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族档案-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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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爸爸也很想知道是不是真会有这样的事情。
有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爸爸按捺不住向彭总问起电报的事情，他的本意是想通过毛泽东的某种影响解开这个堵在心里的大疙瘩。彭总说：“我看你当时看到中央和主席的来电很紧张……”彭还未说完，毛插话说：“犯了错误，受批评，应当紧张，难道还应该轻快？”这样一来，场面僵住了，爸爸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谈话也进行不下去了。疙瘩不仅没解开，反而越结越大了。
再后就是华北座谈会。
在这个会上，彭老总受到了中央的批评，爸爸再一次吃惊地得知，百团大战这个重大的军事行动战前既未请示中央，也未请示军委，是彭德怀同志擅自决定的。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表示他事前根本不知道这一回事。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苏联和德国订了个互不侵犯条约，有一条叫做互通情报，而你连个情报也不给我通。”
这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再加上前面说的电报，都使爸爸一时对彭德怀很不满意，并在这次会议上对彭老总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这样的话自然很伤感情。
彭老总更是个性坚强的人，对于爸爸的两次顶撞自然不满意。尤其是爸爸当着毛泽东和他的那场谈话，两种方式都是他不能谅解和接受的。他曾经说：“人家有不满意毛泽东的话，罗瑞卿听不到，人家也不会让他听到，怕他听到了就会去报告。”这些话反映出成见已经很深了。
除了这些战争年代发生的事情，建国以后，又发生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情。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从此尽人皆知，包括“文革”开始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泽东还说它的要害是“罢官”，显然是跟彭德怀没完的意思。而爸爸从来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站在毛泽东一边，现在把他和彭德怀关在一起，他自然很有些伤感。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彭老总的那间病房很注意，有时在走廊里走走，会看到卫兵端饭进去又出来。我们能看到他吃得很少，有时还会从那间病房里传来吵闹声。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给爸爸读报纸，爸爸一直神不守舍，他指指彭老总病房的方向问我：“他，什么病？”我说：“听说是癌症，病得很重。”爸爸摇摇头说：“怪不得吃不下饭。”又停了一会儿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没有孩子的。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看他。”我说：“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也许根本就不许看。”听了我的话，爸爸脸上现出难过的神色来，过了好半天，才又愤愤不平地说：“死了也不准看吗？”我猜度爸爸正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重新考虑他和彭老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一辈子也没能很好相互理解的倔强的人，他们是否能在这一次的同处逆境中找到沟通的机会呢？
没有机会了，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的11月因直肠癌不治，逝世在301医院14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处一个走廊的病房里。一代名将彭德怀在这里孤独地离开人间，他病重期间一再要求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去世后，遗体被秘密火化并化名送至四川。
劫后余生的团聚，因那么多人没能够团聚而显得黯淡。庆幸之余，一种痛定思痛的气氛在我们家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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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好日子
但是我给自然的法则是禁止他永远在乐园里住下去。
——《失乐园》405页
经张爱萍同志介绍，爸爸决定到福州去治腿。福州有一位林姓祖传中医骨科医师，对于骨科的各种疾病都有一些独特的治疗办法。现在回想起来，爸爸一直到死都没有接受过自己已经丧失站立和行走能力的事实，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动了心。
当时在福州工作的一些领导同志，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李志民、福州省委书记廖志高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去。尽管上面对爸爸的出行还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什么不许称首长，不许公开身份，不许随便会见客人等等。但是当我们到达福州，见到这些叔叔的时候，从他们的眼神和搀扶爸爸的姿态里，我们看到了战友重逢之后的欣喜和对一个历经磨难仍能保持本色的老战士的崇敬。这种感情自然超越了任何规定的限制。在他们的安排下，爸爸有了一个愉快舒适的休养环境，在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身心得到了一次彻底的休息。
