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 １９８４-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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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你得死抱住这一点。你把它用话说出来，听起来就很有道理。你看一看人行道上走过你身旁的人，这就变成了一种信仰。他拐进去的那条街往下坡走。他觉得他以前曾经来过这一带，不远还有一条大街。前面传来了一阵叫喊的声音。街道转了一个弯，尽头的地方是一个台阶，下面是一个低洼的小巷，有几个摆摊的在卖发蔫的蔬菜。这时温斯顿记起了他身在什么地方了。这条小巷通到大街上，下一个拐角，走不到五分钟，就是他买那个空白本子当作日记本的旧货铺子了。在不远的一家文具铺里，他曾经买过笔杆和墨水。
他在台阶上面停了一会儿，小巷的那一头是一家昏暗的小酒店，窗户看上去结了霜，其实只不过是积了尘垢。一个年纪很老的人，虽然腰板挺不起来，动作却很矫捷，白色的胡子向前挺着，好象明虾的胡子一样，他推开了弹簧门，走了进去。温斯顿站在那里看着，忽然想起这个老头儿一定至少有八十岁了，革命的时候已入中年。他那样的少数几个人现在己成了同消失了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后联系了。思想在革命前已经定型的人，在党内已经不多。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大清洗时期，老一代的人大部分已被消灭掉，少数侥幸活下来的，也早已吓怕，在思想上完全投降。活着的人中，能够把本世纪初期的情况向你作一番如实的介绍的，如果有的话，也只可能是个无产者。突然之间，温斯顿的脑海里又浮现了他从历史教科书上抄在日记中的一段话，他一时冲动，象发疯一样：他要到那酒店里去，同那个老头儿搭讪，询问他一个究竟。他要这么对他说：“请你谈谈你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候的日子怎么样？比现在好，还是比现在坏？”
他急急忙忙地走下台阶，穿过狭窄的小巷，唯恐晚了一步，心中害怕起来。当然，这样做是发疯。按理，并没有具体规定，不许同无产者交谈，或者光顾他们的酒店，但是这件事太不平常，必然会有人注意到。如果巡逻队来了，他可以说是因为感到突然头晕，不过他们多半不会相信他。他推开门，迎面就是一阵走气啤酒的干酪一般的恶臭。他一进去，里面谈话的嗡嗡声就低了下来。他可以觉察到背后人人都在看他的蓝制服。屋里那一头原来有人在玩的投镖游戏，这时也停了大约有三十秒钟。他跟着进来的那个老头儿站在柜台前，同酒保好象发生了争吵，那个酒保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长着鹰勾鼻，胳膊粗壮。另外几个人，手中拿着啤酒杯，围着看他们。
“我不是很客气地问你吗？”那个老头儿说，狠狠地挺起腰板。“你说这个捞什子的鬼地方没有一品脱装的缸子？”
“他妈的什么叫一品脱？”酒保说，手指尖托着柜台，身子住在高楼大厦里，有三十个仆人伺候他们，出入都坐汽车，或者四驾马车，喝的是香槟酒，戴的是高礼帽——”老头儿突然眼睛一亮。
“高礼帽！”他说道。“说来奇怪，你提到高礼帽。我昨天还想到它。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到，我已有多少年没有见到高礼帽了。过时了，高礼帽。我最后一次戴高礼帽是参加我小姨子的葬礼。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可惜我说不好是哪一年了，至少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当然罗，你知道，我只是为了参加葬礼才去租来戴的。”
“倒不是高礼帽有什么了不起，”温斯顿耐心说。“问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还有少数一些靠他们为生的律师、牧师等等的人——是当家作主的。什么事情都对他们有好处。
你——普通老百姓，工人——是他们的奴隶。他们对你们这种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可以把你们当作牲口一样运到加拿大去。他们高兴的话可以跟你们的闺女睡觉。他们可以叫人用九尾鞭打你们。你们见到他们得脱帽鞠躬。资本家每人都带着一帮走狗——”老头儿又眼睛一亮。
“走狗！”他说道。“这个名称我可有好久没有听到了。
狗！这常常教我想起从前的事来。我想起——唉，不知有多少年以前了——我有时星期天下午常常到海德公园去听别人在那里讲话。救世军、天主教、犹太人、印度人——各种各样的人。有一个家伙——唉，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可真会讲话。他讲话一点也不对他们客气！‘走狗！’他说。‘资产阶级的走狗！统治阶级的狗腿子！’还有一个名称是寄生虫。还叫鬣狗——他真的叫他们鬣狗。当然，你知道，他说的是工党。”
温斯顿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一码事。
“我要想知道，”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自由？他们待你更象人？在从前，有钱人，上层的人——”“贵族院，”老头儿缅怀往事地说。
“好吧，就说贵族院吧。我要问的是，那些人就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你没有钱，可以把你看作低人一等？比如说，你碰到他们的时候，你得叫他们‘老爷’，脱帽鞠躬，是不是这样？”
老头儿似乎在苦苦思索。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作答。
“是啊？”他说。“他们喜欢你见到他们脱帽。这表示尊敬。我本人是不赞成那样做的，不过我还是常常这样做。你不得不这样，可以这么说。”
“那些人和他们的人是不是常常把你从人行道上推到马路中间去？这只不过是从历史书上看到的。”
