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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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制不废除，则各种标准制度都难以确立，一切均以人口计算，且对干部缺乏约束和鼓励的作用。”熟悉部队情况的彭德怀，对于下层干部的困难深为关切，焦急之情，溢于言表。薪金制条例，在1954年初高干会讨论后，经过反复修订，已趋成熟。但因老兵未作妥善安排和处理，仍不能施行。于是彭德怀同聂荣臻等商讨后，在1954年7月20日向中央提议，在兵役法颁布前，可宣布老兵在3年内分批复员完毕，老兵有了指望，就会安下心来。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国务院和军委又就安置无家可归的老兵问题发出指示，老兵的思想问题可获解决。随后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1月19日由彭德怀签发国防部命令，宣布在1955年1月1日军队开始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
彭德怀在建立军队薪金制的指导思想上，系本着低薪制的精神，本着有利于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团结的精神。1953年1月2日，他对总后勤部提出三条原则：一、陆军排长的月薪不少于60万元，不超过80万元；二、各级之间不要相差太多；三、要照顾国家的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彭德怀提出薪金标准的起点，陆军排长月薪不少于60万元，不超过80万元，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当时地方上一个普通汽车司机的工资是60万元，城市每人每月的生活费一般是12万元，按赡养3至4个亲属计算，每月60万元并不算多，他在提出这个标准之后，还亲自向下边征求过意见。
彭德怀要求薪金的级差不要太大，要照顾国家财政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多的是从人民解放军的传统和政治影响来考虑的。他认为薪金制有巩固军官在军队工作的作用，有鼓励军官上进心的作用，但他更清楚人民解放军军官的上进心，主要是建立在政治觉悟的基础上的，提高政治上的自觉是主要的，用一定的物质鼓励上进只是辅助的。他在讲话中经常谈到，军队的薪金制度要符合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但这种按劳分配，在军队中还不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按劳分配，而只具有相对意义。彭德怀于1957年3月4日在总高级步校说，我们都打过仗，哪有一个人能打胜仗的，这要靠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大才，是唯心主义。他还经常提起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他说，论贡献是他们的贡献最大，但他们既没有拿过薪金，又没有带上军衔。因此，他所主张的各级军官之间薪金的差额，以至于军官与地方干部之间薪金的差额，更着重于政治上的考虑，其目的是在于防止上级脱离下级，军队脱离人民，保持上下级之间的一致和军民一致的传统。
1955年1月薪金制实施以后的两年里，彭德怀一直注意着各方面的反应，考虑着薪金标准是否合理。 1956年，政府系统调整了工资，相比之下，军队下级军官的薪金显得偏低，经过彭德怀的提议，从6月份起，正排级的薪金增加10％，从60万元增加到66 万元，副连级至正团级各增加5万元，师级以上不变。到1957年1月，彭德怀提出军队中最高薪金与最低薪金的比例显得过大，上下悬殊，不利于发扬上下级一致的光荣传统，便确定从正师级到军委副主席，每级都作不同程度的降低，把军委副主席每月450元（现币），降至400元。大军区级降4O元，兵团级降23——28元，军级降12——19元，师级降5——9元。后来，在1959年3月，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降低国家行政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精神，把军委副主席每月400元再次降为360元。所以军队中最高薪金与最低薪金的比例，从7。5：1降低到6：1彭德怀每次谈及此事都流露出满意之情，这也是他的治军思想在物质利益分配方面的反映。
在彭德怀主持下，最后一次降低军官待遇，是1958年1月取消军官的多子女补助费。按原来军队的规定，军官在实行薪金制以前所生子女超过3个以上者，每多一个由公家每月补助20元。但后来党政系统普遍实行薪金制时，没有这项规定，为此军队也取消了这项规定。
彭德怀在讲到降薪问题时，曾经具体谈过他的想法。他说，他现在身为军委副主席，拿军队最高额的薪金450元，按购买力计算还抵不上他在旧军队当团长的薪金。在20年代，城市里一般每人每月有两元（银币）即可维持最低生活，当时他的月薪是240元，可以养活120人。而50年代按人民币计算，城市里一般每人每月最低也需8元维持生活，他的薪金加军龄补助共为585元，只能养活73个人。彭德怀认为，我们根本不应同剥削阶级的军官比，只应同劳动人民的生活去比。他感到军官的收入比人民的收入偏高了，因而一再提出降低高级军官薪金的要求。
第二节 推行义务兵役
“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规定。在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就已开始为实行义务兵役制作准备工作。彭德怀到军委工作后，1952年10月在军委人民武装部成立了兵役法研究室，11月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兵役法研究委员会，12月12日由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开展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宣传教育。
