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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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现象是：汉代虽然出现了以文学为事业的文人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在西汉时期，这些文人作为“言语侍从之臣”（班固《两都赋序》），追随皇帝左右，以皇帝感兴趣的材料制作辞赋以取悦之，人格上缺乏独立性。他们也为此深感痛苦。如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偶”，“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汉书》本传）。东方朔也自知他这样的人“应似俳优”（《汉书》本传）。就是辞赋大家，汉武帝误以为古人而“恨不同时”的司马相如，也并不以文人为荣。他的人生理想，还是要作一个政治家或儒学学者。他羡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改名“相如”，可见一斑。晚年司马相如因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称病离开了宫廷。
总而言之，对文学价值更高的重视和更深刻的认识，文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还要等到魏晋时代才出现。
汉代文学又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在大一统的局面下，出现了普及于全国的文学样式，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的文学网络。这一点截然不同于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并在后世得到长期延续的现象。
先秦时代的政治局面，是诸侯分封，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因而在文化上，也存在多元的地方文化圈。《诗经》有王畿的“雅”与地方的“风”之区别，“风”又有十五国风；
《诗经》全体又与楚辞构成南北文学的区别，等等。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首先为全国性的文学交流准备了条件。汉以后，地方性的文学样式渐渐消歇，代之以全国性的文学样式。以汉赋为例，西汉前期的辞赋，尚带楚辞所特有的南方色彩；中期以后的辞赋，则已吸收了先秦时代南北文学中的多种成分，如《诗经》的四言句式，楚辞的华丽表现，战国诸子散文的论辩色彩和夸张渲染的手法等等，成为全国性的文学样式。至于汉代才出现的五言诗，也不是在一个地方文化圈里形成的。虽然我们对五言诗如何萌发的情况尚不够清楚，但至少可以说，当它成熟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性的文学样式了。
上述现象又同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文学网络的存在直接相关。先秦时代多元性的地方文化圈，虽相互影响，但却是平行的存在。在汉这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政治中心自然成为文化中心；它同地方文化不再是平行关系，而是统驭关系。文学风尚的传播，以京师（尤其宫廷）为中心向地方扩散，同时地方也向中央反馈。这情形犹如东汉童谣所唱的：“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譬如汉代诗歌演进为整齐的五言形式，自然不可能是全国齐步一致，这一种苗头，也许在京城首先出现，也可能首先在某个地方出现，但必定是经过中央乐府机构的采纳，才能散播到全国去。
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汉代文人具有宏大的视野，因而产生宏大的作品，这也是汉代文学值得注意的特点。像司马迁那种在全国范围内的漫游，颇有一种象征意味。他所面对的，不是彼此对立的许多诸侯国，而是一个广阔而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必须从巨大的时空意识出发，才能给以完整的描述，于是就孕育了规模空前、包罗万象的《史记》。《史记》在今天看来，是一部从“五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但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实际是一部人类史、世界史。作者已经把他能够认识到的全部时空内容包举无遗。当我们跟随司马迁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全世界的上下几千年历史上漫游，观察从帝王至平民的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时，我们也不能不被那广阔的历史场景和深邃的历史意识所震撼。固然，中国后来的历史大部分是统一的，某些朝代的版图比汉代还大，但后人已经缺乏汉代人那种第一次征服世界的新鲜感和恢宏气度（短暂的秦王朝，只能视为汉王朝的前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样的宏愿，必须司马迁这样的天才方能实现。但其中所包含的巨大时空意识，却又是时代的产物。所以，汉赋虽然在今天看来颇觉板滞，手法也似乎幼稚，但那种“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那种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地观览世界的目光，那种用尽一切辞汇陈述林林总总的事物、形形色色的景象的欲望，却正是与《史记》同样的时代意识的产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汉代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样式，为后世文学奠定了重要基础。以前我们说过，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其影响极其深远，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后世通行的各种具有特殊语言形态和特殊写作要求的文体，基本上不是在先秦成立的。四言诗和典型的“骚体”，在后世一直有人写，但并不通行。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是自由的格式。而上面所说的那一类文体，有很多产生于汉代。就这一点而言，汉代文学也是值得注意的。
