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1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敕焦淠弧Ｋ洳皇呛鹤迦耍从泻苌詈竦暮河镂难扪凰男愿窭诼洌簧攵铣鞘形幕忻芮泄叵担枷牖钤荆凰淙蛔龉倨木茫谛闹懈敢庾鲆桓鍪耍孕词浅Ｓ眯模运芄辉谑璐醋魃先〉孟嗟备叩某删汀Ｈ钾莸氖獠南嗟惫惴海盘濉⒙墒⒕涓髦中问蕉加兴ぃ绺褚捕嘀侄嘌Ｌ乇鹗撬氖栌镅裕壬钕赣至鞒朴谑闱椋缘貌帕艹湓！�
萨都剌一生游历甚广，许多纪游写景诗令人喜爱，如《过赞善庵》：
夕阳欲下行人少，落叶萧萧路不分。修竹万竿秋影乱，山风吹作满山云。
这种轻快流丽、情感舒张的格调，与中期“四家”特别是以虞集为代表的典雅工稳的艺术风格已有区别。而与元中期诗歌差异更大的，是一些情感表现很大胆、色彩秾丽的关于男女爱情的作品，如《游西湖六首》之四：
惜春曾向湖船宿，酒渴吴姬夜破橙。蓦听郎君呼小字，转头含笑背银灯。
写出一个活泼的生活场景，有散曲那种轻灵的味道。再看下面一首《杨妃病齿图》：
沉香亭北春昼长，海棠睡起扶残妆。清歌妙舞一时静，燕语莺啼愁断肠。朱唇半启榴房破，胭脂红注珍珠颗。一点春寒入瓠犀，雪色鲛绡湿香唾。九华帐里薰兰烟，玉肱曲枕珊瑚偏。金钗半脱翠蛾敛，龙髯天子空垂涎。妾身日侍君王侧，别有闲愁许谁测！断肠塞上锦倗儿，万恨千愁言不得。成都遥进新荔支，金盘紫凤甘如饴。红尘一骑不成笑，病中风味心自知。君不闻延秋门，一齿作楚藏病根。又不闻马嵬坡，一身溅血未足多。渔阳指日鼙鼓动，始觉开元天下痛。云台不见汉功臣，三十六牙何足用！明眸皓齿今已矣，风流何处三郎李？
这首诗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关于杨妃与安禄山有染的传说，习惯上是通俗的市井文艺形式才会采用的材料（如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白朴《梧桐雨》杂剧），而萨都剌把它写进了一向被认为是严肃的诗歌中来；（二）此诗自“君不闻”以上，不但写杨妃的美貌笔法铺张而大胆，而且对她与安禄山的私相爱慕表示同情（“塞上锦倗儿”指安禄山），这种与传统伦理纲常直接冲突的内容，实际表现了对非礼的生活情感的一种认可；（三）诗中的语言，色彩艳丽，想象丰富，可以看出受李贺诗的影响，但不同的是：此诗以暖色调为主，而不像李贺诗的所谓“冷艳”，因而更能反映情绪的活跃，表现出世俗化的情调。
萨都剌是虞集的门生。虞集曾赠诗给他说“忽见新诗实失惊”（《与萨都拉进士》），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诗风的变化。
另外，萨都剌也是元代重要的词人，他的《百字令·登石头城》、《满江红·金陵怀古》气象高远，情调苍凉而不失豪迈旷达，是历来传诵之作。
给元后期诗歌带来更大变化的是杨维桢。他不仅本人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表述，同时还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群体。他自称“铁雅派”（《一沤集序》），又说：“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可传集序》）又宋濂为他写的墓志铭说：“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这样，自然影响更大。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有铁崖、铁笛道人、东维子等数十个名号。诸暨（今属浙江）人。泰定四年（1327）中乙榜进士，授天台县尹，降为钱清盐场司令，后为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晚年隐居于松江。明初应召至南京，纂修礼乐书，不久归里。有《铁崖古乐府》、《东维子文集》等。
