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传-第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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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彭德怀在高级党校参加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讨论，这又触动了他对庐山会议的回忆，思想回到国内的经济问题上来。只要一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的思想便不能平静。
彭德怀想起去年9月3日到11日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登载的三篇文章：《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驳全民炼钢铁人民公社化造成市场紧张的谬论》、《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三篇文章异口同声否定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认为有也是个别的。其中第一篇是出自国家统计局之手，该文引用浮夸的数字，断言：“在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基础上，国民收入，人民生活，积累均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最快。”彭德怀曾在这篇文章上批道：“这篇文章除了蒙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倾’错误外，几乎没有其他参考价值。”彭德怀列举他亲自调查的结果，说明从1958年秋后农民生活逐步下降的情况。1960年1月，以产京西稻著名的挂甲屯，因为缺粮，居民把吴家花园墙外的榆树叶打去充饥了。这个景象使得彭德怀整日愁眉不展。
由于想起上述三篇文章的种种乐观估计，彭德怀继续在《看法》中写道：“好得很，我衷心祝愿如此”； “但事实恐怕不能如我所祝愿”； “而是工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出现一个大马鞍形，全面下降”。他们“骗了自己，也骗了中央领导同志”。他认为，因主张解散农村公共食堂而被撤职处分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和因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而被批判的东北协作区办公室干部李云仲的意见，都是值得考虑的。他问道：“随便把这些提意见的同志，加以各种莫须有的、极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样做对党、对人民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
彭德怀对庐山会议及其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采用的一套斗争方法极为反感，曾在自己的笔记中多处提及，如：“断章取义”、“极端加以夸大”、“人身攻击”、“发生争论离开问题去推测其他”、“突然袭击”、“打闷棍”、“罗织罪名”、“莫须有”、 “算老帐”、“只许检讨，不许还手”等等。在重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之后，他不再“耐怨”，针对《决议》中的一些无端指责，他列举事实，在《看法》中一一驳斥。
《决议》指责彭德怀：“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己克服或者正在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一团漆黑”。
针对这一指责，彭德怀在《看法》中写下了《究竟谁在加以极端夸大》一节；
庐山会议指责他在党内“拉拉扯扯，封官许愿”。他写下了《真的有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吗》一节；《决议》指责他“只顾个人小局，不顾党的大局”，他写下了《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吗》一节；在庐山，林彪给彭德怀送上了几顶帽子：“野心家伙“阴谋家”、“伪君子”。于是小会、大会上，便出现了所谓彭德怀“伪装直爽、伪装朴素”的种种发言，而且写入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之中。
《决议》写道：“也由于他（彭德怀）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对此，彭德怀在《看法》中愤然写道：“真的是伪装爽直、伪装朴素吗？”他就此回答说：“我认真回忆了自从加入共产党几十年以来的历史进程，对党和对同志是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言论和行动，就根本没有什么‘伪装直爽’。在任何场所说话，从来也不看别人脸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对于“伪装朴素”这一极不公正的指责，彭德怀在《看法》中写道：“本来不值一提，但《决议》中既已作为问题指出来，也就不能不解释一下。……其实我也同其他同志一样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朴素。但在中国革命长期斗争中，我也没有故意浪费一文钱，这也是事实。”
对于自己在长期战争中以非凡的精神艰苦自持，表率全军，彭德怀只用这样淡淡数语来表达。哪一个经过战争年代的老将军、老战士，读后能不为之动情呢？
彭德怀特别提到他“即使在旧式军队中生活十二年也是如此”。从任连长起至举行平江暴动，近8年的时间，他把积存起的7万块银洋（其中他个人的薪饷6000银洋）全部作了暴动的费用和红五军的军费。而对他的家庭，彭德怀在《看法》中说：“每年平均寄回家用不到200元，始终维持下中农生活。从平江起义到解放战争结束，我全家十余口人，流浪乞讨，全无任何顾及，四十余年如一日，这也不是什么伪装得了的。能不能举出任何事实一面铺张浪费，另一面又伪装朴素……”尽管这些难于忍受的“恶名”折磨着他，彭德怀最忧虑的仍然是大局。他在《看法》中写道：“八届八中全会应当实事求是，总结经验，而实际却不这样做” ；“把人们引到避开现实去算旧帐，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反右的结果“势必出现一个少慢差费的大马鞍形，真使人痛心！”
他提笔在《决议》文件上写下一个批语：“宁‘左’勿右，再来一个宁‘左’勿右，将要出现一个十分严重的局面！”然而，没有谁能听到这充满焦灼的呼声。