这是一段十分美好，令我永世难忘的时光。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认识和观察爸爸，这在我们父女的共同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些日子里，我会常常觉得爸爸离我十分遥远。六年的隔绝造成了一段空白，六年的苦难成为爸爸和所有人之间的一个鸿沟。面对这个身心疲惫的老人，我不得不小心翼翼，百倍经心，生怕在无意之中触动了他内心深处那些巨大伤痛。但是这种状态很快过去了。在那个静谧的，被高大的玉兰树和木棉树遮掩的院子里，在福州汤井巷一号那清香、润湿的空气里，在那些被翠绿的竹林环抱的池塘边，在那些青苔和落叶盖满的石子小路上，我们的心很快都舒展开来。
爸妈和我三个人在那个很大很深的院落里一点也不感到寂寞。我甚至幻想和希望我们会从此被世人遗忘。我们每日早起的互相问候，白昼里无休无止的谈话，晚间依依不舍的道别都充满了那么柔美的含义：深长的爱护、周到的体贴。我原来以为只有陷在热恋中的情人才会如此行事。
一天下午，我在离爸爸窗下不远处闲坐。透过一扇半开玻璃窗的折射，我看到他在房中读报。大约因“文革”耽误了浪漫年华，所以信不信由你，反正那天已经二十有四的我，手里不仅真的拿了一把吉他，而且曼声弹唱，做小女子状。我弹着，唱着，忽然有些不能专注，一抬头，看见爸爸已把报纸放在一边，他的眼睛望着我该在的地方（因为他实际上是无法看到我的），脸上是一副被感动的神情。我弹了许久，也唱了许久，爸爸也就那样子坐了许久，听了许久，一直到夕阳西下。我在心里祈祷时间就此停止，就此停止，让我和爸爸永远停留在这飘逸空灵的一刻吧。我忽然想到，世界上有一种或者很多种我们原来根本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美好生活方式，崇尚恬淡、亲情，崇尚内心的平静和与世无争。我怀疑在那一刻，又是我出生时睡过的那个怪箱子在作祟，在操演它的人生在世的幸福极致了。但我知道，这种东西离我们，至少是离爸爸太遥远，我们永远不可能到达那种境界。
爸爸治腿是一件太艰苦的事情。一开始，医生们也没有什么信心。但老爸却满怀希望，并且认真投入，按时治疗，按时服药，对任何医嘱都执行得不打一点折扣，最累人的是要按时锻炼。建国以后，因为毛泽东的工作习惯，爸爸他们这些人都成了晚睡晚起的人。但那段时间，爸爸是我们院子里起得最早的人。我每天都在爸爸练走的声音中醒来，那双拐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声音在我的梦中是柔和而不带有任何血腥气的。院子太大了，打扫起来很困难，很多小路上都长满了草，但爸爸每天练走的路上却寸草不生。看爸爸这样，我经常感到害怕，万一治疗不成功怎么得了！
不过后来我放心了。爸爸越走越好。先是妈妈看出来，后来我看出来，医生们也终于看出来了，因为他们的预言也不像以前那样含糊其辞，这种药物的疗效和这种锻炼方法的好处也被他们总结归纳得十分充分了。
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后天晴、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妈妈一左一右陪着爸爸在院子里练走。忽然爸爸停下脚步，对我们说：“今天我要试一试。”我们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见他先把腋下的一只拐杖递给我，又把另一只递给妈妈。我们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而大惊失色，我看见妈妈抢上去要扶他。就在这时候，爸爸满脸带着笑，清清楚楚地对我和妈妈说：“我站起来了。”我和妈妈都呆住了。待我醒过神儿来，赶紧飞身上楼，把妈妈那架老式德国120相机取来，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一直被我珍藏。至今我仍觉得这张照片上盛满爸爸的欢乐。他气韵生动地站在那里，只要屏息静听，我就听见他高兴地说：“我站起来了。”
在这一段时光里，我亲眼见到我的双亲天天相依相伴，充分享受劫后余生中的生命阳光。妈妈在秦城监狱里因乳腺癌做过一次大手术。出狱后，她曾想对爸爸隐瞒真情。但天天生活在一起，又经常去医院，又要做治疗，怎么瞒得了呢。她终于说出了真情。妈妈从未见过爸爸这样伤心，就是在上海会议期间，爸爸最痛苦的时候，也只是泪流满面。这一次，爸爸是嚎啕痛哭了。爸爸太知道在专案组手里，妈妈得了那么重的病，动了那么大的手术，要忍受多少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而且他总在心里觉得，妈妈坐监狱是因受了他的牵连之故。我由此想到，被爸爸爱是太幸福了。我也由此决心按照这种专一郑重的程度寻找我的爱情。至于找没找到，容我后表。
这时候，虽然爸爸的日常起居已经有了一位姓孙的警卫员同志照顾，但妈妈总想为他多料理一些生活上的事。爸爸总不肯让她动手，觉得她是一个更需要照顾的病人。我还听见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互相询问：昨晚睡得怎样？怎么了？为何这餐吃得这样少？妈妈去折一朵树上的花，爸爸就心惊胆战地叮嘱：“看闪了腰，看扎了眼睛。”妈妈出去回来稍晚，爸爸就会坐立不安。
这些日子里，除了与我们相处，爸爸最高兴的就是皮定均、李志民、廖志高等老同志来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我看见他们一次又一次在手掌上划三点水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又在谈江青那伙人了。有一次，我听到皮叔叔对爸爸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不幸的是，皮叔叔在1976年的一次意外的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这时候，离“四人帮”倒台只有几个月了。爸爸和我们都对皮叔叔的突然离去感到万分痛惜。我忘不了爸爸在皮司令员的灵堂里悲凄的面色。记得我当时因此产生了一种幻觉，完全不像在和平时期告别早逝的长辈，倒像在战场上告别牺牲的战友。爸爸长久地抚摸着覆盖在皮司令员骨灰盒上的党旗不肯离去。我觉得自己是在那一刻懂得了什么叫做战友情。现在皮司令员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每年清明，当我们走进骨灰堂一室时，我们就看见，皮司令员和爸爸一起在向我们微笑。我们要将两束一样的花放在他们面前。如果在我们之前已经有相同的鲜花放在那里了，我们就知道，一定是皮叔叔的夫人或者女儿来过了。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爸爸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在向毛泽东的遗体告别时，他坚持让人搀扶着，用他刚刚能够站立的双腿走过毛泽东的灵柩。他久久端详这个巨人的遗容，泣不成声。9月18日，毛泽东的葬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爸爸又在那里伤心欲绝地站立了一个多小时。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