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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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给中央的信很简短，但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同意中央来信基于对形势的悲观估量而做出的关于红军行动策略的“不切实际的想法”。
第四节 二上井冈
4月8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在雩都召开。会议根据军阀为争夺地盘而激战的状况，决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其后，前委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同意原红五军（此时，红五军与新组建的红军独立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第六纵队）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巩固和扩大罗霄山脉中段根据地，并向粤赣边界发展，与闽西相联系，配合红四军各部建立湘赣闽粤根据地。
前委扩大会议后，彭德怀率原红五军出发，又经小密。这时，寄居在这里休养的伤病员均已痊愈，滕代远也恢复了健康。战友重聚，非常高兴，滕代远叙述他们在这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的成果，又介绍了群众对他们尽心照顾的情况。
彭德怀满怀信心地说：3个月的事实说明，困难到了顶，就是转变的开始。只要我们团结、坚决，不动摇、不涣散，就能战胜困难。在向小密群众致谢和话别后，滕代远等归队重新踏上征途。这时红五军从283人枪又恢复到800余人。
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经信丰、崇义、上犹、遂川等地，于5月2日抵达宁冈茅坪。井冈山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到处是断垣残壁，疟疾流行，人口不到2000，生活必需品奇缺，一派劫后凄凉景象。为了抚慰受害群众，红五军发给每人1块银元，以救燃眉之急。
井冈山人民是坚强不屈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军占领的日子里坚持斗争。区县两级党政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当时因被敌人分割未能同军部一起撤退的二大队李灿、张纯清部和王佐特务营也都保存下来。彭德怀与坚持斗争的战友重新会见，感到无比欣慰。只有守卫八面山哨口的四大队，听说在突围后脱离苏区至湘东一带被敌人消灭。彭德怀一直关心该部的情况，直到1955年，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遇到了当年的大队政治委员李克玉，得知还保存下来一部分同志。
5月中旬，彭德怀和滕代远一起出席于宁冈古城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从发展中恢复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会议进行中，赣军金汉鼎部两个团从永新瀚江和宁冈新城两路向古城进攻。当时由于敌情不明，五军又刚改编，为保存实力，彭德怀率红五军和王佐特务营向湘东游击。后又从湘东向南相继攻占广东境内之城口、南雄，缴获100多支枪和10万来发子弹。因想到井冈山群众正遭疟疾之苦，缺盐缺穿，用所筹之款购买了大批奎宁、盐和布匹。
7月初，彭德怀回师井冈山。中旬，参加中共湘赣边特委、永新县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特委书记邓乾元和与会的多数人主张夺取安福。
唯彭德怀独持异议，分析敌情说：安福城虽然不大，但城墙高，又很坚固，不易攻克。我一旦攻城，敌必定从永新、莲花、吉安三面来援，而我力量较敌薄弱，无力打援，可能陷入被动。
后来彭德怀在回忆这场争论时说：“争论的结果，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就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决定了一次非常错误的行动，几乎全军覆灭。”
不出彭德怀所料，红军向安福城进攻。在离城约30里的红福桥和敌军刚一接触，敌军便向城内撤退，红军尾追至城下，始发现该城有重兵坚守。为避免遭敌夹攻，彭德怀率部沿原路撤退，在行军途中遭三面援敌的伏击。幸黄云桥率一个大队，冒敌火力网拼死冲人敌阵，后继部队也随着呐喊向前扑去，将敌阵地打开缺口，杀出一条血路，突出敌围。
这次战役，红军伤亡300余人。纵队长贺国中、参谋长刘之志英勇牺牲，纵队长李灿和9名大队长负伤，给英雄的红五军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战斗结束，彭德怀坐在路旁石头上为牺牲的战友和士兵痛哭。
红五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一年多的艰难战斗中，锻炼得日趋成熟，已成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它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验，为人民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袁、王事件
1929年8月，彭德怀率领原红五军两个纵队，从湘赣边长途跋涉，回到阔别将近一年之久的湘鄂赣边根据地，同留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第二纵队会合。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二纵队在黄公略率领下开展游击战争，活动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万载一带的农村和县城附近，袭击挨户团和驻军，不断给敌人以打击，受到群众的爱戴，部队也壮大了。1929年4月，成立湘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下辖3 个纵队。
