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话太宗-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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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赤裸裸的篡权，智力稍微正常的人都不会信这种鬼话。但秦二世确实照这样做了，把行政大权交给赵高，这显然不是他真的信了赵高，而是明白赵高要篡权，为避免正面冲突而做的政治妥协。
屏蔽了皇帝后，丞相李斯就成了赵高最大的政敌。李斯是法家韩非子的弟子，是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的设计者，对秦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作过重大贡献，地位、威望不言而喻。赵高要想对付他，非常不易，李斯本人可能也这样认为。然而赵高是能让千古一帝死在臭鱼堆里，还假传圣旨，杀光他儿女的厉害角色。以赵高的道德底线，并没有丝毫对历史人物的敬畏，历史算个什么玩意儿？一个李斯又算狗屁！
赵高又一次运用贴身近侍的便利来对付李斯。当各地起义越来越猛烈时，李斯忧心忡忡，赵高趁机对他说：“现在局势紧急，我想向皇上进谏，但地位卑微，这应是丞相的职责啊！”李斯说：“我是想进谏，但皇上居于深宫，见都见不着，也不知何时有空，方便进谏。”赵高说：“方便时我立即告诉你。”李斯非常高兴地答应了。
然而李斯就上了赵高的当，赵高专挑秦二世玩得高兴时通知李斯来进谏，几次打断秦二世玩乐，李斯给秦二世留下一个讨厌的怪叔叔形象。然后赵高适时提出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三川郡守，地处陈胜、吴广起义范围，但他不主动进剿，似乎和义军有勾结。秦二世派人前去调查，李斯得知大吃一惊，才明白赵高要对付自己，连忙上书秦二世，说赵高是奸臣，并以当年田常作为齐简公相国，最后篡夺齐国的历史活剧警诫秦二世。结果赵高反咬一口，说自己是李斯唯一的忌惮，如果没了自己，李斯才要行田常之事。恰逢此时，李斯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起上书，要求暂停阿房宫工程，集中力量征剿盗匪（起义）。秦二世答复道：“我父皇并吞天下，无人不服。我登基才两年，就盗贼四起。各位不但不能镇压，还停止先帝的阿房宫，这是上无以报先帝，下不为朕尽忠，再当这个官干嘛？”于是全部免官下狱。
先秦士大夫视名节重于生命，为避免下狱，冯去疾、冯劫都选择了自尽。但李斯还抱有一线希望，先行就狱，在狱中向秦二世上书，大意是说：“我当了三十多年丞相，立下多少重要功劳，总结来说，新中国就是我建立的，希望您搞清楚。”如果秦二世看到这封上书，就算不被感动，也会考虑一下李斯的贡献，来个功罪相抵，轻罚了事。但赵高再次发挥近侍之便，扣住这封字字含泪、句句带血的狱中上书，又派了许多人装成御史、宦官去狱中问话。刚开始李斯都拼命辩解，以功高恳求秦二世饶恕自己，结果赵高反复这样弄了十几次，这些冒牌货只听不回声，弄得李斯莫名其妙。等到秦二世真的派人来问话时，李斯以为那些听筒又来了，不再浪费唇舌，使者只好回复李斯已无话可说。秦二世也只能认为李斯已经认罪，高兴地说：“还好有赵高，不然差点就被丞相给卖了！”
于是李斯以谋反罪被诛族，这位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最初设计者，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一个后人误认为是太监的佞臣给干掉了。
冯去疾、李斯死后，赵高独为中丞相，大权独揽。秦二世三年（前207），赵高做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测试——指鹿为马。
