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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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张朝阳的故事是一个新时代中最新鲜的版本，他的起伏历程与最终的成功，标志着一个跟世界同步的企业家阶层站到了舞台上，那些陈旧的声音在他们面前变得仿佛遥远了。

一直到1996年，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事实上，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即便到了1997年10月31日，中国也才有二十九万九千台计算机上网，区区六十二万网络用户以及可怜的一千五百个互联网站点，那时的国际出口带宽也仅为二十五点四零八M。

在这一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归来并且一心想在中国创立自己的公司的张朝阳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千辛万苦融到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总共二十二万美元。

尽管只有十七万美元最终进入了张朝阳的账户成为创业资金，但它促成了首个携带海外风险投资回国的创业者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而张朝阳在1996年前后所遇到的一切正在今天几乎所有互联网创业公司内部不停地重演。

惟一不同的是，这一年的张朝阳处在一种极其艰难却又极具机会的时代，风险投资远在美国而且对中国网络公司缺乏兴趣；而十年后的今天，情景却似乎恰恰相反，风险投资商不惜远渡重洋蜂拥而至并认真对待每一份有潜力的中国商业计划书，但是看起来机会却越来越少。

◆生日，另一个开始

几乎没有人知道，张朝阳特地选择了在1995年10月31日登机回国，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生日能够带来一次“新生”。

1981年从西安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张朝阳，在1986年大学毕业前夕，又考得了“李政道奖学金”，获得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留学资格，在美国一住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里，他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从事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

1994年，张朝阳在MIT的实验室里被当时的“互联网”的奇妙所震撼。

“事实上，那时是一些校园内部网之间的互联，也不叫互联网，而叫‘信息高速公路’，”张朝阳回忆说，“我们已经可以通过umx代码和电子邮件进行网上交谈，虽然不像现在有图文界面，但即便如此简单的应用，网络的这种独特魅力也已经让我下定决心，不走正常的道路，而是去创办网络公司，回国创业。”

“那时我就觉得，当今时代有两大趋势——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

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但是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能够做什么，并且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

这个时期张朝阳有机会多次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其间在一家美国互联网公司ISI的短暂工作经历，更加坚定了他自己创业的决心。

ISI从事一些基于互联网的封闭式服务，即收集一些信息，例如金融信息以及各种数据，并把他们在互联网上出售。张朝阳曾是这家公司的中国区首席代表，在加盟ISI之初，他已经与ISI有过“君子协定”——“只干一年，然后自己创业”，于是一年后张朝阳在自己三十一岁生日那天回国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第一桶金

1996年7月，张朝阳正式开始了他的融资之旅。

“那两三个月里，我经常往返于中国、纽约和波士顿之间。”张朝阳无比感慨地说，那个时候美国的风险投资人根本不相信远在中国的创业者。

为了给投资人打电话，他在美国大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排队，他甚至尝到过被投资人赶出办公室的狼狈滋味。这个时候的张朝阳，为了拿到融资而忍受了颇多美国投资者的耍弄。“他们把我耍得团团转。”张朝阳说。

经过持续努力，张朝阳见到了MIT媒体实验室主任、《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蒂，这位风云人物在与张朝阳会谈之后答应给他的爱特信公司进行天使投资。

最终经过很长时间的接触才确定了三个比较有兴趣的投资人。

而我已经被折磨得很厉害了。可能是因为当时我很年轻，气势很强，做事情也很专注，他们三个可能就是被我眼中流露出的对成功的欲望所吸引，才给我机会。事实上，也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引荐下，我才得到了第一笔天使投资。”

1996年8月，ITC爱特信电子技术公司（北京）有限公司正式注册。10月13日，张朝阳终于在自己的账户上看到了十五万美元，这是爱特信公司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洛庞蒂和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爱德华．罗伯特，尼葛洛庞蒂的另外两万美元在1997年到位。

这笔对张朝阳来讲重要之极的投资共有二十二点五万美元，尽管最终只有十七万美元供他创业，但他终于可以开始做他想做的事了。

万泉庄园，是张朝阳创业的始发地，几乎整个1996年，他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在那里招兵买马，在那里加班熬夜。那个时候，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互联网公司，只有瑞德在线、东方网景以及当时最大的服务商瀛海威。

“瀛海威做的不是互联网，他们建了很多服务器放在房间里，让人们通过拨号上网来访问这些服务器。”张朝阳说，“他们当时使用的都不是互联网上通用的通信规程，所以应该说是一个个信息孤岛。”

拿到了钱的张朝阳终于可以开始做他想做的公司了，但是具体到做什么样的业务，怎么做，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此进行探索，做技术提供者，还是做信息提供者？

防火墙软件是他第一个想到的项目，还与以色列的公司进行过接触。他也考虑过为本地企业做一些网页设计，但最终，他决定还是先做一个网站。

“当时网站的概念并不是特别清晰。”在张朝阳的印象中，1996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花了两万元人民币“攒”了一台服务器，并把这台服务器放到了北京电信（现在是北京网通）刚刚建成的主干网上——这是中国的第一台商业服务器托管，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商业网站。

