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到皇帝:刘备的奋斗-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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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张飞，赵云奉命留守，马超又不得重用，刘备这回东征，显然缺少了一个既有威望，又有经验的将领担当起统筹、领导的角色。
不过，显然这些困难仍旧无法阻挠刘备进攻荆州的决心，他自己就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宿将，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领年轻的荆州将领，好好打这一场属于荆州人的战争。
经过刘备的重新组织后，担起都督诸军重任的，是南郡人、时任领军的冯习，前部则由同是荆州人的张南负责，这二位仁兄先前的事迹均不明，只知道是随刘备从荆州入蜀，估计两人的年纪都不大，职位不高，也没什么功劳，都督诸军或都督前部这种重责大任，自然也是头一遭。
有道是“每个人总要有第一回”，但那只适用于小打小闹，像这样大规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战役，派两位“新手”上场，只能证明此刻刘备的神志，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
东征行伍中其他的荆州将领还有辅匡、傅彤、向宠（向朗的弟弟）、赵融、廖化等人，刘备让他们独立统率部队。这些将领在之前都没有可圈可点的醒目战绩，刘备或许是想利用这次作战给他们好好磨炼一下，希望可以从中提拔出一两个至少有刘封水平的统帅级人物。
参加东征的荆州人还有马良，当时他担任新帝国侍中一职，相当于国策顾问，是本次东行身份最高的文职官员。另外还有庞统的弟弟庞林，刘备让他加入黄权的部队，负责江北的作战。
除了荆州人以外，刘备还动员了巴地的将领，巴地多山，民风善战，自古有“巴将蜀相”的说法。
首先加入东征队伍的是巴将之首黄权。经过汉中之战后，他已经成为刘备最信任的巴蜀将领。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为刘备打前锋，不过刘备当然不会让这位外乡人抢走荆州人的风头，便让他当镇北将军，率军从江北进军，防御北方的魏军。
随军出征的还有巴郡阆中人程畿。在刘璋时代，他曾担任汉昌县长，手握精锐的板循佣兵，是一个性格硬朗的悍将。另外一位非荆州籍的将领是吴班，他是吴懿的族弟，北方陈留人，细算起来也算是刘备的小舅子（或大舅哥），率领水军，担任全军前锋。
弃黄权而不用，却让自己的亲戚、同样非荆州籍的吴班担任前锋，刘备的私心可见一斑。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的复仇大军正式从江州开拔，沿长江直指荆州而来。荆州各兵团士气昂扬，打从入蜀以来，已经十年未尝一败，他们早已不是当年刘表麾下的那支仪仗队，这次面对江东水贼，荆州人要让他们把不该吃的吐出来，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然而他们不知道，对于大多数的荆州将领及士兵而言，这次东征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战。
刘备亦然。
外交艺术
面对刘备的复仇东征，孙权很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公元220年，刘备称帝前后，孙权便将首都由东方的建业搬到江夏的鄂县，改名为武昌，使东吴中央有更多余力照料新征服的荆州。
当时吕蒙已经过世，他的部队由昭武将军朱然接掌，镇守江陵，南郡太守的头衔则给了绥南将军诸葛瑾，戍守公安。江陵以西，负责防守的是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他担任宜都太守，镇守宜都、夷陵等地。宜都更西面的秭归和巫县，则另外成立固陵郡，由振威将军潘璋担任太守。
说起潘璋，此人可称得上是个怪人。他好酒好赌，且欠钱不还，每次带几千人出征，总把营区搞得乌烟瘴气，像有几万人似的。只要一有空闲，他马上开军市，结果他的部队里什么玩意儿都有。击斩关羽之后，潘璋声名大噪，接着他又合并了甘宁死后留下的部队，兵强马壮。孙权将这么一个极具侵略性的人物放在最西线，恐怕不只是为了防御，多少还有点图谋巴蜀的意味。
此外，孙权将原本在交州“只手遮天”的平戎将军步骘调上来，率领万余人镇守长沙，加强荆南的防御。
除了军事上的布局，孙权更力求在政治上深化江东对荆州的统治力。他赋予陆逊人事任免权，让他可以自由拔擢荆州人士。同时，孙权也重用前州从事、武陵人潘濬，凡荆州事务一概征求他的意见，加强施政的本土性。
军事内政兼具，刘备当然明白，孙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敌人，要想夺回荆州，光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依靠某位仁兄的帮忙。
七月，刘备的复仇大军才开离江州，马上就接到江东的议和书，老规矩，议和书是由“和平之驴”诸葛瑾执笔。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瑾提出的和平条件是：
一、送还孙夫人；
二、遣返降将（糜芳、士仁、范疆、张达）；
三、交还荆州。
罗贯中老先生之所以这么处理，无非是想告诉大家，连这么优厚的条件刘备都不答应，足见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的义薄云天。
但根据史料记载，诸葛瑾这封议和书其实只是单纯的过过嘴瘾，连“投降输一半”之类的条件都没有。诸葛瑾告诉刘备：“陛下和关羽的关系，与汉献帝的关系，哪个比较亲近？荆州一地和天下，哪个比较重要？只要审酌轻重，就会知道眼下攻打荆州，完全是个错误的决策。”
