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到皇帝:刘备的奋斗-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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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成王败寇。弱者被强者取代,这是乱世的无情铁律,任谁都无法改变。
就这样,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益州长达二十六年的“二牧政权”宣告终结,刘备入主成都,成为新一轮的益州之主。
回想当年当阳惨败,刘备领着一众残兵败将,惶惶如丧家之犬,几乎性命不保,没想到六年之后,他已成为南方两大州、数百万黎民的最高统治者,十余万大军的统帅,与曹操、孙权鼎足而立。人生的波谲云诡,莫过于此。
正所谓“赢要冲,输要缩”,已经五十三岁的刘备,自然不会在这里停下脚步,他将乘着这股上升的气流,挑战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敌人,迎接那前所未有的荣光。
第八回 登上帝位
鸡犬升天
围城,是人类所能创造规模最大、最残酷的炼狱,除了城内的守军和居民备受压力与煎熬外,围攻的士兵同样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被驱策着日复一日扑向那座高耸的堡垒,看着身旁的战友被利箭射穿胸膛,被石头砸破脑袋,或是被滚油烫成畸形的怪物,而且,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一天、十天、一个月、一年……被血肉浸泡得泥泞不堪的壕沟与尸体的腐臭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活着的人每一步都会踩过曾是战友的骸骨,但堡垒依旧在那里坚挺,城上依旧是那伙残酷的守军,或者说,凶手。
正因为围城的巨大伤亡与压力,当城池被攻陷之后,屠城也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基层士兵不可能在一瞬间将城中的老百姓由敌人变成朋友。对士兵们而言,城里的人都是凶手,杀光所有男人,强暴所有女人,抢夺他们财物,不只是历经炼狱后所应得的报酬,更是为之前牺牲的战友实现正义。谁阻止屠城,就是伪善,就是敌人,即便是他们所效忠的领袖。
说了这么多,笔者并不是想为屠城者开脱,他们是恶魔,是刽子手,是变态杀人狂,这没错,但他们同时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过,也有一些人屠城不是为了复仇和震慑,纯粹是残暴、变态的心理在作祟,日军屠南京便属此列。
基于上述原因,经历过围城,却能避免被屠戮,成都的百姓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纵观历史,成都是被屠过最多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公元214年政权易主时,刘备的军队并没有太大的战损,这也就免去了一场惨烈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血腥冲突。然而即便是这样,刘备仍然得用一定程度的掠夺来满足他的荆州军团。
早在发兵攻刘璋时,刘备便告诉他的士兵:“一旦大事抵定,成都府库中的财货随便你们去拿,我不会干涉。”
于是,一场掠夺便开始了。
这或许也是这些士兵在三年间战无不胜的原因之一。
攻下成都后,刘备首先大开庆功宴慰劳士兵。但将士们可不是吃吃喝喝就能够打发的,他们记着主公先前的承诺,简单的吃喝之后,便开始搜刮成都官库内的财宝,而刘备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搬。
甚至刘备还想将成都内外的田产赏赐给将士们,但这种行为被赵云所劝阻。赵云很务实地告诉刘备:“现在天下未定,将不动产分给军人,只会让他们思想懈怠,整天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以后的仗就没法打了。不如发还给蜀中百姓,让他们耕作,再向他们收税,既有收入,又可起到稳定民心的效果。”
刘备虽不善于内政,却也不是傻子,他采纳了赵云的建议,收回了之前的命令。
刘备对基层将士都如此慷慨,对待那些高级干部当然就更大方了。
四大功臣首先出列:诸葛亮、法正、张飞以及关羽被授的赏赐最高,各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单以黄金而言,每盎司黄金约为二十八点三四五九克,东汉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二百五十克,以此换算,单这四位的五百斤黄金就相当于三百九十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两千六百多万(一美元折合六点八元人民币),而且显然这些赏赐是不用缴税的,比买彩票合适多了。
至于其他有功者也依其功劳,赏赐多寡不一。
分完奖金,再分权。
和所有的征服集团一样,最醒目的位置总是要留给叛徒。
蜀奸一号法正贡献最大,升任扬武将军,领蜀郡太守,掌管益州最精华地区,成为“外统京畿,内为谋主”的一号人物。
蜀奸二号孟达被拜为荆州宜都太守,镇守荆益要冲。
蜀奸三号吴懿被拜为讨逆将军,而且在法正的怂恿下,刘备还娶了吴懿的妹妹(此女之前曾嫁给刘瑁,此时刘瑁已死多年),也就是后来蜀汉的穆皇后。
另外还有一位可归为蜀奸之列的彭羕。他是广汉本地人,原本不受刘璋重用,在刘备起兵后通过庞统介绍进入刘备阵营,负责文宣和统战之类的工作,现在刘备自领益州牧,就以彭羕为治中从事,为州府副座。
不过,蜀奸们的地位虽然抢眼,但军政实权仍握在刘备的老班底手中,尤其是荆州集团。
诸葛亮从军师中郎将的位置跨了一步,成为军师将军,刘备让他“署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刘备幕府之下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
巴蜀北部防御的重责大任则分别交给霍峻和张飞。刘备将广汉郡北部分割出来成立了梓潼郡,由霍峻任梓潼太守,续守葭萌。张飞则取代了庞羲,成为巴西太守,准备面对纷乱的大巴山区(庞羲应该早就投降了刘备,却只担任营司马一个小职)。
另外,黄忠被封为讨虏将军,赵云被封为翊军将军,刘封被封为副军中郎将。原本只是一等兵的魏延,则如同坐上直升机一般,一口气升到了牙门将军,成为蜀军中最炙手可热的军事明星。
刘备的老班底糜竺、孙乾、简雍也各拜为将军。另外三蜀中的广汉郡太守一职,则交给了一个叫夏侯纂的旧部。关于这个夏侯纂,其背景不详,但从他和秦宓交往频繁这一点来看,应该不是蜀人。
