挑选、加工、熔炼之后的产物。所以，它既具有生活本来的色彩与面貌，又能把人物的鲜明的性格特征显示出来。小说开头的三段，写北京沦陷前夕，“小羊圈”里的居民对待时局的态度与心情，大都是细节描写。人物虽然刚刚出场，故事还未展开，然而在环境、气氛的创造中，作家信手拈来几个生活细节，各类人物就以自己特有的鲜明性，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譬如祁老人，他怎样对待紧张的时局呢？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孙媳妇准备好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和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作家所选择的这一个细节，对于刻划祁老人的性格来说，是耐人寻味的。祁老人应付战乱的办法，是古老而又落后的。但是，“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亲眼看见“清朝皇帝怎样退位”，又目睹了几次军阀混战的老人，他的经历与视野，使他只能采用这种被动而又无济于事的办法。他的落后，使人可笑，他的淳朴，又给人以亲切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真实可信的细节，它生动地显示了人物的个性。关于常二爷两次进城的描写，也是极为出色的。常二爷是近郊的农民，在城外种着祁家的三亩坟地。小说写他第一次进城是在祁老人生日的前一天，他背着一口袋小米，来到祁家：

一进街门，他把米袋放下，先声势浩大的跺了一阵脚，而后用粗硬的手使劲搓了搓脸，又在身上拍打了一回；这样把黄土大概的除掉，他才提起米袋往里走，一边走一边老声老气的叫：“祁大哥！祁大哥！”

这个细节，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动作写人物的性格。他的跺脚、搓脸、拍土，既显示了他长途跋涉的辛劳和身体的硬朗，又可见出他的实诚与朴素。接下去，写在祁老人一家的热情款待下，他“把四大碗面条，一中碗炸酱，和两头大蒜，都吃了个干净。吃完，他要了一大碗面汤，几口把它喝干，而后挺了挺腰，说了声：“‘原汤化原食！’”作家只不过选取了日常的一些生活细节，然而却把常二爷爽直、淳朴的性格写活了。常二爷第二次进城，怀里揣着十块钱，他是受人之托，进城买药的。一进西直门，他被日本兵拦住了，日本兵教他解开怀。作家这样写常二爷此时的表现：在解钮扣之前，他先把怀中掖着的十块钱票子取了出来，握在手中。心里说：“除了这个，准保你什么也搜不着！有本事的话，你也许能摸住一两个虱子！”一个动作，一句内心独白，表现了常二爷的细心沉着与风趣幽默；但是，常二爷不仅没有保住来之不易的十块钱，而且挨了打，罚了跪，“今天，他跪在人马最多的瓮圈儿中。他不敢抬头，而把牙咬得山响，热汗顺着脖子往下流。”这个细节，逼真而又细腻地刻划了人物此时的心境。“不敢抬头”，是因为他觉出了受污辱的羞耻；“把牙咬得山响”，显示了他的倔强不屈和对敌人的憎恨。在《四世同堂》里，常二爷是个次要人物，只出场两次，作家抓住他与读者会面的仅有的少量机会，通过几处细节描写，比较完整地显示了人物性格特征的各个侧面，尤其是他的朴实、正直与倔强，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当老舍的笔锋转向刻划反派人物的面目时，细节则常常具有讽刺性，显示了作家惯有的诙谐幽默的风格。我们来看写冠晓荷的两个细节。冠的老婆大赤包靠巴结日本人当了北平妓女检查所所长，冠为讨大赤包的欢心，写了两张喜报雇来两个叫花子在门口报喜。他不愿把妓女的字样贴在门口，“可是他不晓得转文说，妓女应该是什么。琢磨了半天，他看清楚‘妓’字的半边是‘支’字，由‘支’他想到了‘织’；于是，他含着笑开始写：‘贵府冠夫人荣升织女检查所所长……’”这是以嘲笑的语调写冠晓荷的行动与心理，从而构成讽刺性细节，表现了冠晓荷喜欢装腔作势而又厚颜无耻的性格特点。另一个细节是，祁瑞丰作了教育局庶务科科长之后，冠去送礼致贺：“晓荷找出两份礼物来，一份儿是两瓶永远不会有人喝的酒，一份儿是成匣的陈皮梅，藕粉，与饼干；两份儿都已游历过至少有二十几家人家了。晓荷告诉仆人换一换捆束礼物的红绿线。‘得！这就满好！礼轻人物重！’”这是写冠晓荷的虚伪。虽然纯是客观的描述，但是在表面可笑的讽刺中，分明包含着对丑的事物的憎恶与否定。

