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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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兵官。弘光时加封南安伯。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
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仙霞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黄道周的妻子蔡夫人在老家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施郎（后改名施琅，即后来领清兵攻陷台湾郑氏的那位咤叱风云的人物）当时充当偏裨，随同黄道周出征，他自称“十七岁作贼”，凭军事眼光看出依靠这样一支队伍同清朝正规军作战必败无疑。因此，他向黄道周建议，遣散队伍，只带少数经过挑选的人由小路直接进入赣州，以首席大学士督师的名义节制和调遣南赣、湖广、广东、广西等地总督、巡抚、总兵，会师进取。黄道周为人迂执，不达权变，以为自己有这么一支松松垮垮的军队总比没有好，又把自己的声望估计过高，认为所到之处必将群起响应；何况在他心目中施郎不过一介卑微末将，哪能有什么奇谋良策。施郎见黄道周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不愿陪着他送死，径自返回福建。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
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云璐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铎则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
洪承畴又羞又愧，但仍然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有这样深明大义的妻子，他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顺治三年（1646年，隆武二年）三月五日，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朱元璋陵墓）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一一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隆武帝得到黄道周殉难的消息，非常痛惜，追赠为文明伯，谥忠烈。
一百年后，黄道周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八 两个政权相继灭亡】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起初都采取防御姿态。但对鲁王来说，形势更为严峻，因为从地理位置上说，鲁王政权处于抗清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
鲁王的兵力约二十万人，基本上沿钱塘江布防。在鲁王的将领中，有的赞成迅速攻打杭州，有的提出应首先加强绍兴的防御，意见不一。但对鲁王来说，却有他独特的私心。他和忠于他的大臣知道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却希望能仗着地利攻克杭州，然后进取南京，先去拜谒孝陵（朱元璋的坟墓），这样他就能建立起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于是，为了保住浙东，进而恢复失地，鲁王政权先后两次进攻杭州。
1645年八月，方国安、王之仁进攻杭州，没有得手。
1645年十一月，鲁监国筑坛拜方国安为大将，节制诸军。十二月十九日，朱以海亲自到钱塘江边西兴犒军，每名士兵赏银二钱，“责限过江，攻取杭城”。二十四日，方国安、马士英、王之仁派总兵三员领兵二万多名过江，迫近杭州府城。清军分兵三路迎击，明军大败，被俘的副将有十一人，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四十八人。
本来这两次跨过钱塘江的进攻对杭州造成了威胁。但是由于鲁王军队之间配合很差，基本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清军各个击破。
1645乙酉年十二月攻杭州战役是鲁监国政权的一件大事。这次渡江攻杭战役失败后，鲁监国政权的将领壮志顿消，基本上转为划江扼险的守势。
对于隆武政权，隆武帝朱聿键锐意恢复，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但他处境困迫，难以施展抱负，因为郑芝龙的跋扈比弘光时的江北四镇和左良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隆武帝为了提高朝廷的威望，特别注意网罗人才，以礼敦聘各地名声较高的官员入朝任职，延请入阁的大学士名额超过了明代任何时期。但郑芝龙却凭借实力根本不把这些文官看在眼里。朝廷建立不久，就发生了朝班事件。
郑芝龙自以为帝由己立，朝见时自然应当排于文武诸臣的前面，首席大学士黄道周却以祖制勋臣从来没有位居班首的先例为理由，坚持不让。在隆武帝亲自干预下，黄道周赢得了表面上的胜利。接着在一次朝见群臣的时候，郑芝龙、郑鸿逵当着皇帝的面挥扇去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劾奏他俩“无人臣礼”。隆武帝嘉奖何楷敢于直言，立即给他加了左佥都御史的官衔。郑氏兄弟怀恨在心，处处加以刁难，何楷被迫请求致仕回籍，隆武帝在郑氏兄弟的威逼下，不得不违心地同意他暂时回乡养病。
但郑芝龙仍不肯罢休，派人在半路上化装成盗匪，截杀何楷。何楷见“盗匪”拿着白晃晃的刀子跳了出来，知道一定是郑氏指使，镇静如常，站出来说道：“知君所欲得者，吾头耳，毋及他人。”并主动将脖子伸出去，等着被“盗匪”砍。伸颈命取之。“盗匪”反倒愕然不知所措，半天才说：“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于是只割了何楷的耳朵，回到福州向郑芝龙报告说已经杀了何楷。隆武帝听说何楷被盗匪所杀，哭了好几天。当时有人作对子讽刺说：“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
郑芝龙的跋扈由此可见一斑。黄道周的死对隆武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之后隆武帝已经明白除非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否则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按照理想的情况，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从这样的战略部署来看，江西的地位就格外突出。
但十分可惜的是，隆武帝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予厚望湖广长沙的何腾蛟一样私心自用，并没有派精兵强将从湖南入江西迎驾。满清方面的洪承畴却已经看出了隆武帝的部署，抽调了大量兵力赴江西，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为此逆转。
1646年（清顺治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