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焦点访谈-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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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自称是村长，说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转了一天，问东问西的。什么也不买，到底是做什么的，让我们说清楚。这下瞎了，要是暴露了身份，安全倒没有问题，可霸州离北京只有一个小时路程，我们还没回去，他们先到了，节目恐怕就悬了。灵机一动，我们说到村委会一块去说清楚。其实在村子里转悠的时候，早就发现村委会就在村口，是离开村子的必经之路，到了那儿找个机会就可以一走了之。果然，村长骑着摩托前头带路，他进了村委会，我们一脚油，溜了。
后来我们想过如果跟村长一起到了村委会会发生什么。一个，可能会拍到一些更精彩的东西，对村里如此明目张胆制假造假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地方保护，节目也会更精彩；另一个，就是必须要亮明身份，那样一来，节目还真悬了。后来，看到节目拍了一个星期没人找、没人问，我们对当时的选择窃喜不已。
走到大路上，离村子好几公里远，以为安全了，决定打个电话向领导汇报一下情况。正在汇报之际，一辆面的载着六、七个小流氓模样的人把我们的车给围住了，这时柏领导在电话里一再叮嘱：赶快把带子保护好。
还好，对方自称是公安，要我们说说是干什么的。一看是公家人，心里踏实了。看了对方的证件后，我们说有事到市公安局去。也许我们开的是军车，加上我们一点不含糊，对方有点蒙了，没说几句就把这几个人给吓跑了。我们也赶快开溜，为了不再发生意外，中途再没停车。
回到家里以为万事大吉，该拍的全拍到了，又买了几捆电线，只要检测一下电线，证实电线质量有多差就大功告成了。可谁也没想到，两捆电线一检测除了一项有问题，其它的项目都合格，检测中心主任说：这帮造假的还真有一套，那样的条件，那样的设备，价格这么便宜，产品还是合格的，不服不行。
我们也不由得哑然失笑，这事也太滑稽了，辛辛苦苦拍了一趟，费了老大劲，弄回来个合格产品，你说乐不乐，这不白干了嘛。仔细想想，我们在买电线的时候说是买个样品，质量好的话，再进货，当时工厂老板左挑右挑，挑了两捆线给我们，我们以为这样的条件生产的肯定是劣质产品就没太在意，这下上了敌人当了。
还是领导有办法，给提供线索的线人又打了个电话，让他给我们买几捆他们生产的成品，就是要上柜台的那种，看看他举报的情况到底是真是假。线人可能是钱迷心窍了，特配合，买了线，在霸州市交给了我们。这回果然不错，电线质量差得是一踏糊涂，节目也顺利播出了。
回头想想，我们可能是帮了那个线人了，要是我们真的给了他钱，他带着我们在村里转一天，到节目播出的时候，村里那几百号人还不要了他的命，看来还是这样最好，他虽然少挣了点钱，起码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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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血的心痛／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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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采访事件次数的增加，随着编辑节目的技巧越来越老练，我的心还会为之滴血吗？——作者题记
根据中央领导指示，《焦点访谈》策划了三集关注农民工的节目，第一集是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环境，第二集是关注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第三集是关注农民工的生产安全。很荣幸，我有机会参与了第三集节目的制作，采访地点选在了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
因为根据手头掌握的信息：一来是清溪镇的五金厂多，每年发生的工伤事故有上千起，这个情况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二来清溪镇属于东莞市，东莞又是全国著名的“民工城市”，在东莞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就有600多万，从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我们无疑能了解到所有农民工普遍的遭遇。
按照预先的计划，采访进行得很顺利，后期编辑嘛，由于有了制片人叶老、主编余伟利老师以及关主任三位大小领导的严格把关，审片很成功，一遍就过了。审片领导一方面对农民工的悲惨遭遇给予无限同情，一方面又对那些黑了良心的私企业主们唯利是图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但也指示有几处那种血肉模糊的断手指画面冲击力太强，要换掉。
一进地下室的合成机房，王大姐就问我：“节目叫什么名字啊？”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合片子必须先有题”的规定，可我这个宝贝节目还没题呢？
还是王大姐善解人意：“我先帮你排着字幕，你就赶紧现想吧。”
望着显示器的画面上晃动着的一个又一个血淋淋的断指，我期望着这个标题既能体现出整个片子的精髓又能表达自己对农民工无限同情和悲哀的情绪。可我当时脑袋都快想破了，就是无法为它起出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
迫于无奈，我只好再次使用了老套路，求救于叶老。
叶老真好，对像我这样刚上路的新同志，他总是慈悲为怀、有求必应。果然十分钟后叶老回话了：“《断手之痛》怎么样？”
我以为，这句话真是跟天籁之音有得一比。
赶紧请示关主任，主任答复“就是它了。”
节目合成完的第二天，这个原本定的第三集变成第一集播出了，听说效果还不错。第二天在办公室就听到好几个人说“《断手之痛》这个标题好。”