老舍有时还以夸张的手法写一些讽刺性细节，以突出反派人物的某种性格特点。大赤包当了所长以后，蓝东阳来贺喜，此时，大赤包极力显示出一种很大的气派。她先是猛烈的咳嗽，声震屋瓦，“连呼吸的声音也好象经由扩音机出来的”，而后，“极吝啬的点了一下头”，算是对客人的欢迎表示。“她的气派之大已使女儿不敢叫妈，丈夫不敢叫太太，而都须叫所长”，活画出了这个女汉奸的可笑而又可耻的嘴脸。

从以上所引的讽刺性细节可以看出，老舍善于以嘻笑奚落的笔墨勾勒反派人物的行动与心理，他对丑的事物的强烈憎恶与严厉斥责，往往包含在轻松的幽默之中。如果说，老舍早期的小说，幽默有时流于油滑，减弱了讽刺的力量，那么在《四世同堂》里，讽刺与幽默则有着较好的结合，那些令人可笑的讽刺性细节，无不包含着严肃的内容，显示了老舍反映生活的深刻性。

此外，老舍还往往围绕一个事件，对比着写几个人的心理活动，使人物性格在对比中得到凸现；他还善于通过生活环境的描绘来衬托和表现人物的性格，尤其是写祁老人那样的“老派”市民人物，往往将写风俗与写性格交织在一起，笔力简净而又富于感情色彩。总之，《四世同堂》刻划人物的手法，是丰富多样的，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它当然也有缺点。书中的几个反派人物，冠晓荷、大赤包、祁瑞丰、蓝东阳，在某些地方有雷同化和漫画化的倾向，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钱默吟与祁瑞全是作家笔下的理想人物，作者写他们的反抗精神的篇章，不乏感人之力，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老舍对这类人物不熟悉，尤其是写钱默吟，时有概念与失真之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富于独创性的杰出作家。他的独创性，首先从题材的选择方面显示出来。他最善于描绘北京市民的普通生活。几乎近一个世纪来，北京社会的变化，时俗的沿革，人民的遭遇，乃至地理、风光等等，都可以在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生动、具体的反映。《四世同堂》勾画了抗日战争时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北平社会的一个缩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抗日沦陷区城市人民生活的作品原本就极少，象《四世同堂》这样包含着深广的社会内容的长篇巨著，更是不曾有第二部，它填补了中国现代作家题材选择上的一个空白，丰富了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容。它的文学地位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重视。

第十七章　　美国之行（一九四六——一九四九）

寂寞的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由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教授介绍，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和曹禺赴美讲学，为期一年。

老舍、曹禺离渝之前，“文协”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日为他们举行隆重的欢送酒会。到会的有茅盾、巴金、胡风、阳翰笙、何其芳、刘白羽、陈白尘、聂绀弩、邵荃麟、冯雪峰、潘梓年、冯乃超、杨晦等五十余人。茅盾首先说明欢送的意义，他说：“我们的官方曾经派了不少人到外国去，这些人到外国去替官方做宣传。这一回美国国务院来请中国作家出国，老舍先生和曹禹先生是我们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的两个。”他希望老舍和曹禺到了美国以后，“把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老百姓的要求，和抗战八年中，中国人民是怎样的进步着，把一切中国实际情形告诉美国人，吃黄牛油的洋人对于中国的小辫子和三寸金莲未免太隔膜了。现在要让美国人知道，中国人如今不仅在形式上没有小辫子，在精神上也没有小辫子了。这样对于中美两国文化的沟通，才会有真正的帮助。”（注：见黎舫：《中国民间文化人第一次出国》，《文联》第3期，1946年2月5日出版。以下引文同。）老舍在讲话中谈到，他这次出国要说的有三点，“第一点是为了个人，出国休息休息，这八年的生活对他委实是受了疲劳轰炸。第二点，向美国人讲讲中国人民的生活，尽力使美国人对中国发生新的认识。而且认识中国新文艺有如何的成就。一般美国人批评中国新文艺的写作技巧太差，他们不知道，中国五十年来的惨淡的日子，不知道中国人做恶梦也在想革命，在争取民主的自由！因此中国作家在这艰苦的几年的作品，只能顾内容，而忽略了技巧，他也要劝美国人少讲点技巧。不要因小事而忘记了大的事情。第三点是介绍中国文协这个组织。”谈到“文协”，老舍十分激动，他说，“他平生最怕‘人事’关系的纠缠，然而他觉得八年间他负了‘文协’的任务，文协的人事关系一直很简单，他与文协已发生了深深的感情，他感动地说他对于文协已成为一种‘嗜好’了。”老舍对于我国人民的迫切的革命要求的认识，对于文艺的内容与技巧的关系的认识，都是很深刻的。他特别强调他对“文协”的感情，再一次说明，他已经把自己个人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由重庆到上海后，老舍再次讲到他与“文协”的感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