赵高指着鹿对大家说：“这是马。”秦二世虽然在权力上与赵高相比有着强烈的自卑感，那一刻智商上的优越感却油然而生，笑道：“丞相错了，谓鹿为马。”然后问左右如何。左右有些不说话，有些顺着赵高说就是马，有些说那明明就是鹿。
其实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那是鹿，赵高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来测试大家——当他和皇帝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而且他明显是错时，大家是否也会绝对服从他。测试后，赵高根据回答情况划分了阵营，回答是马的划入己党，不做声的居于中立，回答是鹿的就打压报复。秦二世也迅速从沉浸于只有自己智力正常的喜悦状态中回到残酷的现实里，但他确实没有办法，唯有老老实实躲进后宫，从此，致力于促进粮食消费，余事不问。
很显然，胡亥是名义上的秦二世，但实权在赵高手中。所谓的秦朝暴政，未必真该由秦二世负责，而秦帝国的整体崩溃，更未必是所谓暴政引起。
二世而亡不怨我
秦始皇在时，用严刑峻法将全国治理得服服帖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秦始皇一死，叛乱（起义）便风起云涌，最先揭竿而起的是著名的陈胜、吴广。陈胜、吴广是普通公民，他们的口号是著名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个反对人类社会划分阶级的政治诉求，这在中国先秦或西方封建社会都是绝不允许、事实上也不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妨将其视为秦朝，也就是中国特色封建社会模式开启后，国家公民的第一次政治宣言。
但陈胜、吴广很快就被镇压，并未撼动秦帝国的统治基础，更多的是起了一个导火索作用，唤醒了原六国势力，这其中包括六国贵族和六国民众。
秦国统一中国后，要求全国都套用原秦国的社会体系，取消一切贵族特权，用统一的郡县制直接管理全国人民。显然这操之过急了，当初商鞅用了各种技巧才在秦国达成变法，现在要用严刑峻法强迫全中国人跟随，这当然可以成为六国旧贵族号召全民反秦的好理由。而由于秦朝不搞殖民，原秦国民众付出极大艰辛征服六国，却并未获得任何实惠。原六国民众虽然战败，却同样是国家公民而无须沦为奴隶分给原秦国民众。既然这样，原秦国民众还拼命支持你秦国干啥？你的国号更好听么？
陈胜、吴广打响反秦第一枪后，原六国贵族纷纷站了出来，恢复旧秩序的号召得到大多数人道义上的响应，大家共同推举楚怀王熊心为义帝（义是假借的意思，在此用法相当于义足、义肢），带领大家共同反秦，目标是废除秦朝苛政，取回六国故土。
由于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叛军很快发展壮大，而秦军主力一部分还在北方打匈奴，还有五十万大军正在征讨岭南。面对国难，这些部队都采取观望的态度，不回救咸阳。拱卫咸阳的只有王离、章邯等部，但人数较少，士气又低落。赵高又强征大量民夫，甚至组织刑徒充军，秦军士气和训练值被进一步拉低。
叛军中的原楚国旧将项羽最猛，直扑关中，王离、章邯率军迎战。项羽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更被后人吹成一代战神。其实论战斗力，在自商鞅时代传承而来的大秦锐士面前，什么西楚霸王，吸杵靶王还差不多！无非是秦国内政出了问题，秦军不愿打而已。项羽也深谙其理，必须速战速决，不然匈奴或者岭南的主力随便回来一支，他就真的会被秦军弩阵杵成靶王。所以项羽玩了一出著名的“破釜沉舟”：渡过漳河后砸烂自己的船和锅，不留后路，只用三天时间大败秦国刑徒和民夫大军，避免了真正的秦军赶来。
后人非常崇拜项王勇往直前不留后路的英雄气概，其实都被误导了。他不是不留后路，而是他本来就没有后路。要是他不能快速歼灭面前的王离部，稍微耽搁几天，秦国援军来了他一样是死。釜和舟本来就没用，所谓破釜沉舟只不过是用一种直观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所处的困境解释给他那些不太识字的士卒们而已。
