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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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们杀死自己的父亲，这多少也带有几分仇父的情结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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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弗洛伊德身上带有的种种社会偏见，在他的后继者那里——都得到了揭示，就让看看其中的荦荦大者吧。
四、弗洛伊德之后
弗洛伊德的影响是划时代的，人们可以批判他，可以赞成他，但决不能忽视他，２０世纪的哲人谈论人性、道德、尊严，不能不面对弗洛伊德提出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
人的尊严与道德是否只是罩在人类自己动物本性上的一层面纱？是否只是人之外的权威的内在化以便控制本能的一种结果？
人的一切追求是否只是本能的直接或替代性满足？
攻击本能（恶）是否是人之最初的、独立的本能禀性？生本能与死本能、无意识与意识、自然性与社会性是否是人性永恒的二元对立？
首先起来发难的是弗洛伊德的弟子们。
荣格指出，在弗洛伊德所宣称的无意识底下，尚有一层更原初的集体无意识，这才是人格的根基，它是自发性、创造性、洞察力以及一切完美人性所必备的源泉，个人意识一旦失掉与之的联系，人就会丧失生机与活力。因此恰恰应与弗洛伊德以理性抑制本能冲动的主张相反，一切个体的成长与实现皆须达到这一“自我中心”
，弃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于一边，而直抵无意识之基地，把无意识的呼声带到意识中来，倾听它，接受它，实现它。
赖希（Ｗ。
Ｒｅｉｃｈ）也认为，弗洛伊德所讲的残忍、贪婪以“唯乐原则”行事的“本我”
，根本不是人的本性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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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彬彬有礼的社会层底下，还有一种“自然的社会性”这一生物核心层在运作，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冲动恰恰是这一生物核心层受到社会的压制而被扭曲的结果。人性的根源乃是活泼的生机之趣、创造之趣。
“每一次真正的革命，每一种真正的艺术和科学，都来自自然的生物核心。”
然而几千年的哲学史却独独不承认这一生物核心，弗洛伊德不敢正视他对无意识的发现，将之等同于动物性，而又把动物性错误地理解为施虐狂、变态、好斗，这就重新落入传统的思维窠臼中。
“把‘动物’和‘精神的人’对立起来的作法，根源于把‘性’和‘精神’对立起来，正是这种对立，一直是每一种神学的道德哲学的基础。”
人不是动物而是人，人类存在的最高任务乃是“扼杀”他的动物性一面并“培养”价值的一面，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过分强调智性“机械之物”
、强调同本能相对立的心灵，同性相对立的劳动，同个体相对立的国家。
那么，出于什么样的利益，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使人们热衷于“远离生殖器”
、“远离动物”的叫嚣呢？赖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社会与历史。远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人性即被比作一驾马车，人并不全是人，理性乃驭马人，人的情感与欲望则是桀傲不驯的白马和黑马。柏拉图进一步把这一个人格结构放大为国家结构：贵族代表理性，勇士代表情感，奴隶则代表欲望。原来两千年的人类史，无非是柏拉图奴隶制嵌入人心理结构的过程而已，“人的职能实际上已按一种机械方式被改变了，人在扼杀自己的生殖职能的过程中，已在血浆上僵化了。人穿上了盔甲反对自身的自然和自发的东西。”人成了“生硬的和机械的、失去自己的自发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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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成一种自动机和大脑机器“。
所谓的人类尊严、人类的永恒道德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给人类锻造的盔甲，披上这层盔甲，人类专门用来抵挡自身的自然生机之趣。到了以“自然的社会性和道德性”取代“令人作呕的道德化（强制性道德）”的时候了。赖希历来以理论上的探索勇气而闻名，在人性问题上尤其如此，“直到人承认自己在根本上是一种动物时，人才能创造真正的文化”。
弗洛姆（Ｅ。
Ｆｒｏｍ）
以建立真正的人性为己任，只有建立在真实的人性基础上，才谈得真正属于人的尊严，对人性的理解和对人的生活价值的认识是相互依存的。
人之尊严、人之道德、人之行为规范的源泉，均应“在人的本性中得以发现”
，均应以“人的内在品质为基础”。
弗洛伊德受１９世纪生物学、机械决定论及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影响，将心理学等同成匮乏心理学，而实际上即使人的饥渴和性追求完全得到满足，他还是不会满足，和动物相反，那时，人最迫切的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刚刚开始，因此，必须将“匮乏的快乐”和“充足的快乐”区分开来，弗洛伊德将本能原则说成是唯乐原则，实际上是一种匮乏的本能，说到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人同他人经济与市场关系在人性理论上的投射。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之动物，创造性乃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生命只有一个意义，这就是：自身活生生地去运动”。
同样，弗洛伊德在人性本恶的观点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这倒不是说他杜撰了人之攻击性，而是误解了人之攻击性。人本无所谓善与恶，人之生命原本即具有一种发展、扩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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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自己潜力之“固有倾向”