其实在这个节目的背后，岂止是一个“痛”字所能诠释出作为编导我的内心感触呢！在为期四天的采访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了那么多躺在病床上的农民工，看到了他们如阳光一般富有朝气的脸庞和肿得跟莲藕一样用钢钉接起来的手。在这些人的身上都有着一个又一个声泪俱下的故事，断指为他们带来的除了肉体上的痛苦，更多的还是心灵里的伤害。而这种痛苦和伤害同样深深地感染了我，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忘却。
在广东东莞市清溪镇采访时，为了把情况了解得更全面些，我们还到了清溪镇的近邻樟木头镇医院，在那里我见到了伤势最严重刚住进院的一个湖南小伙子，一般的工人出工伤事故都是弄断三两个手指，而他的左手却是连手带半支胳膊都被机器切断了。这个小伙子才19岁，长得很英俊，是家里的独生子，出来打工还不到一年，他的父母在当天晚上得知儿子出事的消息后就在屋门口哭着坐了一夜，直到天亮等到了开往广东的第一班车。
我们走进这间病房的时候，这对父母正在吃盒饭，但很长时间也没看见他俩吃几口，小伙子的妈妈含着泪对我们说：“我们哪里还有胃口吃饭，孩子还这么小就连手也没有了，他的将来可怎么办？。”小伙子的爸爸坐在旁边低着头也落了泪，那天，正是这个小伙子满19岁的生日。
我原想把这个小伙子作为节目的主人公，但发现这个设想不具备操作性，因为他的工厂对他照顾得比较周到，不存在工伤纠纷的问题，因而在涉及到工伤赔偿这个环节时他就无法起到串联的作用，于是只好忍痛舍弃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这一家人的故事跟好几个同事都说起过，我不知道那个小伙子的老板会给他赔多少钱，不知道他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会怎么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小伙子原本灿烂平坦的人生会从此变得崎岖和坎坷。
而像他这样的受伤民工在广东不知道还有多少，在全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他们中有的受伤后连医药费都没有，有的想跟老板要回他们应得的赔偿比登天还难，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弱势群体”。他们太需要社会的关注，需要落到实处的关心，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说的比做的多。
我是个刚来一年多的新人，我相信我一定还会有机会再次接触到这些血淋淋的场面，只是我突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采访事件次数的增加，随着编辑节目的技巧越来越老练，我的心还会为之滴血吗？！
记得刚来《访谈》时，收到一封举报信都会觉得心潮澎湃，而现在看到来信连拆都懒得拆；记得刚来《访谈》时，在台门口看到上访的人总是忍不住停下脚步去看一看，心里会想着我能不能帮得上他们，而现在台门口上访的人依然有，他们哭得撕心裂肺，而我早已可以做到目不斜视，充耳不闻。
有人告诉我，这说明经过一年多在《访谈》的锻炼我已经变得成熟和老道了，可我自己却无数次地反问自己：这是否就是自己曾痛斥过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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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是条不归路／萧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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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销是条不归路》的选题最初是从关海鹰主任那里听说的，当时关主任打来一个电话，说：“杨继红那里有一个特别好的选题，传销的，特别好！你去了解一下吧！”
乍一听并没有怎么兴奋，心中暗想，又是传销，有什么好？
操起电话打给中心组，只听得杨继红老师那稳健而充满磁性的声音娓娓道来：“这是柳州刚刚破获的一个案子，是传销的下线杀上线，三个人杀了六个人，六个人呀！”
听说是一桩杀人案，立刻兴奋起来。马上给关主任回了一个电话，说：“好题好题！不错不错！杀人了耶！确实不错！”
电话那头传来关主任心照不宣的窃笑。
陈旭明
杀人嫌疑犯陈旭明、张广顺、高毓翀三个人都是沈阳人，说起话来东北口音很重，和所有的东北兄弟一样，这哥仨也特健谈。用柳州公安的话来说，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犯罪嫌疑人，还没问呢，就哗哗哗地往外说，拦都拦不住，记都记不过来……
陈旭明是三个犯罪嫌疑人中挑头的一个，也是在传销组织中位置仅次于被杀的六个人的传销头目。他以前当过兵，人很精明，用柳州公安的话说是“猴精猴精的，只可惜没用在正地方”。据说在审问陈旭明的过程中曾经有一花絮：审问进行到一半时，侦察局局长进屋来，陈旭明看了一眼这位局长，就说“进来的这位是个大官吧？”局长很奇怪，问他“何出此言？”陈旭明道“别人进来都是先探个脑袋，看看情况才进屋，只有你肚子朝前，推门就进，可见是个领导。”审问室里登时哄堂大笑。
但聪明反被聪明误，陈旭明精明了半天，最终却被自己从前的战友以做生
意的谎言骗进传销组织。他最大的缺点（陈旭明自己认为是优点）就是哥们义气太重，知道被骗后，开始挺生气的，但战友对他说，自己这样做其实也是为他好，为了让他来赚大钱的（传销组织的惯用之词），陈旭明也就抹不开面子跟战友老拳相向了。之后天天上课，天天学习，不知不觉被洗了脑。再后来，陈旭明的位置越做越高，逐渐摆脱了痴迷，也明白传销是怎么骗人的，但这时他真的开始赚到了钱。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陈旭明抛弃了道义。
“从那时开始就堕落了”“每一天都过得不快乐”“破罐破摔吧！”——在采访中，陈旭明不止一次这样说。而这样做的原因，据他自己解释，就是“自己的钱已经花出去了，怎么也得翻本呀？”
可是在传销组织里，除非你做到金字塔的顶端，否则是不可能翻本的。陈旭明空算计了一番，结果却没有挣到太多的钱。他很快发现，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做到C级经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走了，他们都是被打走的。传销组织最上头的六个人就是用这种方