当时彭德怀认为颁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不会有什么拖泥带水的事情，进行起来是会很快的。他怀着一种争取早日实行的急切心情，在1953年元旦过后，1月2日就在军委例会上提出，8月1日可以颁布兵役法，到那时候就可追认去年冬入伍的新兵为第一期的义务兵。他在1953年9月8日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说：“今年华北、华东动员新兵经验，提出‘二年轮换’口号后，在群众中动员顺利，新兵到部队后表现也很好（华东认为从来没有这样好带的兵）。相反的，参军年久的老兵，因为文化低、年龄大，提拔不成，考学不上，情绪反而低落，怀着很大不满，据此情况，应于1954年上半年颁布兵役法，1954年冬开始实行正规复员及征召适龄人员入伍。”对他的这个建议，毛泽东认为，兵役法应继续修订，待宪法颁布后方可公布。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确定实行义务兵役制度，到1955年7月第二次会议上，兵役法才正式通过。
彭德怀在准备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过程中，对200多万老战士复员问题异常关切，认为他们是部队基层骨干，有一些还是功臣模范，不应当将他们全部复员，更不可在一年之内全部复员；当逐步分批地用新战士顶替他们，其中有些可选拔入军校培养。有些因伤致残、积劳成疾或无家可归的，更需要给予特别周到的安排和照顾。
对于部队中大批老战士的安置，从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就给予了很大的重视。鉴于中国历史上多次裁兵的教训，1950年7月，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设立中央复员委员会，周恩来兼委员会主任，地方乡以上各级政府和军队中的团以上都建立有相应的机构，从确定战士复员名单、集中学习、启程运送到移交安置，都作出细致安排。当时虽然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很困难，但政府仍然从经济上给复员军人以最大限度的生活补助。到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全军已复员老战士115万余人，绝大多数反映比较满意。
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彭德怀关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如何爱护广大青年要求参军的爱国热情。1953 年7月朝鲜战争刚刚停下来，战争是否还会再起，在人们心里仍是一个问号。加上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军队要随时准备渡海作战，害怕战争不愿参军的大有人在。彭德怀对于部分群众的这种心理是理解的，他在1955年3月16日军委会议上说：“军队和地方对青年参军的热情要倍加爱护，因为现在不愿参军的人还很多。对青年要求参军的要有答复，登记后没有入伍的也要有个交代，下次征兵应享有优先权。”彭德怀要求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认真答复青年来信，有时他亲笔复信，帮助青年实现参军的愿望。
1954年11月8日，哈尔滨市有个叫董安第的青年，给彭德怀写来一封信，说“我在童年时代就有要当一个国防战士的志愿，在初中毕业后，我还是想当一个国防战士，保卫我国的神圣领土。可是当时不收新兵，没有实现我的志愿”，“甚至有时在睡觉中我还梦见自己当了国防军战士”。他说，当他“听到兵役法的宣传之后，更加坚决响应国家的号召，要当一个空军驾驶员，保卫我们神圣而伟大的祖国，誓愿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可爱的祖国”。信里还附有他的简历和健康检查表。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立即把秘书叫去说，要用办公室的名义好好写一封复信给他。过了不久，董安第又写来第二封信，进一步表示强烈的参军愿望。彭德怀看后，又用自己的名义给董安第复信，恳切地写道：
“你于十一月八日和二十九日的两封来信都收到了，前一封信，我已告办公室给你复信，该复信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出的，如果你尚未收到，请向邮局查问一下，大概不会丢掉。从1954年9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征兵命令以来，有许多青年同志和你一样，来信要求参加国防军，要求参加解放台湾，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你们这种要求，充分表现出全国青年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全国青年同志都引以为荣，你们这种爱国热情是十分可嘉的。”在复信的后半部分，他对董安第个人的要求，作了具体的回答和安排，写道：“我对你一定要当一名空军战士的诚恳要求，表示热烈欢迎。你的来信，已转给兵役机关，要他们致函你的领导机关（编者注：当时董安第已在哈尔滨市参加公安工作），协助你到当地兵役局进行登记，并已转告空军部门，届时为你检查身体。祝你将来光荣地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后来，经检查合格，董安第终于实现了当一名飞行员的愿望。
第三节 评衔和授勋
在军队实行的四项制度中，彭德怀对军衔制的思想感情是矛盾的。在建军作战需要上，军衔制是不可少的。1953年9月8日，他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军衔主要是确定每一个军人在队列中的地位和职权，以便按职责条令的规定，行使职权，同时又是国家给予军人的一种荣誉，以鼓励其在军队中工作和上进心。”在此以前，1951年国庆节的晚上，他在朝鲜指挥志愿军迎击美军“秋季攻势”的间隙，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国内应考虑的7项战备工作建议，其中有：“我人民解放军来自各根据地，许多具体制度不一致，目前统一教育（教材）、编制、纪律、内务规则、礼节已非常必要。长期无官阶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
但在他个人思想上，却对这一区别身份的标识，感到厌烦。他总担心这种形式会影响上下级之间政治平等的关系，担心妨碍军队同人民的亲密联系。在一些外事活动和隆重典礼的场合，按照军队条令规定都要穿礼服，每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流露出很不愉快的情绪。他在同干部谈话和闲谈中曾多次说：“我这个人并不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