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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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电视剧形式：AB剧——为了满足不同嗜好的观众，拍摄A、B两种大相径庭的剧情，观众爱看哪种看哪种。
商太宗的故事其实也有多个版本，但大多不靠谱，不过其中一个版本还是有必要讲一下。
首先，太甲是继商汤、外丙、中壬后商朝第四任国君，此说取自《史记》，但据孔子为《尚书》所作的序，商汤驾崩后即为太甲元年，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在位时间也有十二年和二十三年两说。然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甲骨文考据和碳…14检测结果判定，帝外丙和帝中壬又是存在的，帝太甲在位时间确是十二年。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令人惊叹的是《竹书纪年》中惊世骇俗的记载。
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渣，他在商朝前三位君主手下隐忍不发，一直装作忠心耿耿。年轻的太甲登基后，伊尹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发动政变，将太甲囚禁在桐宫，自立为王。太甲被囚七年后，抓住一个机会偷跑出来，杀死伊尹，夺回了王位。
这真是标准的B剧情！华夏民族有着极其强烈的正史情结，尽管可以出于不同动机对同一事件作出不同解读，但基本事实是不容混淆的。即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小姑娘这个基本事实仍不容篡改。您绝不能说“历史是春哥，既是超级女生，又是纯爷们儿”。
以《史记》之说，儒家树立了伊尹这个和孔子比肩的伟大典型，而《竹书纪年》则彻底推翻了这个典型，揭露了元圣的人渣本来面目。那两者应该优先信谁？《史记》是汉朝的司马迁根据各种原始资料编撰而成的史书，而《竹书纪年》是一部刻在竹上的历史纪实，类似于后世的实录，本身也是《史记》的参考资料之一。按理说原始资料比编撰著述的信任度更优先，但历史研究必须根据各种资料来综合判断，更要符合基本逻辑，不能偏信任何一家之言。
根据甲骨文考据、儒家经典记载以及碳…14检测结果等，伊尹卒于帝太甲之子帝沃丁在位期间，商朝以天子规格将其葬于发源地亳都，直到六百年后的商末还在享受最高规格的祭祀，伊尹的儿子伊陟后来也当上国相，一个篡逆的叛臣又怎可能享受如此待遇？所以《竹书纪年》虽是一本珍贵的原始资料，但这段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后世包括那三位专挑《史记》漏洞的唐宋才子都没有采信。
那为何《竹书纪年》会写出伊尹篡位如此离谱之说？其实岂止是伊尹篡位，此书甚至还说尧舜之间根本没有禅位，而是舜帝囚禁尧帝后夺的位！
更恐怖的是西方人至今还在坚持——夏朝根本不存在。
最怀疑夏朝存在的是西方史学界的考古学派，此派认为真实的历史必须有考古遗址作证，尤其是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必须要有那么几件金器、青铜器作证。比如他们也曾质疑商朝的存在，但殷墟一出土便立即打消质疑。夏朝的遗址确实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不过这也只能说“不曾证明夏朝存在”，尚未转化为“证明夏朝不曾存在”。而且我国已经找到比夏朝时代更早的陶寺遗址（在今山西襄汾），尽管研究成果还不多，但至少证明夏朝以前中国文明就已存在，夏朝应该不是一个断代。更重要的是考古学派通过考证特洛伊、克里特、迈锡尼遗址，力证宙斯和雅典娜主演的《荷马史诗》是正史而非神话，据说现在还有人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准备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所以这帮人的思维方式，您说您能信吗？
其次是来自国内的质疑，主要以顾颉刚先生为主，他们发现商朝的甲骨文中从无夏朝的记载，甚至连“夏”字都没有（很不巧当时一年只分春秋两季）。所谓夏朝，只存在于商朝的再下一个王朝——周朝人的记忆中。不过周人的记忆又是如此清晰且成体系，夏朝的故事并无明显破绽，比《竹书纪年》逻辑性还更缜密，孔夫子、太史公都毫不质疑地记载了夏朝的存在。顾颉刚并不断然否认夏朝的存在，只是提出自己的质疑，并给出一种猜测：夏朝并未存在过，五帝之一的帝喾开创的王朝就叫商朝，至纣王共传承一千三百余年。那么商汤也就并非开国之君，只不过到他这儿突然开了窍，大大地振兴了国家，并且创制了一套谥法系统，混了个太祖庙号，就被误认为是开国君主。而即便是顾颉刚本人，也没有否认有可能是商人羞于谈及自己曾臣服于夏朝的历史，所以避讳了夏朝的存在。
中国国君的公共管理属性
商太宗本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太宗没有当好，幸有圣人伊尹辅佐，才延续了商朝六百年的社稷。而汉朝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也废黜昌邑王（刘贺），情况与其类似，被儒家并称为伊霍，成为名臣贤相的典型。
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儒家传统观念对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定义——废黜不良国君的臣子是贤臣。