9月2日，彭德怀出席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打通井冈山、幕阜山、九宫山，将湘鄂赣、鄂南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为适应形势发展，决定重组红五军军部，将彭德怀率领的两个纵队（原红五军一、三纵队）和湘鄂赣边境支队（原红五军二纵队）扩编为五个纵队，彭德怀仍任军长兼军委会书记，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邓萍为参谋长。其后，红五军在长寿街召开军委扩大会，决定由孔荷宠率一纵队在湘鄂赣边境活动；李实行率二纵队在浏阳、万载、萍乡一带活动；吴溉之率三纵队在铜鼓、宜丰境内活动；郭炳生率四纵队在湘赣边活动。李灿率五纵队前往鄂东南阳新、大冶、通山、通城地区，开辟新的苏区。
红五军军委扩大会议后，各纵队分别在新划定的地区内开展工作，获得了重大胜利。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红五军迅速发展到数千人，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军事、政治素质都有很大的提高；地方武装也有了显著发展，使湘鄂赣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扩大和发展，湘鄂赣根据地、湘赣根据地和鄂东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1929年10月，彭德怀在《红五军军委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向湘委的报告》中总结了红五军游击战术原则。他指出，在革命形势离全国范围总暴动尚远的时候，“红军唯一良好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在敌进剿时，可乘间逃窜至敌人之背后，击其虚处，使敌顾此失彼，鞭长莫及”。“敌军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的打圈子”。“敌军驻扎时，宜派小部队去扰乱他们，使敌人增加疲劳，揣测不定”。“敌军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总之，红军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王首道在年终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红五军的工作情况时说：“红军的战略是以游击战争为原则。根据客观环境的任务决定集兵或分兵的策略”，红五军以地形熟悉，善于潜伏而“出奇制胜”。
1930年2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一、三、四纵队进入泰和，进逼吉安，与从万安、吉水、峡江前来的红六军共同对吉安取包围形势。这时，红五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缴获许多枪支弹药，装备得到补充，战士情绪日高，斗志旺盛。
正当红五军胜利发展的时候，发生了震动苏区的袁、王事件。
2月中旬一个深夜，中共湘赣边特委书记朱昌偕和王怀突然来到红五军军部，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特委联席会议上，强迫会议改编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王佐讲话时手拿驳壳枪。看样子如果不通过他们提出的要求，出席会议的同志有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情况万分紧急，务请五军即刻出动，挽救危机。
袁文才是江西宁冈县人，属客籍，早年投入农民起义队伍（后改编为宁冈县总保卫团）。1926年9 月，袁率部参加国民革命，不久加入共产党。1927年10月，袁文才迎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山，1928年2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后任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1929年1月中旬跟随红四军下山，向赣南转战回井冈山后，任宁冈县委常委。王佐，江西遂川下庄人，也属客籍，家境贫寒，原系一支绿林的首领。与袁文才一起迎接工农革命军上山，先后任二团、三十二团副团长等职。
特委主张消灭袁、王由来已久。早在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伊始，党内对袁、王的看法就存在原则分歧。毛泽东坚持对袁、王采取争取、改造的方针，并取得了成功。1929年初，学习和贯彻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时，有人又以《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条“对土匪的关系”的规定①为根据，再次提出处理袁、王意见。毛泽东进行抵制，制止了杀袁、王的要求。当毛泽东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后，湘赣边特委书记邓乾元等在袁、王问题上的“左”倾思想又有新发展，认为“袁、王对我们处处怀疑，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过去采取对土匪的缓冲政策现在已是不能再用了”。显而易见，当时特委领导已把袁、王当成了敌人。另外，湘赣边界各县，素有土、客籍的矛盾。1929年，这种土、客籍矛盾尖锐地反映到党内来。代表客籍的袁文才、王佐与代表土籍的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矛盾愈演愈烈。中共湘赣边特委负责人朱昌偕等以袁文才招降茶陵靖卫团团长罗克绍为口实，指责袁文才、王佐与敌勾结。以整编地方武装准备攻打吉安为由，将袁、王部调进永新城内，准备动手。并以袁、王在联席会上的表现为借端，请红五军去干预。彭德怀开始怀疑，问：情况有这么严重！“去年五六月间，王佐率领特务营和五军共同行动打酃县、桂东、城口、南雄等地表现还不坏，怎么变化得这么快呢？”
朱昌偕解释说：“这完全是袁文才挑拨起来的。他在红四军政治部看了‘六大’决议案关于土匪那一段原文，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说，我们怎样忠心，也不会被信任。”
鉴于事态严重又紧急，彭德怀找红五军军委成员讨论后与特委商定，派刘宗义（即张纯清）率四纵队前往永新，稳住局面，待弄清情况后，再决定处置办法。四纵队接近永新县城浮桥时，被袁、王部察觉，王佐率部队从城内冲出，过浮桥被挤落水淹死。袁文才在住处被朱昌偕领人杀死。袁、王部队有几十人冲过浮桥，逃回井冈山，投了国民党靖卫团，经常下山骚扰；另一部分人逃散回家；余下的人少数参加了红军，编入红六军，多数加入自卫团，后改编为湘赣独立团，受特委直接领导。
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袁文才、王佐死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