杨维桢性格狷直，行为放达，导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为意。他的思想比较复杂，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传统的“异端”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价值范畴。他说：“尧舜与许由虽异，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铭·序》）意谓尧舜为圣人，许由作隐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们的选择并无高下善恶之分。《赠栉工王辅序》一文表达了同样思想，认为无论是医卜工贾，还是公卿大吏，谋生方式各异，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谓“耕虽不一，其为不耕之耕则一也”。他希望栉工王辅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样，大家都是为了吃饭，尽管方式不同，其间没有贵贱的区别。强调“自然”，当然和《庄子》有关系，但在杨维桢这里，已经全然没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识，而是用相当平淡的态度来看待人们在社会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杨维桢的文学主张，正是从这种自然观出发，要求文学真实地表达各人的自然之性。他说：
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李仲虞诗序》）
人各有志有言，以为诗，非迹人以得之者也。（（张北山和陶集序》）
按照正统的儒家理论，诗虽“发乎情”，却必须“止乎礼义”；
就是元中期的诗人，也还强调诗应表现“性情之正”。而杨维桢把这一前提取消了，使得“性情”能够更大胆自由地流露。
从这一点来说，他开了明代“性灵派”的先河。
和中期四家偏爱平稳、工整、典雅的律诗相反，杨维桢的“铁崖体”以自由奔放的古乐府为主要体式，这本身就标志了诗风的变化。此外，杨维桢也善于写七绝体的竹枝词、宫词、香奁诗等。在广义上，这也是“古乐府”的一种，只是其语言更为轻灵。
杨维桢的古乐府兼取汉魏、六朝、李白、李贺，在理论上明确标榜“复古”。但杨维桢提倡的“复古”，却反对模拟，主张“贵袭势，不袭其辞”（《大数谣》吴复注引），也就是通过学习古诗的体势来抒发个人独特的、新鲜的情怀。所以，他的“古乐府”并不与古人雷同。试以《五湖游》为例：
鸱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楼。桃花春水连天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沤。道人谪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虬。东扶海日红桑樛，海风约住吴王洲。吴王洲前校水战，水犀十万如浮鸥。水声一夜入台沼，麋鹿已天台上游。歌吴歈，舞吴钩，招鸱夷兮狎阳侯。楼船不须到蓬丘，西施郑旦坐两头。道人卧舟吹铁笛，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几弈；东方生，桃几偷。精卫塞海成瓯窭，海荡邙山漂髑髅，胡为不饮成春愁？
它有李贺式的跳跃的思维与怪诞的词汇，却没有李贺的阴冷与凝重；有李白游仙诗的奇想联翩与奔畅的语势，却没有李白的愤世嫉俗、远离凡尘的情绪。在诗中，诗人自我的精神形象，化为一个超越时空的“谪仙”，逍遥于仙境与尘世，纵览古今，赏玩历史与自然的变迁，而又始终不失去凡俗的享乐。
自我精神的恣肆飞扬和赞美世俗享乐，构成了杨维桢诗内涵的两个基本特点。前者在《大人词》中表现得更为直露和集中。这诗取意于阮籍的《大人先生传》，但从一开头“有大人，曰铁牛”，就用自我取代了阮籍笔下实属虚无缥缈的“大人先生”。诗人自我的精神形象，亘贯古今，驰鹜八极，与天地自然相始终，“天地不能子，王公不能俦”。这种自我形象，带有一种粗豪气息，具有蔑视现世权威的反抗精神。关于后者，再举《城西美人歌》为例证：