这正是中华民族在政治领域最大的一个特色。对所有民族，国君都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具体形式和实质还是各有不同。其他民族往往强调国家的私有属性，国土和人民都是国君的私有财产，那么国君自然享有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威。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绝对权威，只是有些政体下国君的权威性更大而已。而中国从启蒙时代就确定了国家的公共属性，虽然口头上也强调国君的主人地位，但实质上一直将国君作为公共管理者来要求。而所谓臣子，作为辅助管理员，同样负有公共管理职责，这其中包括罢免不称职的管理员。这对西方人而言很难理解——国家既然是国君私财，想怎么挥霍是自己的事儿，臣子怎么会有废黜国君的权限？中国将国君的公共管理属性拔高，以此超越国君对国家所拥有的私有属性，以公权力压倒私权力，才能有顺理成章的伊霍之事。后世王朝还发生过国家领导层通过正式公开的会议作出罢免国君的决议，这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而我们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将中国皇帝简单地等同于西式封建领主，以“独裁专制”一言以蔽之，就很难看懂中华帝国的历史，亦无从真正了解中华民族。
商太宗遇到了伊尹这个大圣人，可谓大幸。那么圣人能否量产定期下线，每个朝代都配一个？对不起，亲，圣人不包邮的哦！正常情况下，一个不合格的太宗会立即挥霍太祖打下的大好河山，下一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上古三代的历史虽然玄幻又典雅，非常具有文学的发挥空间，但毕竟史料残缺且太多存疑。更重要的是夏商周显然不能称之为帝国，我们要讲的却是中华帝国两千年波澜壮阔的帝国时代。商太宗的这种撞大运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太宗朝的重要意义，或许一个失败的例子更能体现本书的主题，也正是这个失败的例子，开启了中华帝国的恢弘序章！
第二篇 二世而亡，帝国成型——秦二世赵胡亥
失败的例子
事实上，秦二世并未取得太宗庙号，甚至其前任秦始皇也未取得太祖庙号，因为秦朝认为谥号是对政治人物的评头论足不符合秦朝的法家精神，于是废除了商周以来的谥法系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这对父子视为秦朝的太祖太宗，而且秦二世还堪称是太宗系列中最典型的失败范例。不过在分析这个失败范例前，需要树立一个观念：一个庞大帝国土崩瓦解最重要的原因必然是它未能设计出或者执行好一套合乎时宜的组织结构和行政运行体系，而非如某些人所说是葬送于某位花花公子的荒唐嬉戏。
如果我们每次都简单地把历史的重大转折归结于某一两个人的个人行为，那就很难探索到真相。每一位皇帝，他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站着庞大的中华帝国和亿万子民，他虽然是庞大国家机器的主要操控者，但要相信，操控者绝不会让机器产生设计功能以外的效果。如果有人拿着一把电吹风剔净了胡子，那只能说明他拿的就是一把做成电吹风外形的刮胡刀。如果史书记载有人用一把刮胡刀把发型吹成了大波浪，那肯定是史书记载有误或是作者被表面现象蒙蔽了。当然，历史上也不乏用稻草盖房，结果被外面的老狼一口气就吹垮，冲进来吃掉自己的蠢猪。但如果他把房子设计成砖混结构，他还会被吃掉吗？我们应该看到他为什么要用稻草盖房、怎么盖的、狼又是如何利用这个弱点吹垮房子，深入分析稻草屋和吹气老狼之间的历史背景和逻辑联系，而不是幸灾乐祸地取笑猪头被啃掉的悲惨瞬间。
秦二世赵胡亥，很多人将其定性为猪头。当然，我无意为这个猪头翻案，甚至在较大程度上赞同这种观点，他好像确实是个猪头。然而问题在于——始皇帝凭借手中无剑、心中有剑的盖世绝学打下一个大大的江山，就凭他一个猪头就可以摧垮吗？或者整个大秦帝国个个都是猪头？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秦二世只是一个被推出来象征性砍掉的猪头代表而已，这个结局是设计稻草房时就已经决定了的，只等老狼来吹那一口气罢了。
秦朝，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十五年，地球上最大民族最重要的一次大转型，几乎就在一瞬间完成。这种转型恰如地球磁极倒转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在本位面宇宙中又有何人能轻松消化？后人批评小胡亥不能完全正确处理好这个并无经验可以借鉴的大变局，就好比有人揶揄春哥的舞美师不给力，似乎换个人就能设计出有女人味的猫步。
中国特色封建社会
周朝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起到过决定性作用，但由于周朝社会仍未能进入帝国时代，所以我们只简单带过。
周朝的第一代国君是武王发，开国仅四年便驾崩，十二岁的儿子诵继位，史称周成王，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这又是一个和伊尹类似的经典故事：年轻的国君不能秉政，几位叔叔心怀叵测，想篡夺他家王位，周公旦尽心辅佐，诛杀了怪叔叔，力保江山，史称周公辅成王，周公旦也被誉为上古贤臣。周朝分封天下，诸侯各自拥有独立主权，后来互相攻打，最终被秦国攻灭，一统华夏，建立秦朝。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奴隶制终结，封建制开始。但这种观点在近年受到不少质疑，认为秦朝恰是终结了封建制度，建立起新式的中央集权帝国制度，秦之前的商周才是封建制度。质疑者从政权组织形式、国家所有制、社会结构、人身依附关系、阶级划分等各个方面论证秦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不是封建社会。比如，秦以后整个帝国只属于一个皇帝，国土划分为郡县而不分封给各级王公；地方长官都只是中央派出的行政负责人，而非此地的主权拥有者；社会并无明确阶级划分，所谓阶层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群体而非人为划分的政治集团；各阶层中的人可以相互转化，不同于西方封建社会每个阶级的人及其后代均不能脱离本阶级；更关键的是，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固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人都是国家公民，而非领主的附庸。这些都严重违背了西方封建社会的本质定义，在许多方面并不符合马克思关于封建社会本质的论述，这似乎是对“五阶段论”的一种颠覆。
然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概念进行如此极端的理解，对秦以后中国社会中诸多不符合“封建”定义的特征，并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