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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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副市长用欣赏的眼光望着急于改革的创业者：“五五不行吧，四六。”

“你四我六？”

“怎么能让国家占小头呢？哈哈哈，当然是国家六你四啦。”

“呵呵呵……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心里想：别说四六了，二八，甚至一九我都干！产权界定清楚就好办！

离开副市长办公室时，朱副市长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向主管公司报告了吗？”

“啊，报体改委的申请副本抄送给了特发一份。”

“那好，明天市政府办公厅就下发批准你们股改的申请。”

第二天上午，正望眼欲穿地等着办公厅机要室的红头文件，却被电话告知特发副总李景全正带领一拨人员在市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的正常管理，这是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

我打电话给体改委徐景安主任，没有人接听；电话打到朱副市长办公室，秘书说，朱市长胃病发作住院了。

鉴于特发的强烈反对，办公厅暂停下发同意现代企业股份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待现代企业公司与上级公司协调好以后再另行上报审批。

按原计划，招股通函在《深圳特区报》上发布的版面已经安排妥当，首届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已紧锣密鼓地准备，只等红头文件一到手，股改工作就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暂停的消息犹如兜头被泼了一桶冰水。

股改小组紧急商量对策。这时已没有后路，对激烈反对的总公司只有硬着头皮面对。

此时孙凯峰已离任特发，继任者袁陶仁是北京电子部前计算机局局长。

在特发集团总部会议室，听完我的解释，没有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坐在袁总一旁的李景全发言：“国商也在谋求股份化改制，报告也打到了体改办，但我们是通过特发集团批准上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越权的报告却下了红头文件，而国商的没有一点回信。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不乱了套？”

我听得心里痒痒的：“好啊，你李景全办的好事，袁陶仁刚从内地调来知道什么？还不是你捣的鬼，非得第一个股改。就凭你‘官大压死人’的做法，我非得在国商之前完成股改不可。”特发管理层拒绝了现代企业公司的股改申请。

怎么办？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新一代公司的王晓敏来自长春，同政府中一批长春背景的秘书圈子有交往，建议我“以王石的名义邀请市委、市政府的秘书们聚聚”，“介绍股份制改造遇到的困难，赢得市领导身边工作人员的理解，舆论占先机。”

王晓敏做联络员，邀请信发了二十多份，原以为能到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没想到全到齐了。聚会的效果不错，在王晓敏的协助下，公司给年轻的秘书们上了一堂股改课。

按照股份化筹备小组应急方案的建议，我与张西甫一起直接约见市委书记兼市长李灏。

过去和李灏书记只是在一些座谈会见过，从来没有单独约见。见面才发现，他的办公室非常小，里面就一张桌子，桌子后一把椅子，前面两个凳子。市委书记穿一件毛背心，腰杆笔直，一边练习毛笔字一边听取汇报。我一边谈一边想：“不论怎样，您也该将毛笔放下听我们讲啊。”

待汇报者不言语了，市委书记把毛笔放下：“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系统，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们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面有意见，管理就乱套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你们要晓得，袁陶仁那么强硬，北京是有关系的呀。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的秘书唐火照联络，但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办公室。这位曾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红色秀才明确表态：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秦书记爽快的表态，让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书记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到这份上，袁总只有顺水推舟了，万科由此完成了最为艰险的股权改造工作。

第15章　冯仑：“92派”的野蛮成长

【冯仑小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

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冯仑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生于1959年的陕西西安人冯仑，是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1992年5月，冯仑决定到海南去碰碰运气。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了一家信托公司五百万元的投资，然后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时的海南，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于受特区开发政策的影响，海南一直颇受投资商的关注，据称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有十万大学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后，热浪终于席卷全岛，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产。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价是每平方米一千两百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价已上涨到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暴富手段，冯仑回忆说，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看得让人心惊胆战。很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广告，连地基还没有开始打，价格已经驴打滚一样地翻了几倍，海南重现当年倒车时的疯狂景象。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884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

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汹涌迷乱的海南，他们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长不了”。一年后，六人就撤离海南，冯仑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后者离开万通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他从开发SOHO现代城开始，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头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江湖聚义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五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一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

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车上认识了刘军。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十六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功权先找到工作，干得还不错，在一家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启富当时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说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打过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儿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儿后，第一个跟过来的是王启富；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功权冒出来了。我们给功权打电话，他正好回海南办手续，一听我们找他，二话没说，顶着光头就往北京跑。后来我把他推荐给老牟。有个情节特别有意思，我告诉老牟，功权非常能干，当过法人代表，老牟说那让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营业执照拿来吧。功权赶紧去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