这种“伟大的废话”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刘备大概会想：“这还用说？当然是关羽和我比较亲近，我连刘协那小子长什么样儿都快忘了，亲密个屁！荆州和天下哪个重要？没有荆州哪来的天下，你小子唬人也要看对象。”
于是他将江东使者斥回，继续向东方挺进。
刘备发兵之后不久，前线便传来了好消息，两位领军将领冯习跟吴班旗开得胜，在巫县击败了江东将领李异跟刘阿，打通了长江三峡。江东军展开大撤退，一口气让出秭归等重要据点，一直退到离江陵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夷道、猇亭一线。
刘备大喜，蜀汉大军遂趁势前进，重兵进驻秭归。
从孙权主动议和到主动撤退，刘备知道，孙权也在担心那个人的反应。
那个人便是曹丕。
其实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烂账，说白了就是一场赌局，彼此之间藕断丝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蜀汉攻打东吴，曹魏不可能置身于事外，只要曹魏选择去开某一国的后门，便能够改变战局。
客观地讲，刘备的后门要比孙权牢固一些，汉中多山，有魏延和吴懿重兵把守，曹操先前又清空了武都郡，再加上曹丕即位之后，西凉羌胡叛乱无常，种种原因，使得曹魏发兵汉中的概率大幅度降低。
反观孙权，征服荆州之后，他必须面对更加广大的北方防线，打从东海岸起，曹魏的一级统帅包括臧霸、曹休、张辽、满宠、徐晃、曹仁、夏侯尚等，布满了淮河、汉水一线，如果曹丕下令动手，再加上刘备的复仇军团，恐怕孙权也只能大呼“吕蒙误我”！
刘备赌的就是这一点，以他的兵力，独立作战夺回荆州有一定难度，但如果曹丕肯在后面捅孙权一刀，孙权就算不仆街，也必定让步。
就因为这样，蜀汉的东征进行得相当缓慢，公元221年夏天巫县大捷后，刘备并没有趁胜大举进攻，反而让军队停留在秭归，他自己则坐镇第二线鱼复，整整四五个月没有动作，笔者认为，刘备就是在观望曹丕的动向。
要想争取曹丕的配合，当然不能只靠运气。早在建安二十五年初，曹操过世之时，刘备就派出了使者前往北方吊唁，企图改善蜀魏关系，为东征铺路。但这个举动“猫哭耗子”的味道太过明显，曹丕并不接受。
这种把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刘备懂得拉拢曹丕，孙权当然也会。长久以来和刘备在荆州议题上摸爬滚打，孙权比刘备更明白外交的个中三昧，在对曹丕的外交工作上，孙权找到了一个枢纽人物，他的名字叫浩周。
浩周是上党人，父祖不详，估计是士族出身，最高曾当到徐州刺史。建安二十三年襄樊大战时，他担任于禁的护军，随着于禁投降关羽，之后也一同成为东吴的俘虏。孙权看出此人的价值，因此给予他相当高规格的待遇，而浩周也就这样傻乎乎地相信了孙权是个好人，成为一连串错误的肇事者。
建安二十五年初，曹操过世，孙权派浩周回到北方，向曹丕传达自己的“赤胆忠心”，孙权表示：之前边境的军事冲突都是误会，纯属擦枪走火，希望能建立双方军事互信机制，曹魏应该坦诚相告边界军队部署的情形与目的，避免再有类似的冲突发生。
曹丕看了孙权的信，半信半疑，孙权之前背盟的记录不少，谁也不敢保证这次是真的。浩周先生就在这时派上了用场，他拍胸脯保证，孙权一定是真心投降，而且这次必定愿意将儿子孙登送来洛阳当人质。也不知道浩先生哪根筋不对，他居然还向曹丕发下毒誓：要是孙权不归降，我全家死光光。
大概就是因为浩周这种拿身家性命作保的气势，曹丕最终接受了孙权的投降。当年底，曹丕即任帝位，又派浩周出使孙权，要求孙权送交质子。
当浩周告诉孙权他是用身家性命为其担保时，孙权痛哭流涕地说：“浩兄，你用全家性命为我担保，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他的确是无话可说，但将儿子送去做人质这种蠢事却是万万不会做的。
浩周回去后，孙权前前后后又给浩周（不是给曹丕）写了好几封信，首先强调自己一定会送儿子过去，但儿子年纪太小，需要管教，稍后再说。过了一阵子又说，会派宗室重臣孙桓一起过去。又过了一阵子，说连江东元老张昭老先生也要陪同去洛阳，时间就在今年的十二月份，说得有鼻子有眼。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套很高明的催眠技巧，它让浩周和曹丕觉得整件事一直在向前发展，但其实什么都没做。
其实当时洛阳朝廷中，也有人建议曹丕应该配合刘备攻打江东，例如刘晔，他很明确地分析道：如果曹魏此时出兵江东，东吴必亡，到时蜀汉独木难支，不可能和曹魏对抗。但曹丕当时已被孙权的“催眠术”给忽悠住了，不但没想过要去开孙权的后门，甚至还反过来想要跟孙权联手，一同攻打蜀汉。
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十一月，刘备巫县大捷之后不久，“魏吴同盟”正式确立。曹丕降诏，封孙权为吴王、大将军、荆州牧、都督交州，外加至高无上的“九锡”，表明了在吴、蜀之战中，曹魏力挺东吴的态度。
当年濡须之战，曹操和孙权对阵时，见江东军阵列严谨，曾发出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公道地讲，这句话算是曹操的肺腑之言，但曹操只将刘表的儿子恶心了一把，好像忘了将自己的儿子拿出来比较一番（孙权比曹丕大四岁而已）。或许孰优孰劣曹操心知肚明，只是开不了口罢了。
这场外交大战，最终以刘备的彻底失败，孙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与曹丕成功缔结了盟约之后，孙权终于将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全副身心对付他的前妹夫刘备。
公元222年，三十九岁的陆逊被任命为大都督，率领韩当、朱然、潘璋、宋谦、徐盛、鲜于丹、孙桓等将领，约五万大军进驻猇亭。在这里，新一代的江东鳄鱼头领，将为刘备搭建一座华丽、灿烂，也是最后的战争舞台。
纸上谈兵
摆平了曹丕，江东军展开了第一次反击。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