至于这个网站开通后在上面放些什么内容，用张朝阳的话说，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探索”。

◆生存

当时张朝阳的股东之一尼葛洛庞蒂还投资了美国的另一家互联网网站“热连线”。正是热连线最初发明了网络广告的商业模式。

这也给张朝阳带来了很大启发，他去美国拜访了热连线。当时的热连线雇用了大量记者去采写新闻，他们写了大量高质量的短文章，图片新颖，报道方式也与当时的报纸杂志不同，特别适合数字化时代人们的阅读习惯，流量非常大。

但经过了短暂的合作后张朝阳发现，这种运作模式的成本非常巨大，用张朝阳的话说“简直是劳民伤财”。在张朝阳看来，这样的成本支出根本不是爱特信这样的新兴公司所能承受的。

张朝阳开始思索，是自己在网站上做内容，还是建立一些链接，让访问者能够借此看到更多信息？

此时的中国互联网界，例如东方网景、瑞德在线等等一些小网站已经有了一些服务性的介绍，张朝阳尝试着将这些内容用超链接的方式列在自己网站的一个栏目里，居然收到了出其不意的良好效果。

“很多人都去看，这样我就不用做内容了，直接罗列。”张朝阳很兴奋，这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本质——超链接，“事实上，互联网之所以能够迅速膨胀，就是靠了超链接。”

这个尝试只是个开始，它让张朝阳尝到了不用做内容的甜头。很快，爱特信的网站上就开始彻底放弃做内容，整体转向到超链接上。那个时候，张朝阳的公司已经发展到十二个人，每天首页上放什么新闻都要开编辑会来决定。

这些链接在当时的爱特信上也有个自己的名字“赛博空间”，后来改名为“指南针”，链接的流量已经越来越大，链接上开始有了各种内容，包括新华社的新闻，张朝阳开始为这个至关重要的链接栏目重新规划名字。

“那个时候上爱特信的网民直接看到的就是超链接这个频道。”张朝阳说，他们接着又找到了“souhoo。cn。”这个域名，那个时候还没有“。”域名。

与此同时，杨致远的雅虎开始火暴美国，张朝阳又开始借鉴雅虎的分类加导航模式，爱特信的名字终于从曾经用过的“搜乎”辗转变为了后来的“搜狐”。

从服务器托管到建立网站的概念，张朝阳一路走来摸索前行，从偏离热连线原创模式到确立超链接、导航模式，爱特信的尝试几经周折。

但这些对于张朝阳来讲，都不算是创业的最难时刻，真正让他刻骨铭心的，是他的第二轮融资。这次融资让他终于感受到了资本的力量和融资对于一个企业发展的深刻影响。

◆华尔街的脸色

如果说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多少是基于对张朝阳个人的信任以及私交的话，那么第二次融资则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帮忙。对张朝阳来讲，这次融资的过程几经起伏，这次融资的经历铭心刻骨。

“第二次融资比第一次更为艰苦，花费了我大量时间，而且公司内部没有人能帮得上我，没有人知道我在于什么。”张朝阳回忆说。1996年拿到的第一笔投资二十二点五万美元（实际十七万美元），到了1997年9月已经消耗大半，张朝阳又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融资之旅。

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成为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概念。在美国只有网景公司上市，雅虎尚未上市，投资人更不相信一个中国的网络公司能够取得什么成功。

在张朝阳的印象中，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几乎没有投资人愿意听他的计划。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这个中国创业者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在罗伯特和尼葛洛庞蒂的引荐下，张朝阳自费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

他先在加州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用绿卡租了辆车，然后用了两天时间不停地打电话与这几位可能改变他的公司命运的人约定见面时间。

1997年的9月11日让张朝阳终生难忘，他至今为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出来的能力而骄傲——在这一天中他马不停蹄地见了四个风险投资人，并且有两个答应了给他投资。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他应该在早上九点先去见英特尔投资公司的人，接着是十二点与世纪投资的负责人会谈，下午三点是软银，下午五点则是后来给王志东投资的亿万富翁罗宾逊斯蒂文。前三位投资人都在硅谷附近，而最后一位则在旧金山。

为了充分利用分分秒秒，头一天晚上张朝阳利用雅虎地图已经把路线搞清，准备第二天飞车去会这四位超级富翁。

“谁知道第一个与英特尔的会面就被推后了半个小时，虽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面，但当会面结束时，已经十二点了。我匆匆在麦当劳买了食物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吃，赶往世纪投资。”张朝阳谈起这段往事十分兴奋，他甚至从办公室的柜子里翻出了1997年的工作本，指着上面的时间标志说：“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因为每个投资人都是重要的，每个都不能错过。”

当张朝阳见完前三位投资人的时候，时间已经晚了，再加上那天赶上旧金山的地铁罢工，所有的车都在地面上爬行，严重的堵车迫使张朝阳勉强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