汉代形成了五言诗，并于东汉中后期开始在文人中流行。这种诗体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唐以后又与七言诗并列，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基本样式。并且，七言诗也是在汉代就开始孕育，只是尚未成熟。
汉代在楚辞的基础上吸收先秦其他文学的成分，形成了新型的辞赋。此后直到清末，尽管发生过许多变化，如有大赋、小赋、骈赋、律赋等，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始终存在；其语言整饬华丽及重铺陈的特征，大体也是贯穿始终。汉代辞赋中的还有一些特殊分支，如“七”体、答难、诙谐嘲戏文等，也常被当作单独的文体看待。因为它们在写作上具有不同于一般辞赋的要求。
在辞赋的推动下，汉代还出现了各种四言韵文样式，如颂、连珠、赞、箴、铭、碑铭、吊文、哀辞、诔等，在后代大都仍属于流行的文体，产生过大量的作品。
对汉代以政论为主的实用性散文，考虑到早期文学的特殊情况和它对后代文学发展的广泛影响，我们仍将它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来介绍。由于汉代文人将在辞赋中磨炼成的修辞技巧运用于散文，推进了散文的修辞化，到东汉后期，已经出现骈偶相当工整的文章。及至魏晋，正式发展为骈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精致的美文形式，从魏晋到唐代风靡了数百年。后来虽说遭到唐宋古文运动的打击，但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终究是不可否认的。
近人刘师培说：“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中国中古文学史》）指出了汉代文学这方面的成就。应该注意到，文体的发展，本身也是文学史发展的重要内涵。
第一章 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诗赋与散文
在文学演进的意义上，我们把自汉高祖元年（前２０６）至汉景帝后元三年（前１４１）六、七十年，划为西汉前期；把自汉武帝建元元年（前１４０）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前４９）九十年，划为西汉中期。这两个时期的以诗赋及散文为中心的文学，既密切连贯，又各具特点。
大致说来，西汉前期的文学，一方面继承了先秦文学的旧传统，一方面又开创着汉代文学的新生面。由于西汉开国君臣多为楚人，而分封于南方的诸侯又多爱楚辞，所以原来楚国的文学样式——楚辞和楚歌，兴盛一时。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分封了不少诸侯王国，战国游士之风仍有存在的条件，因而继续产生着纵横风格的散文。——以上可以说是继承旧传统的方面。但是，中央集权的局面和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毕竟已经形成，战国时期多元化的区域文学，也在全国范围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孕育着统一的文学样式。这样，在楚辞的母胎里开始孕育了汉赋，在楚歌的母胎里开始孕育了五言诗的雏形；在战国纵横家风格的散文继续产生的同时，具有恢宏气度的论述天下政事之得失的汉代政论散文也在兴起。而且，诸侯王宫廷中的游士，渐渐转化为宫廷文人。——以上可以说是开创新生面的方面。
汉武帝的即位，标志着西汉王朝极盛时代的到来，也标志着西汉文学高峰的出现。在前期仅流行于南方诸侯国的辞赋，由于武帝的提倡而进入中央朝廷，继而流播全国，成为通行的文学样式。这时作赋的人数显著增多，并出现了司马相如这样杰出的作家和《子虚赋》、《上林赋》这样典型的汉代大赋。散文方面，出现了《史记》这样的宏伟巨著。同时，在单篇文章中，由于辞赋的影响而导致散文的修辞化，又由于政治的影响而导致散文的经术化。诗歌方面，沿着前朝诗歌所走的道路继续前进，除了五言诗，七言诗也开始萌芽。同时，新兴的乐府诗开始显示出其重要性。在中央宫廷中，完全不同于战国游士的、纯粹以文学为业的文人群开始出现。由于西汉中期实现了彻底的中央集权制与思想统一，国力又蒸蒸日上，所以这时期的文学呈现出宏伟的气势和巨大的美感。但同时，战国以来士人的思想自由和政治上进行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也彻底消失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们一面为强大帝国而感到兴奋，一面又深深感受到受压抑的悲哀。散文的经术化，也已经显示了经学对文学的强有力抑制，预示了一个低谷时期将要到来。
第一节 楚歌的流行与早期的五、七言诗
楚人是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随着楚人占据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用楚地方言歌唱、楚地音乐伴奏的楚歌，也就成为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最流行的歌谣。《诗经》借着古老经典的身份，为士人所普遍诵习，但那种四言诗体的写作不见兴旺，今传只有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等呆板的模拟之作。而楚歌则由形形色色的风云人物，以随意而活泼的形式，伤感而富于激情的调子，咏唱着新时代的心声。
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项羽的《垓下歌》——虽然他是汉王朝的失败的对手。那是在汉五年（前２０２），项羽被刘邦的各路大军围困于垓下，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对着他心爱的美人虞姬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支歌和“霸王别姬”的故事，常被作一种爱情意义上的解释，但这是不充分的。在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的时代，一个权势人物遭受失败的最明确最严酷的标志，是他的女人将作为财产为胜利者所占有并重新分配。倘若虞姬不自杀，那就是她的未来。对项羽这位曾经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英雄来说，虞姬这个活生生的人物，以最刺激感情的方式，显示着他在短短几年内登上成功的绝顶而主宰天下，复又坠落失败的深渊而不能保护一个心爱的女人，如此急剧的变迁。他愈是对个人的能力保持骄傲和自信，就愈是感觉到在历史与命运的巨大压迫下，个人的渺小和无力。这种关于个人的自主欲望与外界控制力量——所谓“命运”——相互冲突的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在先秦诗歌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自《垓下歌》以后，汉代诗歌中充满了这样的感叹，并且在汉末魏晋间达到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