除了以上两类功臣之外,还有一类人在刘备集团获得了跳跃性的发展。这类人可以被定义为东州集团,但笔者认为,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旅蜀荆州人”。
由于刘焉家族本身就出自荆州江夏,因此吸引了许多荆州人士入蜀仕官。这些旅蜀荆州人一方面熟知巴蜀民情,另一方面又能够和荆州统治集团沟通,于是便成为了刘备和巴蜀本地最好的桥梁。
这其中最受重用的便是蜀奸四号李严,他拿到了犍为太守这一重要位置,另拜兴业将军。
另外一位是董和,他是南郡人,原本任益州太守(益州郡和益州是两码事,益州郡大约在今天云南一带,后改名为建宁郡),刘备将他升为掌军中郎将,和诸葛亮共同管理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小内阁成员。董和他的儿子董允在后来的蜀汉政权中也备受重用,名列“四相”之一。
除此之外,费观、费祎、邓芝、王连、吕乂等旅蜀荆州人,也备受刘备与之后蜀汉政府的重用。
最后,便轮到那位被曹操忽悠得很惨的刘巴老兄了。此人入蜀才短短几年,应该还进入不了“旅蜀荆州人”小圈子的核心,但他超强的名声却让刘备迷惑,于是刘备便让他担任左将军府西曹掾,主管幕府的人事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
相较于以上三类人马,益州本地人的待遇可就差得远了,相对来说算得上显赫升迁的只有黄权和张裔。黄权之前被刘璋外放到广汉当县长,现在刘备将他小升为偏将军,和张飞共守巴西要塞。张裔则被任为巴郡太守。
正所谓“豫州入川,荆楚人贵”,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这个由新旧荆州人所控制的新成都小朝廷便正式挂牌营业了,它将统治益州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虽然益州本地人在之后蜀汉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但政府实权却始终掌握在荆州人手中,这与东吴政权的“江东化”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样的“省籍问题”,是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单就目前而言,这种“外主内辅”的政权结构,也必然会引起益州豪族的反抗,更何况刘备入蜀之初,还遇到了一些财政问题。
孔明治术
之前刘备允许士兵掠夺成都府库,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态的激励措施,反正官库也不是我家的私库,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此并没有太多怨言,但搬完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
刘备对此深感烦恼,向新成立的智囊团征询意见,刘巴大概是想将功折罪,便告诉刘备:“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发行1∶100的货币,同时平抑物价,派官员监管市场,这样就搞定了。”
刘备一拍脑袋:“我咋就没想到呢?”于是欣然接受了刘巴开出的这剂“特效药”,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新钱一元等于旧钱一百元。没过多久,成都府库果然又再度充实了起来。
“金融学家”刘巴的建议是以课“铸币税”(Seigniorage)的方法支持财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直接印钞票向市场买东西,在忽略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想印多少就有多少。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金属的成分,并不像纸币可以无限制发行。换句话说,刘巴是借由虚增面额,达到铸币税的效果。
现代经济学课本告诉我们,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之前董卓也曾搞过这一套,他发行相当于五铢钱重量六分之一的小钱(就是一元新钱等于六元旧钱),结果导致北方物价飙涨,最后货币不能使用,倒退回以物易物的体制,直到魏明帝后,才重新恢复五铢钱的制度。
“直百五铢”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但刘巴显然比董卓更有经济学概念,在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又进行“平抑物价”与“市场控制”这两项配套措施,以冲抵铸币税造成的通货膨胀。
从现有的史料上,我们不大看得出刘巴是如何“平抑物价”的,或许当时成都府库虽然没钱,但粮草充足,因此在发行直百五铢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官粮,以此来缓和粮价上涨的压力。至于“市场控制”,可能因为成都市场规模比较小,配合诸葛亮的强力执法,使得物价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总而言之,从历史记录上来看,刘巴的政策除了“府库充实”外,似乎并没有太多正面的效果,当然也没什么负面效果,或者说负面效果不明显。
由于笔者是自由经济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对于刘巴经济管制的成效,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刘备之所以要充实府库,主要是为了支持他庞大的军事开支,或许在刘巴的主持下,通货膨胀的情况较为温和,但对于长久生活在富足、低物价环境中的益州人民来说,这样的改变势必会造成相当的不适跟困扰,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省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荆州、汉中之役,新成都小朝廷建立初期,蜀中百姓的生活应该承受了很大压力。
然而刘备入蜀之后,巴蜀地区除了小规模骚乱以外,并没有再出现如当年贾龙、赵韪等本地实力派领导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想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到目前为止行事都很低调的人,这便是诸葛亮。
现如今某些《三国演义》的翻案者,总是喜欢贬低诸葛亮的地位,说他不得刘备信任,在集团中的地位不如法正,连“谋主”都算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