项羽将民夫大军牵制于外围，另一位出身楚国平民的刘邦则趁机直捣关中，进逼咸阳。王离进退两难，干脆投降了项羽，咸阳方面更无力抵御刘邦大军，败局已定。
而赵高对秦二世采取隔离，不让外界给他通消息，但他似乎也嗅到风声，宣称做了个不吉祥的梦，到河边沉白马祭祀。赵高认为秦二世有脱离控制的倾向，决定把他除掉。赵高遣其女婿长安令阎乐去杀秦二世，又演了一出戏，谎称追捕盗贼，率兵冲入禁宫。
秦二世见阎乐带兵冲入，非常愤怒，连忙呼唤左右，谁知左右都不敢来保护他。秦二世表面上看是一个皇帝，其实，就是一个小屁孩儿。而阎乐表面上看是赵高的女婿，其实，他真的是赵高的女婿，随时可以取小屁孩儿的命。秦二世明白皇帝当到头了，只能向阎乐求情。阎乐说：“足下（不是陛下）这么无道，天下共讨，有今天是自作自受。”秦二世哀声道：“可以见见丞相吗？”阎乐非常干脆地回答：“不可！”秦二世又哀求：“愿得一郡为王。”阎乐还是说不可。秦二世又说：“愿为万户侯。”还是不行。秦二世只好说：“那就让我带着老婆回去当普通百姓吧！就像各位公子一样（‘比诸公子’，《史记》一不小心又露一马脚，胡亥其实并未屠杀诸公子，而是让他们当了普通百姓）。”阎乐说：“我受丞相之命，为天下诛足下，足下再多说，我也不敢汇报。”秦二世无奈，只好自杀，死后以平民规格葬于宜春苑（今西安曲江池南岸），在位仅三年，享年二十三岁。
秦二世崩后，赵高宣布现在秦国已经非常小，不宜再称皇帝，让秦始皇之侄（有史料称是其弟）子婴重新即秦王位。子婴对这个祸害秦室的奸臣恨得咬牙切齿，虽然他无法用正当方式免去赵高的权柄，但他至少还是个人，可以刺杀。赵高没想到君王也搞刺杀，被子婴轻易得手。子婴诛杀赵高三族，重新振作，继续抵抗刘邦，然而大势已去。秦军再败后，子婴封存皇帝印玺，向刘邦投降，秦王朝正式灭亡，持续仅十五年。
前进道路上的曲折
秦二世此人，无论是政治还是人生都堪称悲剧，后人常批评他昏庸，贾谊甚至痛骂其“人头畜鸣”。但这些批评都是相当苛责的。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历史，又有谁能够漂亮地走过那一道历史难关呢？
秦二世从头到尾都是赵高的一枚棋子，他到底有多昏庸？能流传下来的说法无非两种：一是赵高的说法，二是汉朝人的说法，谁能为他说句好话？而秦国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要直接推广到全国本身就不现实。虽然有些人强调楚怀王的联军是为了推翻秦朝暴政，但本质上他们是为了恢复六国旧秩序，这其实是开历史的倒车。但也必须承认，历史进行到这里就应该有一个回旋，一项全新的社会制度很难顺理成章地取代旧制度，前进道路上必有曲折。秦二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杯具，却遇到历史长河中这个回旋的巨浪，注定只能被彻底淹没。
秦朝二世而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过于严格和程式化，不懂得变通。比如秦国规定前往边境的戍卒须在三天内赶到，迟到者杀头。这在统一全国前的秦国范围内是可行的，但统一后仍要求为三天就不现实了。陈胜、吴广正是无法用三天跨越中华帝国广袤的国土，赶到遥远的边关，那就只好造反了。国家规模的突然变大还只是表象，更本质的是纳入了原来的六国，使秦廷治下的社会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秦廷却没有作出相应调整，仍然坚持原来的管理方式，这必然产生悲剧。秦国本身是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也确实应该推广，但在具体执行时操之过急，推广失败。不得不说，这也是秦二世失败之处，他未能塑造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国家风格来适应历史前进的现实需要。
而下一位太宗，他被誉为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