长城嬉春春半强，杏花满城散余香。城西美人恋春阳，引客五马青丝缰。美人有似真珠浆，和气解消冰炭肠。前朝丞相灵山堂，双双石郎立道傍。当时门前走犬马，今日丘垄登牛羊。美人兮美人，舞燕燕，歌莺莺，蜻蜓蛱蝶争飞扬。城东老人为我开锦障，金盘荐我生槟榔。
美人兮美人，吹玉笛，弹红桑，为我再进黄金觞。旧时美人已黄土，莫惜秉烛添红妆。
诗中讴歌城市生活的斑澜色彩和快乐情调，气氛热烈，情绪力度很强，没有文士们常有的高雅或悲观。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杨维桢诗的上述两大特点，反映了对个人权利的肯定和个人生命意欲的张扬，体现着东南沿海地区文化形态的特征。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杨维桢诗的审美情趣也和前人有很大不同，他喜欢歌咏强健有力的生命状态。譬如说，过去诗中的“美女”，大抵给人以纤弱、慵懒、哀怨、娇贵之类的感觉，杨维桢诗中也有数十处写到“美人”，却大多体态矫健，充满活力。像“美人凌空蹑飞步，步上山头小真墓”（《花游曲》）；“崔家姊妹双燕子，踏青小靴红鹤嘴”（《崔小燕嫁辞》）；“羿家奔娥太轻脱，须臾踏破莲花瓣”（《修月匠歌》）
等等，都以强烈的动势，显示人物的内在生命激情与活力。还有“阿瞒娇娘太轻劣”（《屏风谣》），“就中小姊最娇强”（《丽人行》），“东家女伴太娇劣”（《续奁集二十咏·甘睡》）
之类、“轻劣”、“娇强”、“娇劣”和前面的“轻脱”一样，都是以女性的活泼甚至放肆为美，这在过去的诗中是很难看到的。再看下面两首诗：
齐云楼外红络索，是谁飞下云中仙？刚风吵起望不极，一对金莲倒插天。（《续奁集二十咏·秋千》）
鹿头湖船唱赧郎，船头不宿野鸳鸯。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西湖竹枝歌九首》之二）
前一首，女子荡秋千，在前人笔下多是“隔墙送过秋千影”这样隐约的写法，而杨维桢却尽力写出其恣狂的情状；后一首则写出女子豪爽热烈的情感，她们都不再是温柔而娇弱的。
杨维桢诗的审美情趣，违背诗歌传统的“雅正”要求，而与元代小说、戏剧、散曲等市井文艺的艺术趣味相通。胡应麟《诗薮》批评杨维桢诗“视前人瑰崛过之，雅正则远”，又说杨氏《香奁八咏》“是曲子语约束入诗耳。句稍参差，便落王实甫、关汉卿”。他的眼光很敏锐。从具体的方面来说，像前面引到的用以形容女性的“轻脱”、“轻劣”、“娇强”、“娇劣”一类语汇，在元散曲特别是乔吉的作品中有很多相似的用法。而最明显的是《续奁集二十咏》，用一组诗写一个自订私约、自主婚姻的少女形象，颇有《西厢记》的味道。就从《相见》、《相思》、《的信》、《私会》这些标题来看，就很有情节性，既像是散曲的组曲，又像是杂剧的改写。不仅如此，从总体上说，杨维桢诗的恣张的情感表现，也是与元代市井文艺相通的。所以说，他的诗既号称“复古”，又很重视“顺今”。
一部分古乐府诗写得过分古奥和怪怪奇奇，以致很难读懂，是杨维桢诗的一个弊病。但总的说来，他的诗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在新的历史状态中有力的新趋向，这是其真价值所在。它在元末东南沿海地区引起强烈的反响，受到广泛的欢迎，是有着深刻历史原因的。
顾瑛（1310—1369）字仲瑛，别名阿瑛，昆山（今属江苏）人。是个富商兼儒者。早年经营产业，遂成为吴中巨富。
后建构以“玉山草堂”为主的园林群体，“日夜与高人俊流，置酒赋诗，觞咏倡和”（《列朝诗集小传》）。他所编辑的《玉山名胜集》记载了当时玉山草堂中文士宴集的盛况，《四库提要》赞为“文采风流，照映一世”。文人雅集，向来是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化现象，玉山草堂中的集会，则反映了商人阶层在获得财富以后对文化价值的追求。
作为一个儒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