，只有在这一固有倾向受挫，个人受到了孤立，他才会不由自主地受到攻击性的支配，攻击性原本即是生命力受挫的一种反应，人所具有的破坏性冲动的总能量总是与他的被压抑了的生命力能量大致相当。生命力能量是指整个受压抑的生命力，它包括无法自发地发展和表现人的感性、理性和情感的各方面潜能，生命有其自己内在的冲动，它总要使自己展现出来，“我们人生来就有一种要求真正地生存的深刻愿望：去表现我们的能力、有所作为、与别人联系在一起以及摆脱己欲的束缚”一旦外界不允许它展现，它便会走上“分解的道路”
，并转变为一种以“破坏性”
为主要目的的能量。
因此，“生本能和死本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相互依赖的，生本能遭受的挫折越大，破坏本能就变得越大；生本能实现得越多，破坏本能就越弱，破坏性是生命遭受挫折之事物。”。。。。。。。。。。。。。
这样问题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用理性去控制自己的非理性冲动，相反，问题成了理性如何去满足自己的生命力问题。问题还在于，弗洛伊德不仅误解了人之本能，而且也误解了人之理性。
弗洛伊德将人之尊严、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等一切独属人的活动，统统看作是超我压抑本能的结果，是本能“升华”之所成，究极而言，神圣的德性原来来自兽性，原来是人之攻击本能“反向作用”之所成，有德性的人，恰恰是攻击本能最大的人，无非是把攻击本能引向了自己，圣人与恶棍的区别只是攻击性方向的差别，这一切思辨性玄思，在弗洛姆看来都是弗洛伊德中产阶级本性的折射，弗洛伊德的道德原则归根结蒂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内在化，良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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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在化的权力”
，“弗洛伊德对超我的分析，只是对权威良心的分析而已”
，由此看来，弗洛伊德所讲的道德与尊严，既不是一个“健康社会”
，也不是一个健康社会中的“健康的人”的道德与尊严，人之尊严、道德、理想，决不是某种高居于个人之上的“神秘力量”
，也不是“内在化的外部要求”
，而“应是无条件肯定自我的有力表现”
，是“真正属于他的，真正具有了他个人特色”
，本真的良心呼唤当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召唤我们返回自身，返回创造性生活，返回充分和谐地发展——即成为彻底发展潜能的人”。。。。。。。。。。。。
将道德、尊严、理性与人之本能相对立，将道德、尊严、理性等同于自我克制、自我否定、压抑个性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个性，这一切都是权威主义意识形态化的一个结果。
本真的道德、尊严、理性皆应以人类为中心，“善即是肯定生命，展现人之力量，美德即是人对自身负责；恶就是削弱人之力量，罪恶就是人对自己不负责”
，换言之“善在于使我们的存在变成对我们的本质的日益接近，恶则是在存在和本质之间日益制造疏远”
，生命的意义即在于实现自身，在于全面、总体的人格的自发活动，为此必须“力戒把人格分为‘理性的’和‘本能的’，因为只有人对其自我的基本组成部分都不加以压抑，只有他对其自身了如指掌，只有他生命的各个方面已完全一体化了，自发性的活动才是可能的”。
意识、理性、道德皆通过了“语言”
、“逻辑”和“禁忌”三重社会过滤器之检验，是人的社会性一面，而无意识则代表一切潜能的可能性，是一切人性的“总汇”
，“意识代表社会人，代表着人生于其中的历史处境之种种限制。
无意识则代表普遍人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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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整个的人……“在人的抑制被取消之日，也是人性全面展现之时，人不再生活在自我疏离之中，而是生活在”真实“
中，生活在“完整”中，此时，再谈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社会性与自然性的对立、理性与本能的对立，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那时自然将人性化，而人亦将自然化”。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号称“第三思潮”
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西方学术界，依照马斯洛（Ｍａｓｌｏｗ）的说法，人本主义对人性的探讨是在超越弗洛伊德主义基础上进行的。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人性的病态方面，不再偏执于过去的神经症人格，而是人性健康的方面，是以未来取向的积极的健全的人，“研究人性问题的新方法”
，是充分“估计到它的高度可能性”
，“科学的伦理”亦应从“人的本性中”派生出来，而不是求助于人自身之外的权威。心理学中的这种人体主义倾向，被马斯洛称作是一场“革命”
，是“理解和思考的新路线”
，是“人和社会的新形象”
、“伦理与道德的新概念。”
这种“新形象的人”
，都有一种趋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趋向成长或趋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一种“趋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以往本能理论家使用的范例是动物的本能，而不是去寻求“人类独有之本能”
，以致西方文明普遍地相信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
，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基督教的原罪也好，弗洛伊德的“伊特”也好，皆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而实际上，无意识、非理性、倒退、直觉、本能这些一直被文明所贬低的东西，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