“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的事呢？”浦安修这样埋怨他。
如果不去谈经济问题，不就不会被打成“反党集团”了吗？这是亲人无可奈何、追悔莫及的怨叹。但是他打了一辈子仗，舍死忘生，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么？1953年他从朝鲜回国，毛泽东要他担任国防部长，他诚心诚意地推辞，希望仍去西北搞建设。毛泽东没有同意。1959年4月，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卸去军职去搞建设，毛泽东有些误解，不悦地说： “给你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他不好多说，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命。
彭德怀是农民的儿子——他始终记住这一点。在1957年7月22日平江起义29周年举行的红三军团历史座谈会上，他曾说：“对于我，写上这样几句就行了：‘他是一个勇敢的农民的儿子，时代和生活把他推上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他常说自己要做人民的答帚 ——人民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内心深处对土地的眷恋，却不时隐隐地浮上来，和妻子闲谈中常常半开玩笑地说要“解甲归田’”。1956年，以曾开垦南泥湾闻名的王震将军被调往农垦部当部长。彭德怀笑着对王震说：“我则开三亩之荒，于愿足矣！王胡子，你的雄心比我大。”现在，他确实解甲了，何时归田呢？他己经提出了这个要求，毛泽东没有应允他，于是，学习反省之余，他就在吴家花园的小片土地上耕耘起来。
随彭德怀住进吴家花园的，有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景魁英、司机赵凤池、锅炉工张来礼。这些人被告知仍留在彭德怀身边工作，但要“划清思想界线”。园内还住有一个警卫排，其任务是保卫加看守。
彭德怀似应在吴家花园闭门思过，因为他每迈出挂甲屯20号那个大门，警卫排就要向中南海作报告。从入城以来，领导人和住宅四周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环境不存在了，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也少了，彭德怀总感到不自在。但现在，他走出吴家花园大门，发现自己又能回到群众中去，特别是他熟悉的农民中间去。他在挂甲屯到处走，和村里人亲切地打招呼，谁要带着好奇的眼光望着他，他就自我介绍：“我叫彭德怀，犯了错误。”开始，左邻右舍还把他当大干部、大首长，彭德怀进屋上炕，聊得很随便。后来，孩子上前叫彭爷爷，大人就叫他老彭，和他无话不谈。一天，彭德怀来到社员季秀兰家，季指着门前的一片地说，这是生产队1958年的试验田，把好好的十几亩稻子弄在一起，上面放了鸡蛋也掉不下去，冒充亩产万斤。彭德怀气得直摇头：“净胡闹！”
彭德怀在园内开荒种地，原为了自食其力，减轻人民负担。季秀兰的话使他想起也要种一块试验田。他收集报纸上介绍的增产措施；在园内小河边开出一块地，保证浇灌；封了自己有抽水设备的厕所积攒粪尿；土地深翻，施足底肥；又找来良种密播，精心管理。麦子抽穗之后，他清早起身就去赶麻雀，还扎了两个草人竖在地中心。麦子熟了，他到村里邀来一位老农，老农十分惊讶地说：“老彭，你当元帅，还种得这样好的麦子哟！我们庄稼人也比不上呢。”彭德怀请老农估产，老农搓了根麦穗在掌心一数：“嘿！你这一分地能打90斤。”
麦子黄了，彭德怀和工作人员一起，精收细打，一分地，正好90斤麦。彭德怀并不为他的丰收庆贺，他紧整一双浓眉计算，集体大面积种植要达到他这一分试验田的标准必定很少，即使如此，一亩也不过打900斤，一亩地按两季收成，充其量不过2000斤。
对于那些高产的“神话”，现在他更有理由不相信了。
第四节 乌石之恋
1960年，由于人祸加天灾，全国工农业生产陷入严重困境。粮棉油大减产，原材料缺乏，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农村发生大面积饥荒。安徽、河南、甘肃等省发生了饿死人的惨剧。“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灾难后果，终于使毛泽东改变方针和态度。1960年 1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十二条》的主要精神是纠正“左”的错误，强调人民公社当前应以“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生产队）为基础”为根本制度，坚决制止“一平二调”（指实行贫富队拉平分配和无偿调用生产队的财产）的共产风。1961年1 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彭德怀从挂甲屯社员口中听到了《十二条》的精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来十分兴奋。但不知什么缘故，他没有收到这个文件。一天，他发现挂甲屯的墙报上贴出了《十二条》全文，就站在那里一字一字地抄下来，仔细研究之后，写了一篇《读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笔记》。笔记写道：
“读了这个紧急指示后，感到基本上是好的，特别是重申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退还农民自留地和房屋。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团结农民厂恢复生产，巩固集体所有制，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使我内心感到高兴。”
但是，彭德怀还有不满意之处，写道：“紧急指示中，还没有提出停办公共食堂，而且还在强调公共食堂。因此，这个错误还不能得到纠正。”
他认为：“现在的公共食堂制，是在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幻想上产生的，是潜存着共产主义庸俗化的观点，是超脱现阶段生产力的分配形式。”“如不立即停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并将继续遭到一些不必要的破坏。”
他认为：对1958年以来由于急躁冒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浮夸风气，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等错误局面，“紧急指示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