“有一个人曾经推过我一次，”老头儿说。“我还记得很清楚，仿佛是昨天一般。那是举行划舟赛的晚上——在划舟赛的晚上，他们常常喝得醉醺醺的——我在沙夫茨伯雷街上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上等人——穿着白衬衫，戴着高礼帽，外面一件黑大衣。他有点歪歪斜斜地在人行道上走，我一不小心撞到了他的怀里。他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我说，‘这人行道又不是你的。’他说，‘你再顶嘴，我宰了你。’我说，‘你喝醉了。我给你半分钟时间，快滚开。’说来不信，他举起手来，朝我当胸一推，几乎把我推到一辆公共汽车的轱辘下面。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气上心来正想还手，这时——”温斯顿感到无可奈何。这个老头儿的记忆里只有一堆细微末节的垃圾。你问他一天，也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历史书可能仍是正确的；也许甚至是完全正确的。他作了最后一次尝试。
“可能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他说。“我要说的是：你年纪很大，有一半是在革命前经过的。比方说，在1925年的时候，你已几乎是个大人了。从你所记得的来说，你是不是可以说，1925年的生活比现在好，还是坏？要是可以任你挑选的话，位愿意过当时的生活还是过现在的生活？”
老头儿沉思不语，看着那投镖板。他喝完啤酒，不过喝得比原来要慢。等他说话的时候，他有一种大度安详的神情，好象啤酒使他心平气和起来一样。
“我知道你要我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要我说想返老还童。大多数人如果你去问他，都会说想返老还童。年轻的时候，身体健康，劲儿又大。到了我这般年纪，身体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我的腿有毛病，膀胱又不好。每天晚上要起床六、七次。但是年老有年老的好处。有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发愁了。同女人没有来往，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有快三十年没有同女人睡觉了，你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找女人睡觉。”
温斯顿向窗台一靠。再继续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他正想要再去买杯啤酒，那老头儿忽然站了起来，趔趔趄趄地快步向屋子边上那间发出尿臊臭的厕所走去。多喝的半公升已在他身上发生了作用。温斯顿坐了一、两分钟，发呆地看着他的空酒杯，后来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腿已把他送到了外面的街上。他心里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好”这个简单的大问题就会不再需要答复了，事实上，即使现在，这个问题也是无法答复的，因为从那“古代世界”过来的零零星星少数几个幸存者没有能力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肠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象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经窜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这时他的思路忽然中断。他停下步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是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两旁的住房之间，零零星星有几家黑黝黝的小铺子。他的头顶上面挂着三个褪了色的铁球，看上去以前曾经是镀过金的。他觉得认识这个地方。不错！他又站在买那本日记本的旧货铺门口了。
他心中感到一阵恐慌。当初买那本日记本，本来是件够冒失的事，他心中曾经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地方来。可是他一走神，就不知不觉地走到这个地方来了。他开始记日记，原来就是希望以此来提防自己发生这种自杀性的冲动。他同时注意到，虽然时间已经快到二十一点了，这家铺子还开着门。
他觉得还是到铺子里面去好，这比在外面人行道上徘徊，可以少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他就进了门去。如果有人问他，他满可以回答他想买刮胡子的刀片。
店主人刚刚点了一盏煤油挂灯，发出一阵不干净的然而友好的气味。他年约六十，体弱背驼，鼻子很长，眼光温和，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他的头发几乎全已发白，但是眉毛仍旧浓黑。他的眼镜，他的轻轻的，忙碌的动作，还有他穿的那件敝旧的黑平绒衣服，使他隐隐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味，好象他是一个文人，或者音乐家。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好象倒了嗓子似的，他的口音不象普通无产者那么夸。
“你在外面人行道上的时候，我就认出了你，”他马上说。“你就是那位买了那本年轻太太的纪念本子的先生。那本子真不错，纸张很美。以前叫做奶油纸。唉，我敢说，五十多年来，这种纸张早已不再生产了。”他的眼光从镜架上面透过来看温斯顿。“你要买什么东西吗？还是随便瞧瞧？”
“我路过这里，”温斯顿含糊地说。“我只是进来随便瞧瞧。
我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买。”
“那末也好，”他说，“因为我想我也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他的软软的手做了一个道歉的姿态。“你也清楚；铺子全都空了。我跟你说句老实话，旧货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