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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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我们，很可能不炸了，而且是可靠消息。心里还是半信半疑，随后北京的何绍伟又来电话，也说不炸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离开，直到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坐到一边的地上休息喝水、吃饼干时我们才回到附近的车上，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肚子微微感到有些饿，这才想起，从昨天出发到现在只吃了几口干方便面，人在紧张的时候是不知道饿的。
四周开始沉寂下来，坐在车上怎么也睡不着，大约是凌晨四点钟，不远处人生嘈杂，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距我们五、六百米的一个子堤出现险情，江水已漫过堤面，几百名武警和民工正在拼命往堤上垒土袋。
8月17日凌晨7：00，我们得到明确的指示：返回，这时子堤的险情已经控制住。
这一天据水文部门测报沙市最高水位45。22米，创历史最高纪录，然而荆江大堤却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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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粮改第一炮／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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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见面会，是朱镕基就任共和国总理后第一次面对公众亮相，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会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领略了他那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和睿智机敏的语言风格。对于《焦点访谈》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位新总理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个栏目的喜爱：“感谢《焦点访谈》的工作”。所有看这场直播的《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无不备受鼓舞，有人甚至热泪盈眶。尽管之后的文字报道中，一些媒体删去了朱总理提到《焦点访谈》的内容，我宁愿相信这是他们醋溜溜的酸意。
很多人，自然也包括我，自此之后，把朱总理当成了“自己的人”，换一种说法，是我们的“后台”。
那次“两会”的最后一期专题是评述新一届政府组成的节目《天降大任》，恰好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做的。在报道完“两会”后，部里把我从《焦点访谈》记者二组调到新成立的中心组，负责《焦点访谈》的策划工作。
朱总理宣布了这届政府关于〃五项改革〃的目标：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税费改革）。这些政府的主要工作，自然也是《焦点访谈》选题策划的方向。
对于后三项改革，在《焦点访谈》的编务会上，大家的认识非常一致，认为都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极为符合《焦点访谈》节目的定位。对于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家则认为比较专业，不太适合电视表现，建议不作为重点。但对于粮改，却有一些分歧，有人认为是单一领域内的事情，面有些窄，大多数老百姓可能并不关心。
我当《焦点访谈》记者期间，农村跑得很多，对“三农”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我当时并不理解朱总理为什么把这项改革列为第一项改革举措，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在一般人眼里，粮食收购部门是一个穷单位，尽管国家确保粮食收购资金及时到位，但他们是过路财神，钱要兑付给农民，而粮食收储部门绝大多数是亏损的。然而在我采访中，不只一次发现，很多城市都有粮食部门经营的档次颇高的宾馆饭店，这钱是从哪来的，我始终怀疑。还有，一些县里财政一紧张，就从粮食部门拿钱，因为国家农业发展银行要向这些单位拨付足额的收购资金，穷单位反而成了钱柜。但是，这些钱被挪用后，农民卖粮后怎样拿回现金呢？只能是白条。
我记得看过一份材料，自1992年粮食收购政策改革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近30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一个亿。不到四年间，全国各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高达5400多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不足3300亿元，两者之间，整整亏空2000多亿元！这么一大笔巨款哪去了？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了，或者贪污腐败了。2000多亿元，占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近40％！用这笔钱，可以盖100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建上万个工厂，甚至可以再修一个三峡工程。
我把我的想法对当时主管《焦点访谈》的评论部主任袁正明讲了，他支持我的判断，让我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线索。
这之后，《焦点访谈》操作了住房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的系列节目，但都不成功，成为这些改革试点城市的经验介绍，没有什么社会反响。我更急切盼望能从“粮改”中打开局面。
但没有报道线索。
《焦点访谈》绝大多数舆论监督节目的线索都来自观众反映。对这个栏目来说，一旦没有线索，仿佛枪上没有了准星，找不到靶子，不知道往哪里打。而《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群众反映尽管很多，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趋同跟风。如果《焦点访谈》今天报道了一个卖土地问题，此后反映同样问题的来信来电就会蜂拥而至，成百上千计，给人感觉全中国到处都在乱卖、乱占耕地。我常常有这种感觉，中国的老百姓似乎认为《焦点访谈》报道了的才是问题，不报的就不是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没完没了报道同一类问题的，因此后面的跟风线索价值就大打折扣。
粮食收储部门既专业又封闭，一般人并不了解其中情况，而就是在其系统内部，一般的职工也不会了解内幕，加之《焦点访谈》对此报道不多，很多人想不到要反映此类问题也在意料之中。我那时特别盼望能有一个有创意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螃蟹的质量差点也行，因为只要这个螃蟹能抛出去，自然会有又大又肥的螃蟹上钩。
但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
4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会议。杨伟光台长大概是得到了什么指示，要求袁正明组织《焦点访谈》的相关报道。袁主任再一次找我，问情况怎样。我都快被逼疯了，想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先做一个演播室话题节目，但联系一圈，所有相关部门都一口回绝，甚至说正面报道也不来。看来，这潭水确实不浅。
我几乎绝望了。
这时，《焦点访谈》记者一组一位叫姜枚的年轻女记者救了我。
那时，她到《焦点访谈》没多久，也没播出过几个节目。她时常到我这个组里来同我“叨咕叨咕”选题，但基本上都被我“毙了”。这天她又带着五六封观众来信同我“切磋”，头三封信的内容我忘了，肯定没什么意思，但第四封信把我惊喜坏了，就差叫她姑奶奶了，我失态地一把将信抢了过来。
这是一封反映粮食系统内部问题的来信。因为姜枚不久前刚刚播出过一个节目，节目上有她的名字，所以来信是直接寄她本人的。
来信反映的是安徽省肥东县粮食局长叶宗炯利用职权，违法将国家储备粮库的180多万公斤粮食以陈次粮的名义，按3毛9分钱一斤的低价卖给肥东县金古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再以7毛多钱的高价倒卖到贵州，为了弥补国家储备库的缺损，粮食局又从市场上高价收购粮食充库，而粮库低价出高价进造成的近50万元亏损，由国家挂帐解决。粮食局之所以要做这种亏本买卖，是因为叶宗炯与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亲戚。
来信是匿名举报，但谈的问题却是有根有据，涉及的单位和人员也都有名有姓。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熟悉幕后交易的知情者的举报。
我感觉这是一条大鱼。但老实说，我对姜枚操作这个节目有些不放心，她是个新记者，经验不足，我害怕她把这来之不易的宝贵选题给“弄瞎”了。
这是一个比较难做的选题：内容比较专业，外行人不容易搞懂；题材涉及的政策性又很强，不弄清无法下手；而且，节目基本没有可供展开的情节，过程性的内容很少。这种没有故事性的节目，非常考验记者采访的功底和调查的经验。我开始设想用隐蔽拍摄的方法来取证，但当时天气已近初夏，那时用的隐性采访设备还很落后，没有厚重衣物的遮蔽很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题材涉及的采访对象都是在封闭的范围内，并不会与陌生的人打交道，所以“偷拍”很难成功，一旦被发觉，不仅前功尽弃，后面的采访连挽救的可能性都没有。
那么，取证的办法只剩下与被采访对象面对面地“硬碰硬”。
我很担心新记者的能力。但信是寄给人家本人的，选题是人家自己找的，又怎么好让姜枚把题目让出来呢？何况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好题。
我很为难。但最后还是尊重姜枚自己的意见。
我与她详细探讨了如何采访这个节目，设计了每一个细节。
我认为这个节目成功的关键是找到肥东县粮食局与金谷公司相互勾结的证据以及弄清两个单位负责人的关系，证实不了这两点，节目就成立不了。我建议她一定要先采访粮食局、粮库的人，在此之前切不可与金谷公司接触。我以为金谷公司虽然是一家私人企业，对付媒体的经验不多，但是我们一旦到这家公司，所有意图就会完全暴露。他们只要拖上10分钟，就会彻底完成通风报信的工作，相关单位和人员一旦建立攻守同盟，再有本事的记者也会无可奈何。而粮食局的官员们虽然精于对付记者的门道，但他们却不清楚你的采访内容和意图，用出其不意的手段容易取得突破，拿到证据。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先惊动金谷公司。如果这两家单位距离很近，要想办法不让别人见到你们进了粮食局，我一再叮嘱。
这时，朱镕基刚刚从安徽合肥（肥东县属于合肥市）考察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情况，从公开的报道中，已经透露出安徽的粮食企业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采访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当地的粮食部门会更加小心。
我不仅向姜枚详细介绍了有关粮改的政策和调查的步骤，而且根据我个人和其他同事的工作经验，向她“恶补”了一些具体的采访技巧。
——我建议她在采访时，想方设法让被采访者处于站立状态。因为当事人肯定会用谎言千方百计为自己推托。根据心理学的经验，人的肢体在没有依托时，说谎会更加困难，持久性更差。
——我提醒她在采访中要注意被采访者的眼神，因为人在试图遮掩一个东西时，眼神会下意识地往一个方向看，那里往往就隐藏着真相！我的一个同事就用这个方法成功找到了一件证据。
——我告诉她在采访第一家单位时，一定要表明自己什么都清楚了，对方只有“坦白交待”的份儿，不要再存侥幸；而一旦寻得证据，不要向以后的采访对象“透底”，要装作自己什么都不清楚。这样，会给采访增加冲突、情节和戏剧性，节目会更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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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枚也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由于我说她没有查账的经验，容易被蒙蔽，她立即给在吉林当会计的亲戚打电话，询问了很多知识性问题。
经过她所在组的制片人同意，姜枚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一名摄像上路了。
还好，采访的难度没有设想的那么大。不过，我传授的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土招”也都派上了用场。据姜枚事后讲，她首先找的是粮食局，但当时局长不在，她们又找到粮库，粮库正好在清账。姜枚请求看一下近一段时间的出库明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